序:那個時代的風物世情
在我國的古典文學作品中,《金瓶梅》應是一個特例:作者對身世行跡的刻意隱藏,傳抄者對流播渠道的欲言又止,出版商對全本和真本的追蹤搜求,評點者的改寫重編、肯定否定……很少有一部小說如《金瓶梅》攜帶著這樣多的懸疑謎團,很少有一部小說如《金瓶梅》承載著這樣多的疵議惡評,亦很少有一部小說像它這樣深刻厚重、刺世警世、勾魂攝魄,吸引和震撼了一代又一代讀者。不少學者都把它與後來的《紅樓夢》相比較,論為中國小說史上的兩座高峰,而作為先行者的《金瓶梅》,更顯得命運多舛。
《金瓶梅》是一部奇書,又是一部哀書。作者把生民和社會寫得噓彈如生,書中隨處可見人性之惡的暢行無阻,可見善與惡的交纏雜糅,亦隨處可體悟到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他將悲憫哀矜灑向所處時代的芸芸眾生,也灑向巍巍廟堂赫赫公門,灑向西門慶和潘金蓮這樣的丑類。這裡有一個偉大作家對時政家國深沉的愛憎,有其對生命價值和生存形態的痛苦思索,也有文人墨客那與世浮沉的放曠褻玩。這就是蘭陵笑笑生,玄黃錯雜,異色成彩,和盤托出了明代社會的風物世情。
一、《金瓶梅》的流傳、刊刻與批評
早期的《金瓶梅》抄本,是在一個文人圈子裡秘密傳播的。有關該書傳世的條信息,今天所確知的是明萬歷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寫給董其昌的信:
《金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後段在何處?抄竟當於何處倒換?幸一的示。
這時的袁宏道在吳縣知縣任上,而董其昌以翰林院編修任皇長子講官,是年的春與秋曾兩次因事返鄉,二人的借書與傳抄大約在此期間。董氏在書畫和收藏方面負有盛名,擁有《金瓶梅》的抄本應不奇怪。而袁宏道在文壇亦是聲名漸起,短短信札,流露出急於得到下半部的渴望,以及對該書的高度評價。
《金瓶梅》從何處得來?我們看不到董其昌的回答。這位後來的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對自家文字當做過一番嚴格清理,因而看不到任何有關《金瓶梅》的記載。同樣,兩位較早藏有《金瓶梅》抄本的大人物——嘉靖隆慶間內閣首輔徐階和嘉靖大名士、後來的南刑部尚書王世貞,文集中也不見蛛絲馬跡。這種情形是可以理解的,那些個當世名公,有誰願意擔當收藏和傳播穢書的惡名呢!袁中郎之弟小修曾憶寫了與董其昌閑話《金瓶梅》的情景,董先說“極佳”,又說“決當焚之”,則前說出自真實感受,後來便是意在遮掩也。
徐階和王世貞皆活躍於嘉靖晚期,對小說中人物自有一種熟稔,其籍裡相去不遠,交往史亦復雜曲折,若推論其藏本來源相同,應是可能的。有意思的是董其昌、王稚登、王肯堂等早期傳抄者也都在蘇松一帶,而袁氏兄弟聽董其昌講說和借抄亦在此地。後二十年,該書的流播之跡時隱時現,而《金瓶梅詞話》也正式在蘇州問世,揭開了本書由傳抄轉為刊刻的歷史一頁。
今天所能見到的明清兩代《金瓶梅》刻本,因襲之路徑甚明,仍可分為三個繫統:
詞話本 又稱“萬歷本”,全十卷一百回,序刻於明萬歷四十五年(1617),為今知該書的早刻本。今存有四個藏本,經研究者比較,其在行格、字樣、內容以及卷首序跋的順序上均有差異,可知有原刻、翻印、再刻之別。該版本付刻倉促,校勘不精,許多回目仍處於備忘階段;瀋德符所稱“原本實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亦可於書中明顯見出。然則詞話本保留著大量的精彩描述,接近作者原創,因而也為讀者和研究者關注。
繡像本 又稱“崇禎本”,全二十卷一百回。其以詞話本為底本,進行了較多的文字加工,回目大為整飭。因文中多處避朱由檢之諱,加以所附繡像畫工多當時名手,一般認為刊行於崇禎間。曾有研究者根據首圖藏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百回插圖的“回道人題”,認為該版本的改定者為李漁,但此說尚待考定。
奇書本 又稱“張評本”,序刻於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評者張竹坡(1670-1698),徐州銅山人,名道深,字自德,竹坡其號也。竹坡以標標特出之纔而數困場屋,暇中發願評點《金瓶梅》,凡十餘日而完成,題為“奇書”,見識與纔情均異於常人。竹坡評點當以皋鶴草堂本為原本,初刻於徐州,而其底本則是崇禎本。奇書本一經問世,即盛行坊間,甚而至遮蔽了詞話本和崇禎本。
《金瓶梅》還在傳抄階段,對它的點評即行出現,如袁氏兄弟和屠本畯、瀋德符所記,如被轉錄的董其昌、湯顯祖諸人話語,均絕妙評語也;詞話本卷首三序,皆重在揭揚一部大書的主旨,而品陟不一;崇禎本之夾批眉批超過千條,精彩處更多;至竹坡評本出,不獨添加回前評和回末評,卷首更有總評、雜錄和讀法諸項,便於讀者多多;以後評者如清末南陵知縣文龍,亦有佳絕處,引起研究者注意。
二、宋朝的故事,明代的人物,恆久鮮活的世情
《金瓶梅詞話》當產生於明代嘉靖晚期的山東一帶。
今天雖不能確定《金瓶梅》誕生的具體年月,不能確知它經歷了一個怎樣的成書過程,但論其主體部分寫作於明嘉靖間應無大錯;同樣,雖不敢肯定作者究竟為何方人氏,不敢肯定書中所記為何地風俗,但論其方言習俗為山東地區也比較可信。
作為由《水滸》一枝再生成的森森巨木,《金瓶梅》似乎在續寫著趙宋的故事。既是“武松殺嫂”的放大樣,又是“水滸三殺”的精華版,而時隱時現的梁山好漢、嬉玩國事的大宋皇室、徽欽兩朝的重臣尤其是奸臣、北宋軍隊的不堪一擊和帝國淪亡,也都出入其間,穿插映襯。若細細閱讀,又覺得這個宋朝故事已被賦予了新的時代特征,覺得那皇帝更像明朝天子,將相亦略如明朝大臣,至於那州縣官吏、市井商賈、各色人等,無不被點染上中晚明的色澤。抄撮和蹈襲是不會產生偉大作品的。蘭陵笑笑生在揀用前書時文之際毫無遲疑,正在於他強烈的文學自信,在於他豐厚的藝術積累,在於他必定曲折的人生經歷,敘事中若不經意,解構重構,已將他人之作和他作之人化素,化為小說的零部件。於是故事仿佛還是那宋朝舊事,人名也多有《水滸》故人,而聲口腔範、舉手投足已是明代人物所特有。
蘭陵笑笑生展示的是一幅中晚明社會的全景式的生活畫卷。
作為英雄演義的《水滸傳》,敘述了一個接一個好勇鬥狠的故事,其場景常常是血沫遍地,卻也無以避免地要寫到世相和世情。而《金瓶梅》則以主要筆墨摹寫市井,以全部文字凸顯世情民風。西門慶在世之日何等赫赫揚揚,相交與追隨者亦多矣,而一旦長伸腳子去了,立刻就見出樣兒來。第八十回引首詩有“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一聯,引錄的是一句流傳已久的人劉埙嘗為之悵然慨嘆:
蓋趨時附勢,人情則然,古今所同也,何責於薄俗哉!
世情,又稱世風,向有“三十年一變”之說,是所謂移風易俗也;而自有文字記載至於今日,“趨時附勢”為世人所厭憎,更為世人所遵行,又何時何地真能脫出這十字俗諺?
《金瓶梅》以種種色色的人物、大大小小的事件、紛紛繁繁的世相,呈現了流淌在市井和廟堂的“冷暖”“高低”,也摹寫出世人的“看”與“逐”,真可稱樂此不疲、興味無窮啊!魯迅論《金瓶梅》:“描寫世情,盡其情偽。”一個“偽”字,穿越世情表層那常見的溫馨熱絡,而點出其本質的內涵。笑笑生不動聲色地敘寫和嘲諷世人和市井,嘲諷那萬丈紅塵和虛情假意,偽情籠罩,包蘊著熙來攘往的人們,包蘊著那個時代的風物和世相。那是明代人的生活,是他們的悲哀;或有很多很多,也是今人的生活,是我們仍不能擺脫的文化和精神痼疾。
閱讀《金瓶梅》,當然要唾棄西門慶、潘金蓮等人的惡行和丑事,但若僅僅如此,便降低了該書的整體價值和深長意蘊。
三、獸性、蟲性與人性
自打《金瓶梅》流傳問世,便有人將該書主人公西門慶喻為禽獸。他的巧奪豪取,他的貪贓枉法,他對女性的糾纏、占有與侵凌殘害,尤其是他那毫無節制的性行為,在在都顯現著類乎禽獸的特征。
這種情形又不是一種個例,也不限於男性。如潘金蓮的亂倫和群奸,她還有春梅那過於亢進無法抑制的性欲;如遍及整個社會、跨越僧俗兩界的貪婪,那對大小財富無恥無畏的追逐;如冷酷與嗜殺、追歡與狎妓、忘恩負義與無情反噬,都能見出禽獸的影子。《金瓶梅》展示的應是一種末世景像,而末世和亂世容易見到獸性的泛濫:劫財殺人的艄子陳三、翁八,謀害恩公的家奴苗青,構害舊主的吳典恩,拐財背主的伙計韓道國、湯來保、楊光彥……他們的行徑,又哪一種不粘連著獸性呢?文龍評曰“但睹一群鳥獸孳尾而已”,亦別有一種精闢。
古典小說戲曲中常有一些禽獸的化身:白猿、黑豬、鵬鳥、燕子,甚而至木魅花妖,皆可有人間幻相,亦多不離禽獸本性。吳月娘曾多次用“九尾狐”指斥潘金蓮,大約出典於傳衍已久的商紂故事,那奉命禍亂天下的千年狐精,一登場便令人印像深刻,從此便成了惡毒婦的代稱。而第十九回拿了老西銀子去打蔣竹山的兩個搗子——草裡蛇魯華和過街鼠張勝,其行止心性,也是更像獸類的。
與獸性相伴從的還有蟲性。像武大郎活著如蟲蟻般忍辱偷生,死亦如蟲蟻般飛滅,若非有一個勇武的二弟,有誰為他報仇呢?而其女迎兒,親父被害不去伸冤,父親死後屈身侍奉仇人,雖有一個勇武的叔叔,也絕不敢說出真相,的是一“蠅兒”也。《金瓶梅》以一個小縣城為主要場景,而市井中人多蟲性十足之輩,如老西會中兄弟常時節和白來創,如遊走於妓館間的架兒光棍,如當街廝罵的楊姑娘和孫歪頭,如哭哭咧咧的李瓶兒前夫蔣太醫,或也有風光得意的時候,但從整體上論定,怕也是更像一條蟲。
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承認,蟲性也是人性的基本內容之一。有意思的是《大戴禮記·易本命》曾以“蟲”概指宇宙間一切生靈,曰:
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為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有麟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為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為之長。
倮之蟲,即是指人。緣此便有了“蟲人”一詞,“蟲人萬千……相互而前”,寫出了人類在大自然中的抗爭與微末存在。唐玄宗將愛女壽安公主呼為蟲娘,溺愛與珍惜固在焉,而後世詩文中多以之代稱歌姬舞女,謔而虐也。“蟲娘舉措皆淹潤,每到婆娑偏恃俊”,柳永詞句,不正似為《金瓶梅》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之輩賦形寫意麼?
從達爾文進化論的觀念來看,則蟲性、獸性都應是人性嬗變蟬蛻之蛹,其在人性中的殘留亦在在有之。三者固大不同,然又常常糾結纏繞,與時消長,統一於人的生命過程中。《金瓶梅》卷首“酒、色、財、氣”《四貪詞》,哪一項不粘連著獸性或蟲性?又哪一條不彌散著人性的弱點呢?
許多事情是很難清晰界劃的。“一雙玉腕綰復綰,兩隻金蓮顛倒顛”,究竟寫的是情還是欲?是獸性還是人性?對於獸來講,獸性當然是無罪的;對於人而言,人性與獸性常又相互轉換包容。世情如斯,民風如斯,夫復何言!這就是《金瓶梅》的價值所在。作者肯定是痛絕西門慶、潘金蓮之類的,摹畫時卻非全用冷色。通讀該書,我們仍能從一派淫靡中發見人性之善:老西對官哥兒的慈父情懷,他對李瓶兒之死的由衷痛殤,讀來令人動容;而潘六兒以小米醬瓜贈磨鏡叟,她在母親死後的傷心流淚,當也出於人之常情。
作為一部世情書,蘭陵笑笑生寫了大量的惡官、惡民、惡念和惡行,也寫了惡人偶然或曰自然的善舉,以及普通人大量的麻木與作惡,而喪盡天良之人,書中卻一個未寫,不是嗎?
四、市井中的愛欲與風情
蘭陵笑笑生顯然是一個精擅戲曲的人,尤能見出他喜歡《西廂記》,在書中大量引用劇中曲文和意境,用以渲染西門慶以及陳經濟的密約私會,以至於令人產生疑問:作為古典愛情典範的《西廂記》,究竟是一個愛情故事?還是一個風情故事?
《金瓶梅詞話》開篇即聲稱要“引出一個風情故事來”,說的是老西與潘金蓮的那檔子事。若僅僅如此,又怎麼能成就一部大書?主人公還有一連串大大小小的風情故事,與李瓶兒的隔牆密約,與宋惠蓮的雪洞私語,與王六兒初試胡僧藥,與林太太的兩番鏖戰……其他還有春梅、迎春、如意兒、賁四家的、來爵媳婦等,或長或短,皆有過春風一度或數度,亦皆有一段情事或性事;老西死後,西門大院一度成了金蓮與女婿及婢女的麗春院,畫樓中,星月下,風朝月夕,胡天胡地,直至事情敗露被逐離;春梅在守備府漸成氣候,其與陳經濟經過一段曲折,也終於重新聚合,赫赫帥府很快便演為風月場,經濟與春梅、春梅與周義,還有那些個年輕養娘,又怎能不出些幺蛾子呢?
書中也有人不解風情,如吳月娘是也,否則碧霞宮與殷太歲一番遇合,清風寨當幾天壓寨夫人,則入於風情之中;有人不擅風情,孟玉樓是也,三次嫁人豈能說不解風情,卻不稱擅也,否則也不會有嚴州府與前女婿一段公案,搞得灰頭土臉,有口難辯。
書中有一些男女情事亦不宜稱風情,如老西狎妓多多,故事亦多,在他是花錢買歡,桂姐和愛月兒等則是謀生手段,去風情亦隔一塵;而孫雪娥先與舊僕來旺兒攜財私奔,後為虞候張勝情婦,又蠢又倔,殊少意趣,應也當不起“風情”二字。
風情是市井的亮色,是一道生命的異彩。風情多屬於承平時日,然在走向末世的路上常愈演愈烈。“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李隆基與楊玉環的帝妃之戀,正是因為離亂和悲情傳揚千古。《金瓶梅》中,幾乎所有的風情故事都通向死亡:李瓶兒、宋惠蓮、西門慶、潘金蓮、陳經濟、春梅、周義……一個個正值青春,一個個死於非命。哦,紅塵無邊,風情萬種,其底色卻是宿命與悲涼。
陷溺於愛欲之中的人多是無所畏忌的,死亡常又意味著一個新的風情故事正式登場。武大其死也,靈牌後西門慶與潘金蓮“如顛狂鷂子相似”;子虛其死也,李瓶兒一身輕松,“送奸赴會”;老西其死也,金蓮與小女婿嘲戲,“或在靈前溜眼,帳子後調笑”;金蓮其死也,陳經濟一百兩銀子買了馮金寶,“載得武陵春,陪作鸞鳳友”;經濟其死也,春梅勾搭上了家生子周義;春梅其死也,周義盜財而逃,被捉回亂棍打死。此時“大勢番兵已殺到山東地界,民間夫逃妻散”,梅者“沒”也,春梅,也就成了全書後一回的風情絕唱。
風情常是纏綿和華麗的,也是飄忽無定、轉瞬即逝的。我們讀《金瓶梅》,真該手執一柄“風月寶鋻”,一面是男歡女愛的恣縱,另一面則望見死神撲稜著黑翅膀降臨。永遠的喧囂,必然的寂寥,顯性的歡快,底裡的悲愴。世情涵括著風情,風情也映照傳衍著世情;世情是風情的大地土壤,風情則常常呈現為這土地上的花朵,盡管有時是惡之花。正因為此,所有的風情故事都有過一種美艷,又都通向一個悲慘的大結局。
五、《金瓶梅》的啟示
蘭陵笑笑生寫的是五百年前的風物世情,然那個時代離我們並不遙遠。《金瓶梅》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多重的——
其一,情色、情欲常常是難以分割的。世界上有沒有純粹的情?有沒有簡單直接的獸欲?有,但應是少量的。大量的則是二者一體化,難以切割地交纏雜糅在一起。在這個意義上來講,肯定情,否定欲,便有些矯情,有些荒唐。
其二,情和欲都要有度,都要有節制,都不可以放縱。不光是不可以縱欲,也不可以縱情。因為情一放縱便成了欲。情分七色,色色迷人。過分的情,就是濫情,也就是淫縱。
其三,末世中的芸芸眾生,情天欲海中的男男女女,其常態是歡樂的,其命運是悲涼的,是讓人悲憫的。書中西門慶等人生活的背景是一個末世,它是以北宋的末期展開故事,而以北宋之覆滅收束全書。《金瓶梅》作者也生於一個末世即將來臨的時代,腐敗朽敝的明王朝正一步步走向淪亡,他以耳聞目睹的人和事遙祭北宋,也以這些人和這些事為大明設讖,為數十年後的明清易代一哭。作者以一部大書證明:所有的末世都不僅僅是當政者和國家機器的罪過,而呈現出一種全社會的陷溺與沉迷,呈現為一種物欲和情欲的恣肆流淌。
其四,古典小說和戲曲中常用的復仇模式,那種濺血五步、快意恩仇的解決方式,比較起來,遠不如生命自身的規律更為深刻。《水滸傳》中,作惡與報應相連,西門慶死在武松拳頭之下;而在本書,西門慶則是一種自然死亡,他已經燈干油盡了啊!哪一種描寫更為深刻?當然是後者。讀者自能悟出,西門慶的死更是一種暴亡,三十三歲這麼年輕就死了,能自然嗎?於是便產生了敘事的復雜,產生了閱讀的悚惕,產生了審美的沉重與間離。
對文學作品的認識,從來都是見仁見智的,從來都是在探討和論辯詰難中加深的。《金瓶梅》尤其如此,其是一部精彩的書,也是一部蕪雜甚至常常流於寫作迷狂的書,是一部的確應作個別刪節的書。從作者和成書年代,到產生地域、流傳過程、人物分析、審美取向,這部書都存在著觀點完全對立的爭論。或也正因為這樣,纔彰顯了《金瓶梅》歷久彌新的文學成就和社會價值。評者所言,僅作為一點個人私見,請讀者和專家給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