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字終須身後身
林 遙
一
作家對於自己的初心，其實念念不忘。不管人生千折百回、縱橫捭闔，臨老回首人生，想留下的傳承，縱然雪泥鴻爪，依舊是自己在意的文字。
文人對自己文字的留戀，銘心，刻骨。
連禾先生是我的文學前輩，面容方正，傳統文人的氣像。我記得小時候看電影，知識分子出場，能貼合身份的相貌就是這種，一見便有了親和力。先生如今年逾古稀，儒雅，老派人物風範，言談之際，更是令我心折。
按年紀來說，連禾先生還年長於我的父親，按踏入文學行當的時間來說，連禾先生寫作的年頭，更是遠遠把我甩了八丈遠。
某一日，先生來電，讓我為他的詩集寫點文字。我大詫。我何德何能，敢亂發議論？但長者有命，後學不敢辭。這是老理兒，得守。況且，我生平出版的本詩集，即是連禾先生寫的序，今日輪到我為先生寫些文字，佛典叫“因緣”，儒道則稱“和合”，命中注定。
心下遂有大歡喜。
二
十餘年前，彼時我方及弱冠，說話做事，隻有眼前路，並無身後身。某次，參加延慶縣裡的文化人聚會，我把延慶的作家們分成了四代，連禾先生在第二代，我自然是第四代。先生回首顧我，莞爾一笑。
從我一九九五年寫下篇稚嫩小文算起，也斷斷續續寫了二十年。前輩作家說，有體驗纔有資格寫作。一味以靈感彌補功力不足、比拼奇思妙想，終不久長。我已人到中年，對這句話纔有所體味。往前眺望，連禾先生蘸著人生體驗，已經在歲月宣紙上落墨渲染，筆鋒藏而不露，皴擦山石，塗繪出處處峰巒。
有峰巒處，則有斷面處。
我一直認為，文字是有斷面的。
這種斷面，往往是作家本身不曾留意，及至寫出之後，卻滿目驚心，滿懷敬畏。
作家常常對自己的作品敬畏。寫作不是邏輯思維，即使設計十足地寫完，也總會有許多枝蔓叢生的花朵。這些意外往往纔是作品的主旨，那是寫作時直覺已經感受到，而理性還沒認識到。
作品總比作家深刻。作家寫出了意外纔能叫寫作。
連禾先生的文學創作，以詩歌著稱，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詩歌浪潮的見證者和親歷者，其文字斷面重重，如登山陰道上，目不暇接。
這種斷面，可稱為時代。
三
京劇名家程硯秋有本自述，其實是他文字的雜集，取名叫作《身上的事》。“身上”是老輩人概念。人，要有成就，身上得有東西。技法、功夫、境界，都會凝在身上。這個概念，涵蓋了各行各業。
各行各業，都有自己身上的東西。
普通人隻看顧自己的前身，因為前身比後身敏感，前身肌肉好用，後身肌肉不好使勁。武人習武，要求練後身，精益求精。所謂“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既不是眼，也不是耳，而是後身的感應。是以，武人舉動，與普通人不同。
文人也有自己身上的東西。這東西，要落在文字上看。
作家寫作，年輕時看的都是前方路，信奉“好的作品永遠是下一部”，以筆為犁，耕翻沃野。然而，身後文字須留意，無論你看與不看，身後身終究與你如影隨形。
魯迅說，使他看不下去的有兩個人的書，一個是但丁，另一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他認為這二位都是堪稱“偉大”的作家。作家文筆真的不能代表全部。民國時，一位叫宮竹心的學生寫信給魯迅，奉上自己翻譯的小說，魯迅看後大為贊賞，很快就給他推薦發表。宮竹心文筆如此之好，卻迫於生計，以“白羽”做筆名，寫起了武俠小說，斷了當文學家的夢想，然後，在自己的各類文字中不停地表示此生的遺憾。
白羽的遺憾在於文學，而我的遺憾在文化。
我對現代化失望，卻對傳統隔閡。所幸，面前還有連禾先生的文字為我解憂。
連禾先生的文字精彩韻致、張弛有度。我宛如一葉小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文學潮湧的浪頭中躍上伏下，快意無儔。也許，這纔是文學傳承的真意。
以此文字做身後之身，連禾先生的背影灑脫。
我輩後學，能明了“心領神會”四字，就已足夠。
後記：我的詩歌創作之路
連 禾
這本詩集是我的第二本詩集，書名定為《等待秋天》。一九九三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曾出版了我與謝久忠先生的詩歌作品合集，書名為《遙遠的風景》（我的詩集名《戀之夢》）。
《等待秋天》，編選了我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至二〇一六年創作的一百六十多首詩，其中，部分選自詩集《戀之夢》，多數為一九九三年後的作品。
我自幼喜好文學，當年，在師範讀書時就嘗試寫些東西，迄今五十餘年了。這期間，曾用連禾、何紫、禾子、叢中笑、一木、志農等筆名，在國內數十家報刊發表詩歌、小說、散文、報告文學、文學評論等作品五百多篇，約五十餘萬字。其中數篇獲市級以上獎項，並有十餘篇被編入國內正式出版的詩歌、散文、小說的選集。一九八六年，加入北京作家協會。
我的本名郤連禾，一九四六年九月三日，出生於北京市延慶縣千家店鎮。因為姓氏罕見，與人交往時頗費唇舌，後來索性省去姓氏直接用名字連禾，做我常用的筆名。一九六二年，我考入北京朝陽師範學校（後並入北京第三師範學校，校址在海澱）。一九六五年，我從北京第三師範學校畢業，後來，又進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繫進修，取得大專學歷。先後做過小學教師、中學教師、中學教導主任。1983年，我調入縣文化文物局。1988年，又調任縣旅遊繫統，主要負責旅遊宣傳。2006年退休。
關於我的詩歌創作道路，還要追溯到童年所受到的家庭熏陶。我家祖上務農，兼做一些小生意，家境還算殷實。我父親青少年時代一直讀書，從私塾、國民優級小學直至中等師範（河北省張家口市柴溝堡師範學校），畢業後當過小學教師、校長，在當地算是文化人。家裡頗有一些藏書，如《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四書五經、明清小說等。在父親指導下，入小學前我已經認識了一些字，會背誦幾首唐詩宋詞。初中階段，我把當時能找到或借到的現代、古代小說讀了不少。讀師範時，學校辦有一本文學刊物，名字叫《桃李園》，我把幾首短詩投稿給編輯，很快發表了。此後，便試著給報刊投稿，但多被退回或杳無音訊。當時，縣文化館辦有一份油印刊物叫《群眾文藝》，是孫釗老師主編的。我便將一些詩歌習作寄過去，大部分發表了。孫釗老師每次給我寄刊物時都會附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予以鼓勵。此外，我還將習作寄給在老家教書的孟廣臣先生，請他指導。孟老師也是每信必回，精心指點。我想，如果沒有孟廣臣、孫釗等前輩們的鼓勵和支持，我也許終生與文學無緣。師範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一所小學教書。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我的文學夢也隨之破滅了。
大約一九七一年年底，報刊呼吁恢復文藝創作（此前，報紙很少發表文學作品）。一九七二年年初，《北京日報》開闢了文藝副刊（似乎叫“育苗”）。創刊號上，文藝部編輯李鳳祥老師編發了我的題為《公社的路》的短詩。這無異於給我打了一支興奮劑，此後便又舞文弄墨起來。作品體裁以詩歌居多。一九七五年，一批北大附中的知識青年來到花盆公社插隊，其中有不少文學愛好者，如後來頗有成就的郭小聰、徐冰、陳菲亞、金炎、吳建新、趙鼎生等人。源於對文學的共同愛好，我們很快成為知心朋友，一起創辦了油印季刊《爛漫山花》，由我任主編，郭小聰負責文字，徐冰負責美術設計和插圖，陳菲亞擔任刻版（蠟版）。刊物從知青的視角、以多種文藝形式，反映了當時北京郊區農村的社會生活。這本設計精美、內容豐富的油印刊物一經面世，便受到社會廣泛關注，每期都有稿件被《北京日報》《北京文藝》等報刊選用。著名作家浩然聽說後，翻山越嶺前往看望，專門為我們辦了一次文學創作講座。《爛漫山花》猶如一朵瑰麗的奇葩綻放於媯川大地，成為當時京郊文學社團自辦刊物中的佼佼者，而且堅持將近三年，連續出刊十期（八本），在北京文學界和社會上都產生了一定影響。當時參與編印刊物的幾個知青，恢復高考後大多考上大學且多學有所成。如郭小聰成為國際關繫學院文化與傳播繫主任、詩歌評論家，徐冰是國際知名版畫家、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吳建新成為比較文學專家，金炎當了影視導演，高爾棣是著名作曲家；陳菲亞、趙鼎生等人則在美國、加拿大等國定居，事業上頗有成就。
一九七五年年末，作為京郊農村的詩人代表，我與中國人民大學的周紅興、李如鸞教授一起，接受了合作撰寫《拿起詩歌這個武器》的任務（一九七七年年初出版）。這本文學理論著作，不僅給詩歌愛好者特別是下鄉知青以寫作指導，對我的詩歌創作也是一次理論上的提升。“文革”結束後的一段時間，我曾致力於長篇政治抒情詩的創作（如四百餘行的《扎根派的歌》《青年之歌》等），且都失敗了；也陸續寫了一些短詩，但數量很少。一九八五年年初，由我發起，聯絡當時縣內詩歌愛好者張夙起、謝久忠、劉利華、王自明、吳赤宇六人，組建了“七色花”詩社。詩社以“寫農民、為農民寫”為宗旨，每半月組織一次活動，討論、評介、修改社員的作品。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六年間，“七色花”成員先後在國內報刊發表詩歌一百多首，並在《北京日報（郊區版）》《華聲報》《農民日報》等報紙副刊做了“七色花”詩社作品專版。“七色花”詩社是延慶在改革開放後早創立的文學團體，在當時北京詩歌界也曾有一定影響。大約一九八六年七八月份，我應邀參加了北京市作協組織的被稱作“新詩潮”的研討會（地點在昌平區的紅泥溝），見到許多朦矓詩的代表人物，如顧城、林莽、芒克、楊煉等，聆聽了北京大學謝冕教授的授課和顧城有點神經質的長篇發言。也是在那次會上，我對於朦矓詩派倡導的新創作手法頗感興趣；那些新奇的句式、奇特的意像、富於張力的詩句，給我留下深刻印像。於是，我便找了幾本朦矓詩來讀，吸收其新的表現手法，而對於讓人讀不懂的“朦矓”則盡量避免。此後，我的詩作也多少帶有一些朦矓詩的痕跡。
一九八六年一月，經孟廣臣老師介紹，在延慶眾多文學愛好者中，我率先加入了北京作家協會，成為繼孟廣臣先生之後延慶縣第二個加入北京作協的人。可以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是我文學創作相對活躍的一個階段。一九九三年，北京十月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部詩集《戀之夢》（責編劉勝旗，孟廣臣先生作序）。此後，因為工作等多方面原因，我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旅遊宣傳方面，詩歌作品比較少了，直至二〇〇六年退休。回想起來，我的詩歌作品論數量或質量，都差之甚遠，頗感汗顏。
二〇一八年，延慶區作家協會籌措了一筆扶持文學創作的基金，其中包括支持本區作家出版個人作品集，我有幸入列，於是便有了這本詩集的編選。在此，我要衷心感謝延慶區作協的各位領導和文友。對於詩歌，我愛好了幾十年，也寫了幾十年，終於在晚年又能出版一本詩集，於我是一份極大的鼓勵。感激、喜悅之餘，也增加了自己在詩歌創作道路上走下去的勇氣。有生之年，能夠在夕陽的餘暉中體會詩歌創作帶來的快感，將會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我將繼續努力。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七日重陽節於延慶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