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16年，我出版了部詩集《待春風》，三年來，我又陸續寫下近百首詩和一部兩萬多字的“詩話”，我覺得它們可以構成另一部詩集了。我為這部詩集取名為“未定之秋”——它是對我個人生活狀態的描摹。

細心的讀者告訴我：他們從《待春風》中讀出了作者從青少年到邁入中年的心路歷程。沒錯，我就是這樣在詩歌中隱隱約約地披露著自己，《未定之秋》依然如故，它記載著我對世相的觀察、我的生活和夢魘、我對歷史悲劇的一再的嘆息和沉思（從歷史人物到整體的歷史感），它們像煙霧一樣翻滾在我的胸中——有時，那種個人在現實、歷史的交疊中的焦灼感、“撕裂感”（借用我的學生、詩人魏全明的評語），幾乎達到了重搖滾的主唱或吉他手的情緒。

21世紀之後，詩人在劇院裡、在廣場上、在工廠裡高吟詩歌，激起人群熱切的浪花的日子，已成遙遠的歷史。古典中國文士在詩酒文會上淺斟低唱的文化生活也一去不復返矣。而今真正的詩人，大抵隻能獨居書房，敲打鍵盤，寫下自己隱秘的心聲。人類文學的音強在持續減弱。我們都像土撥鼠，抑或是莊子筆下翱翔於蓬蒿之間的斥。這是一個文化英雄退隱的時代。然而，鍥而不舍的、把文學視為人類奮鬥事業的一股永恆力量的創作，就是對人類精神力量的一種篤定的信念。在奧斯維辛之後，詩仍舊要寫下去。因為奧斯維辛以來，人類的悲劇並未終止；美，也從未停止對我們的安慰。

我會時常念及詩的意義問題。關於詩思、詩情、詩藝，從去年4月到今年3月，我用“詩話”的形式，寫下了一些我的詩學見解、創作體會，命名為“北冥詩話”。它將有助於讀者了解我的詩歌。

前些日子，我又忽地想起《待春風》出版後，2017年3月某日，《天水晚報》記者馬楠對我做的一個專訪，這是一次認真的訪談，也是我目前的一個專訪。雖內容不多，但話題圍繞著詩歌，我覺得將此文編入我的第二部詩集中，可以使其內涵更豐富。

有個小故事。因為我給外地的師友郵寄《待春風》，結識了順豐快遞小哥王文劍，我的很多書都經他之手到達朋友手中。一日，我想到這個衝寒冒暑、鎮日奔走的兄弟，想到他電話裡的聲音——“好的，趙老師，我等會兒就來”，還有他憨厚的笑容，便想：詩集不能隻給文人讀，這位兄弟把我的詩集接來送去，但我沒問他想不想要一本。他會作何感想？於是，我就給王文劍送了一本《待春風》。過了些日子，一天，我收到王文劍的一則微信，他說：“趙老師，讀你的詩覺得很舒服，就像陽光透過樹林的葉子照射下來的感覺。”——我被這位快遞小哥的評語打動了！一個詩人能得到如此美好的評語，足矣。

願詩歌永遠照耀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