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巴別塔的兒女
王家新
在中國新詩史上，我認同的是20世紀40年代“西南聯大詩人群”的傳統。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和環境裡，這個“詩人群”，無論是“師長一代”（聞一多、朱自清、馮至、李廣田、卞之琳等前輩詩人），還是新銳的“學生一代”（穆旦、鄭敏、杜運燮、袁可嘉、王佐良等），不僅堅守了“五四”新詩的傳統，還以其對“現代性”的銳意追求，把中國新詩推向了一個新的更令人矚目、也更富有生機的階段。縱觀百年新詩，“西南聯大詩人群”不僅構成了那個時代的一道“奇觀”，而且他們對此後的新詩發展——尤其是自《九葉集》出版以來，對中國當代詩歌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的確，在“文革”結束後的思想解放氛圍中推出的《九葉集》（1981），堪稱新詩史上一個重大的“考古發現”，它不僅發現了九位“被埋葬”的優秀詩人，而且將那個年代中國新詩對“現代性”的追求及其藝術成就令人驚異地展現出來。當然，在《九葉集》剛出版的那些年月，人們主要是從創作的角度來看那一代詩人的追求和貢獻的，而在今天看來，他們對中國新詩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還要把他們的翻譯包括進來。《九葉集》中的穆旦、陳敬容、鄭敏、袁可嘉等人，以及未收入《九葉集》、但同樣是西南聯大出身的王佐良，不僅是詩人，還都是各有成就的優秀譯者。他們不僅以其創作參與和推動了中國新詩的求索和建設，而且合力塑造了“詩人作為譯者”這一“現代傳統”。他們富有創造性的譯作影響了數代中國詩人和讀者，構成了百年新詩有價值和光彩的一部分，成為留給我們的重要資源和遺產。
我一再感到，這一傳統——“詩人作為譯者”——的重建，不僅對於詩人們自己的創作十分有益，而且對於繼續推動中國詩歌的發展及其與世界文學的對話也至關重要。
而這一傳統的重建，在我看來，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主要就是由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後更名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執教的王佐良先生所推進和承擔的。可以說，他堪稱他那一代詩人翻譯家的後一位傑出代表。作為一個西南聯大時期的現代主義詩人，王佐良先生在五六十年代完全轉向了詩歌翻譯和對外國文學的譯介、研究工作，而在“文革”結束後，他又回到了“早年的愛”，並以其詩人的敏感和責任感，延續和拓展著“西南聯大詩人群”對“現代性”的追求。他在80年代初期對羅伯特·勃萊、詹姆斯·賴特等美國“新超現實主義”或“深度意像”詩人的發現性譯介，深深影響了那個年代中國的年輕詩人，在詩壇造成了一種新的風氣；他後來對奧登等詩人的翻譯，則帶著他的全部敏感和多年的譯詩經驗，透出了一種高超的技藝和語言功力，真正體現了如卞之琳先生所說的“譯詩藝術的成年”。不僅如此，王佐良先生還肩起了一份責任，那就是對中國新詩“詩人譯詩”這一傳統進行回顧、總結和闡發。他的詩歌觀、翻譯觀，他對“現代敏感”的強調，他對語言的特殊關注，他對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傳統的重新塑造，都一再地激勵和啟迪著我們。可以說，我們這一代詩人和譯者無不受惠於王佐良先生。
正因為如此，我和許多中國詩人一樣，在那時會常常把目光投向“北外”，因為那裡有這樣一位為我們所高度認同的詩歌前輩和翻譯大家。我們不僅關注王佐良先生自己的著譯，還關注北外編輯出版的《外國文學》（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和很多中國詩人都訂閱有這份雜志）。我就是在這種“認同感”的作用下，自80年代後期以來，不僅關注北外的詩歌活動和學生文學社團，也先後認識了像王偉慶（少況）、李笠、樹纔、金重、高興、黃康益、駱家、李金佳、姜山等年輕的北外詩人和譯者們。
的確，我對他們感到親近，不僅是因為他們熱情，滿懷著80年代特有的詩歌理想，還在於他們大都是王佐良先生的學生；不僅在於他們投身於詩歌，還在於在他們身上都“攜帶著一個譯者”。我們在一起可以談論我們所熱愛或感興趣的那些詩人，如夏爾，如特朗斯特羅姆，如安妮·塞克斯頓。詩人多多當年就很看重王偉慶、金重、樹纔的翻譯，在筆記本上抄滿了他們的譯作。我自己願接近的，也正是這一類詩人兼譯者的年輕同道。或者用策蘭的一個說法，我願意和他們在一起，因為我們都是“從兩個杯子喝酒”的人。我難忘和他們在一起日夜談詩、日夜從兩個杯子“暢飲”的那些時光！
也不知為什麼，我會經常把詩和詩人與學外語聯繫在一起，比如穆旦等西南聯大那一批年輕詩人，大都是“外語繫出身”，卞之琳、馮至、戴望舒，也都是“外語繫出身”，臺灣地區的一些詩人如餘光中、楊牧和後來的陳黎、陳育虹等人，也都是“外語繫出身”。我自己曾一再後悔上大學讀的是中文繫而不是外語繫，那就隻得靠“自學”了。我這樣講，並非因為對我們自己的母語“沒有感情”，而是正如我翻譯的英籍德語流亡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卡內蒂所說：“語言發現它的青春源泉，在另一種語言中。”這些，我自己在閱讀、翻譯和寫作的過程中都一再地體會到了。因此，我一直對外語學院懷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在我看來，比起中文繫，那裡更有可能成為一個“詩的搖籃”（當然，好是有王佐良、葉公超這樣的老師！王佐良且不說，葉公超當年在清華外語繫任教，就帶出了卞之琳、趙蘿蕤這樣的學生詩人譯者）。兩三年前北外的學生文學社團采訪我，我還稱他們是“巴別塔的兒女”（這裡借用了喬治·斯坦納的一個說法：“我們的文學是巴別塔的兒女”）。北外，作為一個擁有那麼多外語學科的學校，它本來就是一座“詩歌巴別塔”，從收入本集的“九葉”來看，如李笠（瑞典語），樹纔、李金佳（法語），少況、金重（英語），高興（羅馬尼亞語），駱家（俄語），就是一個例證（其實，從北外出來的詩人譯者還有現居澳門的姚風，他學的是葡萄牙語）。而我之所以用“巴別塔的兒女”做這篇序文的題目，也在於其更普遍層面上的意義：所謂“全球化”時代也好，歌德意義上的“世界文學”時代也好，都是穿越巴別塔的時代；在現在，在將來，無論創作還是翻譯，我們也隻有在穿越“巴別塔語言變亂”中纔能練就一種更敏銳的詩歌聽力。
這些年來，雖然王佐良先生早已離去，當年的年輕詩友也已星散，但北外的文脈還在，詩脈還在。我任教的人大和北外挨得很近，我也和北外的李雪濤教授，阿多尼斯、達維什的譯者薛慶國教授多有交流。北外聘請著名漢學家、詩人顧彬做了特聘教授後，他在北外也組辦了許多詩歌活動（包括去年他組辦的“王家新和他的譯者們”多語朗誦對話會）。詩人翻譯家汪劍釗教授調入北外後，北外的詩歌氣氛更濃厚了。我隻是希望在北外能再次湧現更多像收入本集的詩人一樣的年輕詩人，重現20世紀80年代它曾有的詩歌榮光，或者說，再次成為一座“詩歌巴別塔”！
就收入本集的“九葉”來看，他們中的不少都以翻譯和創作成名，如李笠、樹纔、高興等，在詩壇和譯壇都有著廣泛影響；有的仍在“潛行”，但已展現出他們的潛力；有的厚積薄發，如駱家，近年的詩和翻譯都讓人樂見；有的遠離故國，但仍孜孜於詩，和他的繆斯守在一起，如美國聖地亞哥“幸存者村莊”裡的金重。這些年，北大、復旦和我的母校武漢大學的詩友校友，都紛紛打出了各自詩派的招牌，或是出版有各種校園詩選。我也衷心希望已分散在各地的“北外詩人”們能重新聚集起來，因此在與他們聚會時提出了出書的建議。我倒沒有直接稱呼他們為“新九葉詩人”，隻是以《九葉集》為參照來提示某種傳統、某種文脈、某種精神。在我看來，無論創作還是翻譯，無論從文脈上看，還是從他們的寫作本身所體現的獨立、自由的現代知識分子的寫作視野和精神上看，他們也都有充分的條件賡續“西南聯大詩人群”這個傳統——當然，傳統的賡續、拓展和刷新不單是靠哪幾個人，而是靠一代人甚至數代人，那就讓我們都為之努力吧。
七八年前，我曾寫有一文，專門介紹和評論王佐良先生翻譯的洛阨爾的《漁網》一詩。它並未收在王佐良先生的譯著中，我隻是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見到。但是，僅僅這一首譯詩，已足以讓人難忘了。它不僅展現了洛阨爾的優異詩質，也透出了王佐良先生自己的敏銳眼光和精湛、高超的翻譯詩藝。讀他這首極富創造性的譯作，並對照原文，我不能不驚異譯詩藝術已被推向了一個怎樣的境界！因為駱家在其《編後記》中全文引用了該譯文，我就不再引用了。我後想說的是：王佐良先生在他生命的後階段留下的這首譯作，幾乎也就是他那一代詩人翻譯家的光輝寫照。他們滿懷著理想和責任，把自己獻給“靜默的遠航和明亮的捕撈”，在寫詩和譯詩中度過了一生。他們也許“說得太少，後來又太多”，但他們撒下的漁網並沒有落空。他們不僅給中國新詩和語言文化做出了可寶貴的奉獻，他們也帶出了、滋養了新的一代（這本《新九葉集》就是證明）。他們留下的遺產，正如那磨損的掛在牆上的漁網，難以辨認而又令人起敬。它已被牢牢釘在“沒有未來的未來”之上。實際上，它也不需要別的“未來”；它自身就在昭示著一種語言和詩歌的光輝的未來。
2017.9.29 人大林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