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10年11月，我在《鳥語林》的後記中信誓旦旦地說：“希望下一個十年我可以寫得更多一點。”從那會兒算起，到現在整八年了，但是我並沒有如自己所願寫得更多一點，有幾年實際上寫得更少了。就在2010年，經不住友人誘勸，我以超過不惑之年重新到學校回爐。我沒料到，這一“回爐”就是五年，更沒料到讀書期間幾乎跟寫詩這件事完全斷了緣。這幾年中，我寫過的全部詩作不超過個位數。這本詩集收入2010年的詩7首，但都寫於這年入學之前；收入2011年1首、2012年1首、2013年2首、2014年1首——這幾乎就是我在“回爐”期間寫作上的全部成績。要是事先知道這個結果，我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決心二次邁入校門。2015年結束這一段漫長的學業，我纔漸漸恢復寫詩。事實上，收入這個集子的詩大多寫於2015年9月到2017年底這兩年多的時間。2018年工作變動以後，因為要適應新的環境，寫詩又少了，但好歹還利用暑假時間寫了一點，本書收了其中12首，勉強比2010到2014年那幾年強一點。

本書分為三輯。輯收2010至2018年短詩97首，輯內按寫作時間排序。第二輯收三個組詩，合計27首，輯內按寫作時間排序。第三輯為“截句”102首。這組東西本來是應蔣一談兄之約稿而寫，蔣兄當時正倡導“截句”，主持出版了一大套“截句”集，計劃出第二套，並向多位朋友約了稿。我很鄭重地當個事來做。但等我如約寫完的時候，蔣兄卻閉關去了，很長時間毫無消息。等蔣兄結束閉關，也不再提這事，估計那一大套“截句”市場反響難如所願，這第二套的計劃也就泡湯了。雖然蔣兄不要這些東西了，我自己當然還要敝帚自珍，故權收於此，也算給當時付出的心血一個交代。

我這些年寫過的詩當然比收在這裡的要多一些。出於不同的理由，我在之前已經編就的一個集子基礎上，剔除了一部分詩作，有些詩的剔除讓我如釋重負，有些詩的剔除則私心還不免有些割舍不下。但限於目前的條件，也隻好如此了。希望以後可以給那些也許還有點價值的小東西一個適當的歸宿。

我曾經相信易卜生的話“孤獨的人有力量”，把自己置於世界的反面，把詩歌理解為說“不”的力量。世界當然有很大的問題，詩歌也要說“不”。事實上，現代詩歌自波德萊爾以來一直在說“不”，這是一個光榮的傳統。但是就其源頭而言，詩歌是作為“是”的力量與人類發生關聯的，用駱一禾的話說，它是“創世的‘是’字”。這個“是”是對世界的肯定和贊頌，是“我”與世界的合體與重新合體。用文學的語言說，“是”纔是可供我們棲居的心願之鄉。人隻有居於“是”，纔能居於世界。居於“不”的人們，隻能是永遠的漂泊者。從另一方面講，詩歌的“不”也必以這個“是”為基礎。沒有“是”為指歸的“不”，是沒有準星的槍，沒有方向盤的車，是沒有心的身。近十年來，我在一些場合反復談到建立一種“幸福的詩學”的可能性，但應者寥寥，反對者倒頗不少。在一種現代性的評判標準中，詛咒被認為是一種高於贊頌的行動，恨也比愛更有力量。張棗的話很典型：“誰相信人間有什麼幸福可言，誰就是原始人。”張棗的道理，我完全理解，世界如此不堪，詩人乃不得不和痛苦同臥同起。但我不同意張棗由此延伸出的對詩人和世界關繫的認知。在張棗看來，我們和世界的關繫，就像一場不幸的婚姻，而且沒有任何擺脫的希望。我以為，這種認知某種程度上恰是現代詩人或現代知識者的一種自欺，它把一種現代性的現像固化了，而且本質化了。但生命是一種先於現代，也長於現代的事實。生命就是“是”本身，活著就是“是”本身。站在“是”的反面，也就是站在生命的反面，也就是站在詩的反面——詩是生命的同義語，而不是死亡的同義語。海子被認為是一個迷戀死亡、贊頌死亡

的詩人，但他的詩並不迷戀死亡，也不贊頌死亡。他說：“我必將失敗，但詩歌本身以太陽必將勝利。”在海子的例子中，可以說詩以其“是”的力量反對了詩人的“不”。實際上，張棗的詩也反對了他自己。張棗詩中迷人之處並不是它對世界的詛咒、恨，或者張棗作為詩人對這個世界的厭煩，他的頹廢，他的厭倦，而是它展現了一種幸福的可能。張棗詩歌中那個溫柔的聲音，其引人向往之處正是來自幸福本身，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漢語的“甜”本身。有迷戀死亡、贊頌死亡的詩人，但沒有迷戀死亡、贊頌死亡的詩。詩是對生活的渴望，這種渴望的力量是贊頌的力量。生活所賴於建立的東西纔是生活的真實。詛咒不能建立生活，惟有贊頌建立生活。這是從太陽中取出火和光的力量，也是在地獄的寒冰中依然堅持信仰太陽和光明的力量。這是確信“詩以太陽必將勝利”的力量。詩人或許失敗，但詩本身必將勝利，因為詩和生命，和太陽在一起。

以上算是我對多年寫作經歷的一個反思和辯解。此外，我想在這裡就《故園，心史》《返魂香》兩個組詩再啰嗦幾句。這兩個組詩原本都是計劃寫一本詩集的，也有大致的構想，但是俗務紛雜，看來一時還難以完成預想的目標，隻好作為組詩暫收於此。這些東西，就題材而言，很容易被人認為是在向傳統致敬和回歸。它們當然是一種致敬，對那些曾經在我們歷史上活過的人物和他們至今依然生機勃然的創造，但它們卻不是回歸。所謂回歸，總是把傳統和歷史看作已經過去了、固化了的東西。但對我來說，它們更多的是一種現實，依然活生生的現實。蘇軾或者杜甫，陶淵明或者李商隱，對我並不比郭沫若、艾青、穆旦更缺少現實，當然也不比惠特曼、埃利蒂斯、米沃什更現實。過去強有力的詩人，無論古今中外，都是人類心理的事實，創造的事實，也是我們面臨的重要的現實之一。或者說，無論在我們和陶淵明、杜甫、李商隱、蘇軾之間，還是在我們和惠特曼、埃利蒂斯、米沃什之間，同樣存在一種神秘的詩歌友誼，這種友誼激勵我們，就像我們從當代詩人的友誼中得到激勵一樣。這種友誼始終是一種活的情誼，據此，“四海之內皆兄弟”這句話，或應改成“宇宙之內皆兄弟”——《淮南子》說“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中國人的宇宙觀一直是包括了時間之維的。我要強調的是，我試圖在這些詩裡達到的和其他看起來更“現實”的詩作並無不同，那就是對人與世界的理解和對人、語言的創造可能的接近。對於古典詩歌作為一個“整體”的傳統，我有自己的保留意見。《返魂香》中的一部分曾應詩人張耳之約在“紐約詩刊”公號發布過。當時曾為這些詩寫過一個說明，現在大致也還能代表我的意見，不妨抄錄如下：

古典詩歌有點類似在畫上作畫，一層層的油彩疊加，看起來斑斕極了，絢爛極了，但是畫者的本意也在層層疊加的油彩中掩蔽了，失落了。詞的情況尤其如此。這些以詞牌為題的詩，也許有人會認為我是在向古典詩歌致敬，其實我是在尋回那個失去的、被掩蔽的東西。向古典詩歌致敬的詩人已經太多了，增加或減少我一個，對古典詩歌都無所損益。我要做的是，揭開、刮去那層層的油彩，回到音樂初被發明的那一刻，呈現那一刻的生命的知覺和感動，再現那一刻的完整的心。而那一刻也就是此刻，你我所在的此刻。此刻的心古今相通，而那些不斷附麗、增飾的油彩則是多餘的。是的，隻有此刻，纔是源頭，纔是真正的詩。如果你認為我是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事，那麼，我也可以說我在做的事是一種發明。

在這些詩裡，我的語言、形式、想像都是自由的。因為隻有依靠自由，我們纔能接近那個真正的源泉。

此外的話都在詩裡了。就此打住。

                                         2018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