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那個時代的風物世情
在我國的古典文學作品中，《金瓶梅》應是一個特例：作者對身世行跡的刻意隱藏，傳抄者對流播渠道的欲言又止，出版商對全本和真本的追蹤搜求，評點者的改寫重編、肯定否定……很少有一部小說如《金瓶梅》攜帶著這樣多的懸疑謎團，很少有一部小說如《金瓶梅》承載著這樣多的疵議惡評，亦很少有一部小說像它這樣深刻厚重、刺世警世、勾魂攝魄，吸引和震撼了一代又一代讀者。不少學者都把它與後來的《紅樓夢》相比較，論為中國小說史上的兩座高峰，而作為先行者的《金瓶梅》，更顯得命運多舛。
《金瓶梅》是一部奇書，又是一部哀書。作者把生民和社會寫得噓彈如生，書中隨處可見人性之惡的暢行無阻，可見善與惡的交纏雜糅，亦隨處可體悟到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他將悲憫哀矜灑向所處時代的芸芸眾生，也灑向巍巍廟堂赫赫公門，灑向西門慶和潘金蓮這樣的丑類。這裡有一個偉大作家對時政家國深沉的愛憎，有其對生命價值和生存形態的痛苦思索，也有文人墨客那與世浮沉的放曠褻玩。這就是蘭陵笑笑生，玄黃錯雜，異色成彩，和盤托出了明代社會的風物世情。
一、《金瓶梅》的流傳、刊刻與批評
早期的《金瓶梅》抄本，是在一個文人圈子裡秘密傳播的。有關該書傳世的條信息，今天所確知的是明萬歷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寫給董其昌的信：
《金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後段在何處？抄竟當於何處倒換？幸一的示。
這時的袁宏道在吳縣知縣任上，而董其昌以翰林院編修任皇長子講官，是年的春與秋曾兩次因事返鄉，二人的借書與傳抄大約在此期間。董氏在書畫和收藏方面負有盛名，擁有《金瓶梅》的抄本應不奇怪。而袁宏道在文壇亦是聲名漸起，短短信札，流露出急於得到下半部的渴望，以及對該書的高度評價。
《金瓶梅》從何處得來？我們看不到董其昌的回答。這位後來的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對自家文字當做過一番嚴格清理，因而看不到任何有關《金瓶梅》的記載。同樣，兩位較早藏有《金瓶梅》抄本的大人物——嘉靖隆慶間內閣首輔徐階和嘉靖大名士、後來的南刑部尚書王世貞，文集中也不見蛛絲馬跡。這種情形是可以理解的，那些個當世名公，有誰願意擔當收藏和傳播穢書的惡名呢！袁中郎之弟小修曾憶寫了與董其昌閑話《金瓶梅》的情景，董先說“極佳”，又說“決當焚之”，則前說出自真實感受，後來便是意在遮掩也。
徐階和王世貞皆活躍於嘉靖晚期，對小說中人物自有一種熟稔，其籍裡相去不遠，交往史亦復雜曲折，若推論其藏本來源相同，應是可能的。有意思的是董其昌、王稚登、王肯堂等早期傳抄者也都在蘇松一帶，而袁氏兄弟聽董其昌講說和借抄亦在此地。後二十年，該書的流播之跡時隱時現，而《金瓶梅詞話》也正式在蘇州問世，揭開了本書由傳抄轉為刊刻的歷史一頁。
今天所能見到的明清兩代《金瓶梅》刻本，因襲之路徑甚明，仍可分為三個繫統：
詞話本 又稱“萬歷本”，全十卷一百回，序刻於明萬歷四十五年（1617），為今知該書的早刻本。今存有四個藏本，經研究者比較，其在行格、字樣、內容以及卷首序跋的順序上均有差異，可知有原刻、翻印、再刻之別。該版本付刻倉促，校勘不精，許多回目仍處於備忘階段；瀋德符所稱“原本實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亦可於書中明顯見出。然則詞話本保留著大量的精彩描述，接近作者原創，因而也為讀者和研究者關注。
繡像本 又稱“崇禎本”，全二十卷一百回。其以詞話本為底本，進行了較多的文字加工，回目大為整飭。因文中多處避朱由檢之諱，加以所附繡像畫工多當時名手，一般認為刊行於崇禎間。曾有研究者根據首圖藏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百回插圖的“回道人題”，認為該版本的改定者為李漁，但此說尚待考定。
奇書本 又稱“張評本”，序刻於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評者張竹坡（1670－1698），徐州銅山人，名道深，字自德，竹坡其號也。竹坡以標標特出之纔而數困場屋，暇中發願評點《金瓶梅》，凡十餘日而完成，題為“奇書”，見識與纔情均異於常人。竹坡評點當以皋鶴草堂本為原本，初刻於徐州，而其底本則是崇禎本。奇書本一經問世，即盛行坊間，甚而至遮蔽了詞話本和崇禎本。
《金瓶梅》還在傳抄階段，對它的點評即行出現，如袁氏兄弟和屠本畯、瀋德符所記，如被轉錄的董其昌、湯顯祖諸人話語，均絕妙評語也；詞話本卷首三序，皆重在揭揚一部大書的主旨，而品陟不一；崇禎本之夾批眉批超過千條，精彩處更多；至竹坡評本出，不獨添加回前評和回末評，卷首更有總評、雜錄和讀法諸項，便於讀者多多；以後評者如清末南陵知縣文龍，亦有佳絕處，引起研究者注意。
二、宋朝的故事，明代的人物，恆久鮮活的世情
《金瓶梅詞話》當產生於明代嘉靖晚期的山東一帶。
今天雖不能確定《金瓶梅》誕生的具體年月，不能確知它經歷了一個怎樣的成書過程，但論其主體部分寫作於明嘉靖間應無大錯；同樣，雖不敢肯定作者究竟為何方人氏，不敢肯定書中所記為何地風俗，但論其方言習俗為山東地區也比較可信。
作為由《水滸》一枝再生成的森森巨木，《金瓶梅》似乎在續寫著趙宋的故事。既是“武松殺嫂”的放大樣，又是“水滸三殺”的精華版，而時隱時現的梁山好漢、嬉玩國事的大宋皇室、徽欽兩朝的重臣尤其是奸臣、北宋軍隊的不堪一擊和帝國淪亡，也都出入其間，穿插映襯。若細細閱讀，又覺得這個宋朝故事已被賦予了新的時代特征，覺得那皇帝更像明朝天子，將相亦略如明朝大臣，至於那州縣官吏、市井商賈、各色人等，無不被點染上中晚明的色澤。抄撮和蹈襲是不會產生偉大作品的。蘭陵笑笑生在揀用前書時文之際毫無遲疑，正在於他強烈的文學自信，在於他豐厚的藝術積累，在於他必定曲折的人生經歷，敘事中若不經意，解構重構，已將他人之作和他作之人化素，化為小說的零部件。於是故事仿佛還是那宋朝舊事，人名也多有《水滸》故人，而聲口腔範、舉手投足已是明代人物所特有。
蘭陵笑笑生展示的是一幅中晚明社會的全景式的生活畫卷。
作為英雄演義的《水滸傳》，敘述了一個接一個好勇鬥狠的故事，其場景常常是血沫遍地，卻也無以避免地要寫到世相和世情。而《金瓶梅》則以主要筆墨摹寫市井，以全部文字凸顯世情民風。西門慶在世之日何等赫赫揚揚，相交與追隨者亦多矣，而一旦長伸腳子去了，立刻就見出樣兒來。第八十回引首詩有“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一聯，引錄的是一句流傳已久的人劉埙嘗為之悵然慨嘆：
蓋趨時附勢，人情則然，古今所同也，何責於薄俗哉！
世情，又稱世風，向有“三十年一變”之說，是所謂移風易俗也；而自有文字記載至於今日，“趨時附勢”為世人所厭憎，更為世人所遵行，又何時何地真能脫出這十字俗諺？
《金瓶梅》以種種色色的人物、大大小小的事件、紛紛繁繁的世相，呈現了流淌在市井和廟堂的“冷暖”“高低”，也摹寫出世人的“看”與“逐”，真可稱樂此不疲、興味無窮啊！魯迅論《金瓶梅》：“描寫世情，盡其情偽。”一個“偽”字，穿越世情表層那常見的溫馨熱絡，而點出其本質的內涵。笑笑生不動聲色地敘寫和嘲諷世人和市井，嘲諷那萬丈紅塵和虛情假意，偽情籠罩，包蘊著熙來攘往的人們，包蘊著那個時代的風物和世相。那是明代人的生活，是他們的悲哀；或有很多很多，也是今人的生活，是我們仍不能擺脫的文化和精神痼疾。
閱讀《金瓶梅》，當然要唾棄西門慶、潘金蓮等人的惡行和丑事，但若僅僅如此，便降低了該書的整體價值和深長意蘊。
三、獸性、蟲性與人性
自打《金瓶梅》流傳問世，便有人將該書主人公西門慶喻為禽獸。他的巧奪豪取，他的貪贓枉法，他對女性的糾纏、占有與侵凌殘害，尤其是他那毫無節制的性行為，在在都顯現著類乎禽獸的特征。
這種情形又不是一種個例，也不限於男性。如潘金蓮的亂倫和群奸，她還有春梅那過於亢進無法抑制的性欲；如遍及整個社會、跨越僧俗兩界的貪婪，那對大小財富無恥無畏的追逐；如冷酷與嗜殺、追歡與狎妓、忘恩負義與無情反噬，都能見出禽獸的影子。《金瓶梅》展示的應是一種末世景像，而末世和亂世容易見到獸性的泛濫：劫財殺人的艄子陳三、翁八，謀害恩公的家奴苗青，構害舊主的吳典恩，拐財背主的伙計韓道國、湯來保、楊光彥……他們的行徑，又哪一種不粘連著獸性呢？文龍評曰“但睹一群鳥獸孳尾而已”，亦別有一種精闢。
古典小說戲曲中常有一些禽獸的化身：白猿、黑豬、鵬鳥、燕子，甚而至木魅花妖，皆可有人間幻相，亦多不離禽獸本性。吳月娘曾多次用“九尾狐”指斥潘金蓮，大約出典於傳衍已久的商紂故事，那奉命禍亂天下的千年狐精，一登場便令人印像深刻，從此便成了惡毒婦的代稱。而第十九回拿了老西銀子去打蔣竹山的兩個搗子——草裡蛇魯華和過街鼠張勝，其行止心性，也是更像獸類的。
與獸性相伴從的還有蟲性。像武大郎活著如蟲蟻般忍辱偷生，死亦如蟲蟻般飛滅，若非有一個勇武的二弟，有誰為他報仇呢？而其女迎兒，親父被害不去伸冤，父親死後屈身侍奉仇人，雖有一個勇武的叔叔，也絕不敢說出真相，的是一“蠅兒”也。《金瓶梅》以一個小縣城為主要場景，而市井中人多蟲性十足之輩，如老西會中兄弟常時節和白來創，如遊走於妓館間的架兒光棍，如當街廝罵的楊姑娘和孫歪頭，如哭哭咧咧的李瓶兒前夫蔣太醫，或也有風光得意的時候，但從整體上論定，怕也是更像一條蟲。
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承認，蟲性也是人性的基本內容之一。有意思的是《大戴禮記·易本命》曾以“蟲”概指宇宙間一切生靈，曰：
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為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有麟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為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為之長。
倮之蟲，即是指人。緣此便有了“蟲人”一詞，“蟲人萬千……相互而前”，寫出了人類在大自然中的抗爭與微末存在。唐玄宗將愛女壽安公主呼為蟲娘，溺愛與珍惜固在焉，而後世詩文中多以之代稱歌姬舞女，謔而虐也。“蟲娘舉措皆淹潤，每到婆娑偏恃俊”，柳永詞句，不正似為《金瓶梅》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之輩賦形寫意麼？
從達爾文進化論的觀念來看，則蟲性、獸性都應是人性嬗變蟬蛻之蛹，其在人性中的殘留亦在在有之。三者固大不同，然又常常糾結纏繞，與時消長，統一於人的生命過程中。《金瓶梅》卷首“酒、色、財、氣”《四貪詞》，哪一項不粘連著獸性或蟲性？又哪一條不彌散著人性的弱點呢？
許多事情是很難清晰界劃的。“一雙玉腕綰復綰，兩隻金蓮顛倒顛”，究竟寫的是情還是欲？是獸性還是人性？對於獸來講，獸性當然是無罪的；對於人而言，人性與獸性常又相互轉換包容。世情如斯，民風如斯，夫復何言！這就是《金瓶梅》的價值所在。作者肯定是痛絕西門慶、潘金蓮之類的，摹畫時卻非全用冷色。通讀該書，我們仍能從一派淫靡中發見人性之善：老西對官哥兒的慈父情懷，他對李瓶兒之死的由衷痛殤，讀來令人動容；而潘六兒以小米醬瓜贈磨鏡叟，她在母親死後的傷心流淚，當也出於人之常情。
作為一部世情書，蘭陵笑笑生寫了大量的惡官、惡民、惡念和惡行，也寫了惡人偶然或曰自然的善舉，以及普通人大量的麻木與作惡，而喪盡天良之人，書中卻一個未寫，不是嗎？
四、市井中的愛欲與風情
蘭陵笑笑生顯然是一個精擅戲曲的人，尤能見出他喜歡《西廂記》，在書中大量引用劇中曲文和意境，用以渲染西門慶以及陳經濟的密約私會，以至於令人產生疑問：作為古典愛情典範的《西廂記》，究竟是一個愛情故事？還是一個風情故事？
《金瓶梅詞話》開篇即聲稱要“引出一個風情故事來”，說的是老西與潘金蓮的那檔子事。若僅僅如此，又怎麼能成就一部大書？主人公還有一連串大大小小的風情故事，與李瓶兒的隔牆密約，與宋惠蓮的雪洞私語，與王六兒初試胡僧藥，與林太太的兩番鏖戰……其他還有春梅、迎春、如意兒、賁四家的、來爵媳婦等，或長或短，皆有過春風一度或數度，亦皆有一段情事或性事；老西死後，西門大院一度成了金蓮與女婿及婢女的麗春院，畫樓中，星月下，風朝月夕，胡天胡地，直至事情敗露被逐離；春梅在守備府漸成氣候，其與陳經濟經過一段曲折，也終於重新聚合，赫赫帥府很快便演為風月場，經濟與春梅、春梅與周義，還有那些個年輕養娘，又怎能不出些幺蛾子呢？
書中也有人不解風情，如吳月娘是也，否則碧霞宮與殷太歲一番遇合，清風寨當幾天壓寨夫人，則入於風情之中；有人不擅風情，孟玉樓是也，三次嫁人豈能說不解風情，卻不稱擅也，否則也不會有嚴州府與前女婿一段公案，搞得灰頭土臉，有口難辯。
書中有一些男女情事亦不宜稱風情，如老西狎妓多多，故事亦多，在他是花錢買歡，桂姐和愛月兒等則是謀生手段，去風情亦隔一塵；而孫雪娥先與舊僕來旺兒攜財私奔，後為虞候張勝情婦，又蠢又倔，殊少意趣，應也當不起“風情”二字。
風情是市井的亮色，是一道生命的異彩。風情多屬於承平時日，然在走向末世的路上常愈演愈烈。“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李隆基與楊玉環的帝妃之戀，正是因為離亂和悲情傳揚千古。《金瓶梅》中，幾乎所有的風情故事都通向死亡：李瓶兒、宋惠蓮、西門慶、潘金蓮、陳經濟、春梅、周義……一個個正值青春，一個個死於非命。哦，紅塵無邊，風情萬種，其底色卻是宿命與悲涼。
陷溺於愛欲之中的人多是無所畏忌的，死亡常又意味著一個新的風情故事正式登場。武大其死也，靈牌後西門慶與潘金蓮“如顛狂鷂子相似”；子虛其死也，李瓶兒一身輕松，“送奸赴會”；老西其死也，金蓮與小女婿嘲戲，“或在靈前溜眼，帳子後調笑”；金蓮其死也，陳經濟一百兩銀子買了馮金寶，“載得武陵春，陪作鸞鳳友”；經濟其死也，春梅勾搭上了家生子周義；春梅其死也，周義盜財而逃，被捉回亂棍打死。此時“大勢番兵已殺到山東地界，民間夫逃妻散”，梅者“沒”也，春梅，也就成了全書後一回的風情絕唱。
風情常是纏綿和華麗的，也是飄忽無定、轉瞬即逝的。我們讀《金瓶梅》，真該手執一柄“風月寶鋻”，一面是男歡女愛的恣縱，另一面則望見死神撲稜著黑翅膀降臨。永遠的喧囂，必然的寂寥，顯性的歡快，底裡的悲愴。世情涵括著風情，風情也映照傳衍著世情；世情是風情的大地土壤，風情則常常呈現為這土地上的花朵，盡管有時是惡之花。正因為此，所有的風情故事都有過一種美艷，又都通向一個悲慘的大結局。
五、《金瓶梅》的啟示
蘭陵笑笑生寫的是五百年前的風物世情，然那個時代離我們並不遙遠。《金瓶梅》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多重的——
其一，情色、情欲常常是難以分割的。世界上有沒有純粹的情？有沒有簡單直接的獸欲？有，但應是少量的。大量的則是二者一體化，難以切割地交纏雜糅在一起。在這個意義上來講，肯定情，否定欲，便有些矯情，有些荒唐。
其二，情和欲都要有度，都要有節制，都不可以放縱。不光是不可以縱欲，也不可以縱情。因為情一放縱便成了欲。情分七色，色色迷人。過分的情，就是濫情，也就是淫縱。
其三，末世中的芸芸眾生，情天欲海中的男男女女，其常態是歡樂的，其命運是悲涼的，是讓人悲憫的。書中西門慶等人生活的背景是一個末世，它是以北宋的末期展開故事，而以北宋之覆滅收束全書。《金瓶梅》作者也生於一個末世即將來臨的時代，腐敗朽敝的明王朝正一步步走向淪亡，他以耳聞目睹的人和事遙祭北宋，也以這些人和這些事為大明設讖，為數十年後的明清易代一哭。作者以一部大書證明：所有的末世都不僅僅是當政者和國家機器的罪過，而呈現出一種全社會的陷溺與沉迷，呈現為一種物欲和情欲的恣肆流淌。
其四，古典小說和戲曲中常用的復仇模式，那種濺血五步、快意恩仇的解決方式，比較起來，遠不如生命自身的規律更為深刻。《水滸傳》中，作惡與報應相連，西門慶死在武松拳頭之下；而在本書，西門慶則是一種自然死亡，他已經燈干油盡了啊！哪一種描寫更為深刻？當然是後者。讀者自能悟出，西門慶的死更是一種暴亡，三十三歲這麼年輕就死了，能自然嗎？於是便產生了敘事的復雜，產生了閱讀的悚惕，產生了審美的沉重與間離。
對文學作品的認識，從來都是見仁見智的，從來都是在探討和論辯詰難中加深的。《金瓶梅》尤其如此，其是一部精彩的書，也是一部蕪雜甚至常常流於寫作迷狂的書，是一部的確應作個別刪節的書。從作者和成書年代，到產生地域、流傳過程、人物分析、審美取向，這部書都存在著觀點完全對立的爭論。或也正因為這樣，纔彰顯了《金瓶梅》歷久彌新的文學成就和社會價值。評者所言，僅作為一點個人私見，請讀者和專家給予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