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首雲：
小草帽，戴紅纓。
娘説話，不中聽；
媳婦説話笑盈盈。
娘病了，要喫梨；
又沒有街道又沒有集，
又沒有閒錢買東西。
媳婦病了要喫梨，
又有街道又有集，
又有閒錢買東西。
打著傘，踏著泥，
買來了燒餅買來了梨；
打掉根蒂去了皮，
偷偷地放在媳婦手心裏。
“別叫老娘看見了，
老娘看見不歡喜；
別叫老天看見了，
老天看見打雷劈。”

首是一個出嫁的女子思念母家之作，第二首是諷刺不孝之子之作。
而“擀麵杖”與“小草帽”和歌謡的本意都毫無關係，隻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
現在流傳的此類歌謡，固然比比皆是；而《詩經》一百六十篇《國風》之中，也大部分是類此的詩。
明乎此，則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本來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無關；説《詩》的人，一定要説雎鳩“鷙而有別”“生有定偶”，用來比附君子淑女，既非事實，也不合詩人的本意。
而許多活生生的詩歌，卻被這些郢書燕説弄得奄奄待斃，真是可惜。
《史記•孔子世家》説：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袵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袵席，《關雎》作。”《周禮•天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袵席牀笫，凡褻器。”賈疏：“袵席者，燕寢中臥席。
古人燕褻之地，或言袵席，或言牀笫，其義一也。”《魯詩》謂康王之後晏起，大臣刺之，而作關雎。 《齊詩》謂畢公刺康王。】
這段話裏，記敍《國風》《小雅》《大雅》《頌》四部分開頭篇的篇名，雖然説到了四個“始”，但並沒用“四始”這個名詞。
四始之名，始見於《毛詩》的《詩序》。
《詩序》於解説風、雅、頌之後，便説：“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假若沒有《史記•孔子世家》那段話，相互參證，則《詩序》的話，幾乎使人莫名其妙。
《詩序》是不是衛宏所作，現在還不能絶對説定；因而其説是否襲自《魯詩》，也不能斷言（《史記》當本《魯詩》説）。
此外，《齊詩》也有“四始”之説，據翼奉、郎顗所述，知道《齊詩》以《大明》在亥爲水始，《四牡》在寅爲木始，《嘉魚》在巳爲火始，《鴻雁》在申爲金始。
《魯詩》及《毛詩》之説，對於《詩》雖然無關宏旨，但還不至貽誤後人；而《齊詩》則本乎五行爲説，支離怪誕，就絶不是《詩經》應有之義了。
梁啓超把《詩經》分爲《南》《風》《雅》《頌》四類，叫做四詩。
他認爲“南”是一種合唱的音樂，於樂終時歌之，當在《風》《雅》《頌》之外，另爲一體（其説當本於宋人程大昌）。
【《日知録》（卷三）則謂《南》《豳》《雅》《頌》爲四詩。】按：“南”，固然是一種樂名，但也是方域之名。
二《南》之詩，采於周南、召南之地，其聲則爲南調；這和《鄭詩》采自鄭國，而其樂調則爲鄭聲一樣。 所以，二《南》仍當列在《國風》，不應另立門戶。
隱公三年《左傳》説：“《風》有《采蘩》《采蘋》。”這是古代把《召南》列在《國風》之證；《召南》既在《國風》，《周南》也不應該獨異。
假若説《左傳》此語，在“君子曰”之下，有劉歆竄入之嫌；而《韓詩外傳》（卷五）有雲：“子夏問曰：
‘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也説：“關雎之亂，以爲風始。”可見西漢初年人，也都以二《南》爲《國風》。
梁啓超的説法，是不可信從的。此外，《國風》和大小《雅》，又都有正、變之説。
《毛詩序》説：“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鄭氏《詩譜序》更詳細地説：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録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紀侯譖之】，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故孔子録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衛頃侯（貞伯子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身，親身也。】照鄭康成的説法，凡文、武、成王時詩，皆謂之正詩；懿王以後的詩（鄭氏詩譜所列，無康、昭、穆、共諸王時詩），皆謂之變詩。
茲依鄭氏之説，列表如下（表略）。盛世之詩叫做正，衰世之詩叫做變，這種見解是否合理，我們姑且不論。
即使承認毛鄭之説爲合理，而他們所定的詩的時代，已多半靠不住— —
—如周南召南，顯然有東周時詩，他們都認爲是周初的作品；何況毛鄭認爲豳風諸詩，皆作於成王之世，而鄭氏卻把它列入變風，這豈非自相矛盾嗎？總之，正變之説，本來沒有什麽道理，隻是詩學史上的陳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