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亞•愛倫堡

1891年1月14日，愛倫堡出生於烏克蘭基輔的一個猶太人小康家庭。中學時加入社會民主工黨的布爾什維克派（即後來的布爾什維克黨），後來遭到沙皇憲兵的逮捕，保釋出獄後隻身流亡法國巴黎，脫離了黨組織，開始從事文藝活動。     1915—1917年間，愛倫堡受聘擔任莫斯科《俄羅斯晨報》和彼得格勒《市場新聞》駐巴黎的戰地采訪員，於1916年出版詩集《前夜的歌》，同時經常到法、德前線進行實地采訪，根據大量耳聞目睹的事實材料，寫了許多有關西歐戰爭情況的通訊和報導文章。 1917年2月，俄國爆發二月革命，愛倫堡回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愛倫堡曾在蘇維埃政府的社會保障部、學齡前兒童教育處和劇場管理局等部門任職。1921年，愛倫堡再度出國。他作為蘇聯報刊駐外記者長期住在國外。期間，除寫通訊報導外，主要從事文學活動、文藝理論研究、文學創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愛倫堡回到莫斯科，出生入死進行戰地采訪和報道。整個戰爭期間，蘇聯《真理報》、《消息報》、《紅星報》等大大小小報紙及廣播電臺，幾乎每天都發表和廣播愛倫堡的反法西斯政論文章或通訊特寫。 “二戰”結束後，他創作了《巴黎的陷落》、《暴風雨》、《巨浪》三部長篇小說，前兩部曾榮獲斯大林獎金。同時，他積極從事國際和平事業，還被推選為世界和平理事會副主席。 1949年2月，所有的報刊突然停止發表愛倫堡的作品，他的名字也被從評論家的文章中刪去。此時斯大林去世，愛倫堡躲過了“清洗”。 1960年，愛倫堡動筆寫作《人•歲月•生活》，並在蘇聯《新世界》雜志上連載。不久這部作品就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和激烈爭論，在我國也曾影響巨大。 1967年8月31日，愛倫堡在莫斯科病逝。

我讀《重讀契訶夫》——代序

一

我與契訶夫的相遇是在1959年，那年我在莫斯科大學文學繫讀三年級，同時也報名進了為時一學年的“契訶夫戲劇”進修班。這個進修班的指導教師是拉克申，他很年輕，也極有學問，後來成了著名學者，還擔任了蘇聯契訶夫學會的主席。

拉克申老師在課堂上講課，讓我們相信，契訶夫是一位與我們現代人的心靈相通的經典作家。他是這樣開始向我們介紹契訶夫的：

“契訶夫的劇本裡是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反面人物的。但也有他不喜歡的劇中人物，他不喜歡心中沒有痛苦的人。他相信物質與精神的衝突是永恆的，他喜歡的人物都是因為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而痛苦著的。”

這太有啟發性了，因為他一下子就破除了當時還在學術界占統治地位的簡單化的社會學批評方法。

學習了一年之後，我當真愛上了契訶夫。而就在這1960年，我在莫斯科大學的書亭買到了剛剛出版的《重讀契訶夫》。愛倫堡在這本書的章裡說：“我一生一世都懷抱著對契訶夫的愛……”當我讀到愛倫堡的這句自白時，就意識到，愛倫堡也將是一位我可以引為知己的老師，他的這本《重讀契訶夫》是值得我珍愛的一本書。

可以說，早是拉克申，繼而是愛倫堡牽著我的手走近了契訶夫。而10年前的一天，我終於決定將這本給了我很多教益與感動的書翻譯過來，還在記錄我譯文的本子上鄭重地寫明：2008年3月29日開始翻譯愛倫堡的《重讀契訶夫》。

二

愛倫堡是個什麼樣的人？當然是個纔華橫溢的人，他既寫詩歌，也寫小說、戰地札記、時政評論；“二戰”後成了社會活動家，出任世界和平理事會副主席，周遊列國；到了晚年，又回歸書房，潛心寫作，寫出了兩部獨具一格的作品：《重讀契訶夫》和《人•歲月•生活》。這兩部作品都可稱為他告別世界前的絕筆之作。愛倫堡在《人•歲月•生活》第三卷開頭說：“這本書有很濃重的主觀因素。這本書不是歷史的記錄，而更像是作者的內心傾訴。”我們從《重讀契訶夫》中也能發現作者的不少內心傾訴，難怪他的筆端能流淌出那麼多動人的溫情與抒情，與我們通常讀到的學院派論作大異其趣，能讓我們聯想到讀《金薔薇》時獲得的意趣。

1922年5月29日，女詩人茨維塔耶娃送給愛倫堡一本書，書的扉頁上寫著：“您的友誼對於我比任何仇恨都珍貴，您的仇恨對於我比任何友誼都珍貴。”由此我推想，愛倫堡應該也是個很有魅力的人。

1942年10月20日，愛倫堡發表題為《俄羅斯的安泰》的戰地札記。他說：“為什麼德國法西斯的旗幟不能在斯大林格勒上空飄揚？因為那裡有人在，而人在戰鬥：這是俄羅斯人。對於祖國的愛泛濫開來，像春汛的河流，可以淹沒一切。已經沒有個人的命運了。隻有祖國的命運……”從中我們能感觸到他火熱的愛國熱忱。

1956年的一個秋日，莫斯科首次舉行畢加索畫展，觀眾蜂擁而至，大有不等開館便破門而入的架勢。此刻愛倫堡站了出來，說：“同志們，這個展覽我們已經等待了25年，那就讓我們再等25分鐘吧！”此言一出，場面復歸平靜。

我們能想像到他的機智與幽默。而讀過《重讀契訶夫》的人，都能感受到他旁征博引的學養。文如其人，就在《重讀契訶夫》中，在他的學識之外，我們也能感受到他的獨立人格和自由心態。

……

對於過去時代的作家的愛，首先取決於他們對於讀者心靈世界的親近。當一部文學作品給人留下的印像僅僅是過去時代的社會畫面，那麼愛便讓位給了對於作者洞察力、社會責任感、寫作纔華與技巧的不帶感情色彩的肯定。

既然哈姆萊特深受心靈煎熬，我們何必關心宮廷陰謀？千百萬人閱讀《紅與黑》，難道是為了知道19世紀20年代末的法國社會的情狀？誰敢於肯定，《堂吉訶德》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激勵人心，是因為它是對16世紀流行在西班牙的騎士小說的諷刺？有人會說我這是在抬杠，說偉大的文學作品都能真實地表現過去的時代，與此同時，又能以精美的文筆、藝術的結構與和諧，使各個時代的人們感到愉悅。而在我看來，這不是解釋，而是隨心所欲的花言巧語。如果一個藝術作品，不管它過去曾經如何宏偉，但如果它的思想、它的性格揭示、它包含的情感，與下一代的人的思想感情脫了節，它也就失去了魅力。高乃依和拉辛激勵了人心200年，但對於19世紀的浪漫主義者來說，他們就是難以理解和不合時宜的了。哥特式建築在文明社會風行了400年。波倫亞畫派對於17世紀的人來說是繪畫藝術的，而在20世紀的人看來就是匠氣十足的作品了。

作家與人民同命運，關切他們的痛苦與希望。力圖回避現實生活，脫離活生生的人群，逃避現實地關注“永恆主題”，常常把作家引向創作的失敗。當契訶夫在寫作有關“小人物”的小說時，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契訶夫稱他為“飽漢”）卻試圖涉及“永恆的主題”。但他的裝腔作勢的三部曲《耶穌和反耶穌》今天還能使哪個人感興趣嗎？對於卓有纔華的作家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契訶夫做過這樣的評價：“……缺乏平易、自然，他的纔華如同一隻人造的夜鶯的歌唱。”契訶夫逝世後不久，安德烈耶夫寫了劇本《人的一生》，莫斯科藝術劇院把它搬上了舞臺，安德烈耶夫想表現某種廣義的人的一生，結果表現的卻是一個上了發條的木偶，現在誰也不會想著去排演《人的一生》了——無論是在我們這裡，還是在巴黎，或是在澳大利亞。那些想追求“永恆”的契訶夫的同時代作家，寫出來的都是短命的作品。契訶夫與自己的時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不喜歡幻想，即使是展開想像，他也立足在故土上。在展現自己的同時代人的時候，他在他們身上揭示了能為我們所理解的品性。關於地方自治、關於慈善機構的作用、關於托爾斯泰主義的失敗等話題已經過時了，但在契訶夫的作品中討論這些話題的人物還是活生生的——這不僅因為這些人物都是各種社會情緒的表達者，而且還因為他們都是帶有各自的優點與缺點，都是心懷著希望、苦惱與迷茫的人。1939年，法國作家讓－裡沙爾•布洛克在巴黎舞臺上看了《海鷗》之後大受震撼：“契訶夫在小說和劇本中表現的這些革命前的俄國人，在很大程度上與法國作家吉尤、馬爾羅、莫裡亞克、貝納諾斯、尼桑、阿拉貢的人物相仿佛……”那時他以為這種相近，這種契訶夫的現代性是來源於歷史的原因造成的法俄兩個社會的共同性。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布洛克又到了蘇聯，他在莫斯科看了契訶夫戲劇的演出，他思考為什麼契訶夫的戲劇能被蘇維埃的青少年所理解，他對契訶夫的評價就更高了。

司湯達說過：“應該讓對於一定立場的堅持不至於掩蓋人身上的激情。過了5年、10年之後，堅持一定立場的人不會再感動人。隻有雖然所處的歷史階段將會完結但依舊讓人感興趣的人，纔值得去描寫。”我以為這段話準確地說明了契訶夫作品的生命力。歷史已經給裡沃夫醫生、“公爵夫人”、可憐的米修斯的姐姐、高官奧爾洛夫的不肖之子，以及其他一些契訶夫作品中的人物做出了判決。現在使我們感興趣的，不是這些人物在讀過報紙後都爭論了些什麼問題，而是他們的內心世界：他們的愛情、他們的痛苦、他們的喜悅，能幫助我們認識自己，認識我們的現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