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曹雪芹與《紅樓夢》致敬《紅樓夢》自問世以來，擁有歷代無數的讀者，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說，都堪稱經典中的經典。童慶炳先生在《經典的解構與重建——〈紅樓夢〉、“紅學”與文學經典化問題》一文中曾稱其為“經典的‘長青樹’”，很是形像。在“淺閱讀”“快閱讀”“碎片化閱讀”時代，普通讀者已經很難靜下心來深入閱讀名著。但是，我們相信，經典的光芒就像太陽一樣，是不會被浮雲遮蔽的。就《紅樓夢》而言，近年來受熱愛和受重視的程度，超出了許多人的想像。2015年，在曹雪芹誕辰300周年之際，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在第十二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中，加入了“《紅樓夢》專項調查”的內容，以問卷及樣本采集相結合的方法，對國民閱讀《紅樓夢》及相關作品的情況做了調查，在紅學史上首次提供了《紅樓夢》的傳播與接受的較為直觀的數據材料。結果顯示：近三成的國民閱讀過一遍或以上《紅樓夢》原著，超過半數的讀者對《紅樓夢》中的愛情故事印像深刻，近七成的國民讀過《紅樓夢》相關作品。《紅樓夢》在當代國民中的影響及受熱愛的程度於此可見一斑。近年來，中國藝術研究院長期科研項目中有“紅樓夢研究年度發展報告”一項，大致分年度《紅樓夢》圖書出版述評、學術期刊類述評、報紙網絡與新媒體傳播述評等幾個子項，研究報告刊於每年的《紅樓夢學刊》第1輯。據統計，在2017年，中國內地及港澳臺地區共出版各類《紅樓夢》論著80餘種；各類期刊、報紙發表的和學位論文中的紅學文章總量達到1000餘篇；各類紅學活動精彩紛呈，微信公眾號、門戶網站、微博、朋友圈等各類自媒體上論曹品紅文字更是多得無法統計。可以說，在當今中國，無論是傳統紙質媒體還是網絡新媒體，《紅樓夢》都是文學名著中受讀者歡迎的作品之一，如果隻從論文及論著數量考慮的話，甚至可以去掉“之一”兩個字。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紅學正處於空前繁榮的時期。馮其庸、胡文彬、胡德平、張慶善等先生以專家學者和學會領導的雙重身份一再呼吁、提倡的紅學“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已然成為現實。對於文學作品來說，閱讀、闡釋與傳播本身就是經典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之一。可以說，“紅學熱”既是《紅樓夢》經典魅力的必然結果，也是其經典地位得到進一步確定的重要推力。魯迅論及《儒林外史》時，曾感慨“偉大也要有人懂”，《紅樓夢》何嘗不是如此！而要“懂”的前提是要讀、要了解、要關注，從這個意義上說，每一位《紅樓夢》的讀者、研究者，以及紅樓文化的愛好者與傳播者都為《紅樓夢》的普及做出了貢獻，都值得尊重！但另一方面，在“紅學”空前繁榮的同時，出現了一些“亂像”，許多主觀臆測、邏輯不通的觀點不斷“推陳出新”，比如關於《紅樓夢》作者的“新論”，據說已經超過百種；對《紅樓夢》所隱“真事”的玄想，也是越出越奇；甚至一些著名的“談紅論曹”人士也在推波助瀾。一些出於個人喜好或一時興致而提出的缺乏邏輯論證和學術理路的新奇觀點，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並無大礙，但某些觀點借助“講壇”、論文或者專著等形式廣為流傳，由此造成廣大讀者對《紅樓夢》的誤解或不解，這是不利於經典名著的傳播和深入解讀的。至於一些地方政府機構，或是本身對規範研究不甚了解，或是有意將錯就錯，借一些缺乏起碼說服力的“學說”為地方經濟發展搭臺，初衷或許是好的，於實事求是的學術原則卻無疑是一種很大的傷害。這樣，紅學大繁榮的局面之下其實潛藏著嚴重的研究、解讀失範的危機。我國政府近年來在“兩會”報告中分別提出“全民閱讀”和“建設書香社會”的理念。這些理念的提出為文化復興和價值體繫重建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對於正在努力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當代中國來說，讀書並且讀好書，讀經典並且讀懂經典，是一個包含著豐富人文訴求的時代課題。而如何以正確的方式更好地閱讀經典並進一步研究經典，學者和媒體從業人員有責任起到正面的引導作用。鋻於目前紅學領域亂像叢生的現狀，遼寧人民出版社以弘揚傳統文化與學術精神為己任，決定邀請一批年富力強、在紅學界有一定建樹和影響的學者組成編輯委員會，從學術質量上把關，編輯、出版“中青年紅學論叢”，希望持續推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代表當代中青年學者研究水平的紅學著作，在大浪淘沙的歷史長河中，為這個時代的紅學研究貢獻優秀的研究成果。關於本叢書的宗旨，特做如下三點說明：，本叢書作者將以中青年學者為主。如果采取歷史階段與時代的學術思潮、文化思潮乃至政治思潮相結合的角度，紅學研究史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階段是1754—1901年，這一時期的紅學主要是歷史本事的提示或考證、《紅樓夢》文本的鋻賞。第二階段是1902—1949年，這是現代紅學的開端，梁啟超發表於1902年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繫》與王國維發表於1904年的《紅樓夢評論》真正開啟了現代紅學之先聲。第三階段是1949—1978年，這是馬克思主義價值體繫在中國大陸確立了主導地位的時期，現實主義文藝觀念與社會政治批判成為這一時期中國《紅樓夢》批評與研究的標準。第四階段是自1978年至今，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標志，開啟了思想解放運動，從紅學史來看，也重新開啟了《紅樓夢》研化時代。王國維戲曲考》中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學術研究何嘗不是如此？以紅學研究第四階段的主要參與者而言，代際差別還是比較明顯的。以周汝昌、馮其庸、李希凡、梅節、蔡義江、胡文彬、呂啟祥、劉世德、張俊、張書纔、段啟明、張錦池、陳熙中等先生為代表的老一輩學者是從第三階段走過來的人，同時又是第四階段的開創者。他們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大都已經以選集、文集或者叢書的形式出版，有的甚至已經是多次再版，受到了廣泛的關注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已經成了推動《紅樓夢》再經典化的重要因素，甚至成了《紅樓夢》經典意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前輩學者開疆拓土，奠定了堅實的學科基礎。出生於20世紀60年代及以後的新一代學人，他們所處的學術環境、文化環境、政治環境與前輩迥然有別，學術成果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新時代的烙印。這一批中青年學者的研究成果尚處於自發的、松散的狀態，尤其60年代出生的一批學者，他們處於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歷史地位，成為紅學研究薪火相傳的重要一環。這批學人多年來的紅學論文散見於各種報紙雜志，難見全豹；著作也尚無團隊化、規模化的“叢書”形式出現。鋻於此，本叢書將作者對像定為20世紀60年代及以後出生的中青年學者，希望化零為整，給這一批新時期成長起來的學者提供一個開放性的出版平臺，展現與前輩學者不一樣的“代際”紅學的特點！第二，本叢書化的選題方向。如果從紅學研究方法論的角度來培代表了索隱派、王國維開創了文學批評派、胡適開創了考證派，他們都對後來的紅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培代表的索隱派以及胡適開創的考證派被餘英時先生稱為紅學史上先後出現的兩個“典範”；至於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更是開以西方哲學與美學解讀中國文學作品的先河，在小說研究史乃至整個中國現代學術史上都具有重要的裡程碑意義。接著，周汝昌先生1953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證》將考證派紅學推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此後，1949—1978年，海外紅學研究有索隱派復活的傾向，中國大陸紅學研究則如前所述，以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分析方法占的主導地位。1978年以來，伴隨著社會變革和思想解放，中國紅學研究與整個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一道，進研究的全新時代。紅學史第三階段的學者們是這一新時代的開創者，他們中絕大多數人的代表作其實都寫於80年代以後。本叢書所關注的20世紀60年代及以後出生的中青年學者，正是在前輩們所開創的廣闊道路上蹣跚學步然後再漸漸穩步前行，他們中的很多人更是與前輩學者有直接的師承關繫。由於時代因素，中青年學者在傳統國學功底方面，很難望老一輩學者之項背。但是，換一個角度，中青年一代自然也有其自身的優勢。在繼承前輩學人在索隱、文學批評和考證等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之外，他們可以更方便地利用西方前沿理論，對中國傳統文學理論中的一些合理因子加以重新檢視、激活；再加上日新月異的資料檢索手段，這些學者有條件事半功倍地掌握材料，並在前輩研究的基礎上“接著往下說”。可以說，幾代學人不斷累積的研究成果、科技革新帶來的新的研究手段、中西文化踫撞之下層出不窮的理論方法，以及具有新的時代特色的審美風尚等諸多因素綜合在一起，產生出強大的推力，使紅學研究得到全方位的開拓與推進，從而使老一輩學者開化格局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因此，本叢書立足於當下所呈現的百家爭鳴、豐富多彩的紅學現狀，化選題方向，不拘一格，鼓勵形式多樣的優秀著作出版。第三，本叢書堅持規範的學術標準。我們旨在“推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代表當代中青年學者研究水平的紅學著作”，所以本叢書對收入的作品自然有一定的標準。為了避免有失嚴謹、缺乏規範、違背科學精神的著作出現在本叢書中，編委會制訂了如下標準：（1）不以作者的學歷、身份、工作單位及研究角度為限，隻注重作品本身的水平如何；（2）選題要有一定的新意和學術價值，無論是新材料的運用，還是對現有材料進行重新的解讀，都要提出具有一定原創性的獨到見解和相對正確的總結評價；（3）作品要能體現作者在紅學領域有比較寬廣的知識面和比較繫統的理論基礎，對相關課題的先行研究和前沿狀況要有相對全面的了解；（4）要有嚴謹的科學態度，論據要可靠充分，說理要邏輯嚴密，並且做到概念清晰、語言準確、層次分明、結構合理。總之，作品本身的意義和價值是我們的標準。作為古代小說的之作，《紅樓夢》凝聚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在藝術和思想方面均具有無與倫比的、廣闊的意義空間，值得反復研讀和深入挖掘。我們願以讀書人的興趣與學者的責任心，為“曹雪芹與《紅樓夢》”在當代的經典化進程盡一份綿薄之力，向經典致敬！還需特別說明的是，該叢書在策劃、出版過程中，得到了中國紅樓夢學會、北京曹雪芹學會的鼎力支持，在此謹致由衷謝忱！
“中青年紅學論叢”編委會總序向曹雪芹與《紅樓夢》致敬總序《紅樓夢》自問世以來，擁有歷代無數的讀者，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說，都堪稱經典中的經典。童慶炳先生在《經典的解構與重建——〈紅樓夢〉、“紅學”與文學經典化問題》一文中曾稱其為“經典的‘長青樹’”，很是形像。在“淺閱讀”“快閱讀”“碎片化閱讀”時代，普通讀者已經很難靜下心來深入閱讀名著。但是，我們相信，經典的光芒就像太陽一樣，是不會被浮雲遮蔽的。就《紅樓夢》而言，近年來受熱愛和受重視的程度，超出了許多人的想像。2015年，在曹雪芹誕辰300周年之際，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在第十二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中，加入了“《紅樓夢》專項調查”的內容，以問卷及樣本采集相結合的方法，對國民閱讀《紅樓夢》及相關作品的情況做了調查，在紅學史上首次提供了《紅樓夢》的傳播與接受的較為直觀的數據材料。結果顯示：近三成的國民閱讀過一遍或以上《紅樓夢》原著，超過半數的讀者對《紅樓夢》中的愛情故事印像深刻，近七成的國民讀過《紅樓夢》相關作品。《紅樓夢》在當代國民中的影響及受熱愛的程度於此可見一斑。近年來，中國藝術研究院長期科研項目中有“紅樓夢研究年度發展報告”一項，大致分年度《紅樓夢》圖書出版述評、學術期刊類述評、報紙網絡與新媒體傳播述評等幾個子項，研究報告刊於每年的《紅樓夢學刊》第1輯。據統計，在2017年，中國內地及港澳臺地區共出版各類《紅樓夢》論著80餘種；各類期刊、報紙發表的和學位論文中的紅學文章總量達到1000餘篇；各類紅學活動精彩紛呈，微信公眾號、門戶網站、微博、朋友圈等各類自媒體上論曹品紅文字更是多得無法統計。可以說，在當今中國，無論是傳統紙質媒體還是網絡新媒體，《紅樓夢》都是文學名著中受讀者歡迎的作品之一，如果隻從論文及論著數量考慮的話，甚至可以去掉“之一”兩個字。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紅學正處於空前繁榮的時期。馮其庸、胡文彬、胡德平、張慶善等先生以專家學者和學會領導的雙重身份一再呼吁、提倡的紅學“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已然成為現實。對於文學作品來說，閱讀、闡釋與傳播本身就是經典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之一。可以說，“紅學熱”既是《紅樓夢》經典魅力的必然結果，也是其經典地位得到進一步確定的重要推力。魯迅論及《儒林外史》時，曾感慨“偉大也要有人懂”，《紅樓夢》何嘗不是如此！而要“懂”的前提是要讀、要了解、要關注，從這個意義上說，每一位《紅樓夢》的讀者、研究者，以及紅樓文化的愛好者與傳播者都為《紅樓夢》的普及做出了貢獻，都值得尊重！但另一方面，在“紅學”空前繁榮的同時，出現了一些“亂像”，許多主觀臆測、邏輯不通的觀點不斷“推陳出新”，比如關於《紅樓夢》作者的“新論”，據說已經超過百種；對《紅樓夢》所隱“真事”的玄想，也是越出越奇；甚至一些著名的“談紅論曹”人士也在推波助瀾。一些出於個人喜好或一時興致而提出的缺乏邏輯論證和學術理路的新奇觀點，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並無大礙，但某些觀點借助“講壇”、論文或者專著等形式廣為流傳，由此造成廣大讀者對《紅樓夢》的誤解或不解，這是不利於經典名著的傳播和深入解讀的。至於一些地方政府機構，或是本身對規範研究不甚了解，或是有意將錯就錯，借一些缺乏起碼說服力的“學說”為地方經濟發展搭臺，初衷或許是好的，於實事求是的學術原則卻無疑是一種很大的傷害。這樣，紅學大繁榮的局面之下其實潛藏著嚴重的研究、解讀失範的危機。我國政府近年來在“兩會”報告中分別提出“全民閱讀”和“建設書香社會”的理念。這些理念的提出為文化復興和價值體繫重建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對於正在努力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當代中國來說，讀書並且讀好書，讀經典並且讀懂經典，是一個包含著豐富人文訴求的時代課題。而如何以正確的方式更好地閱讀經典並進一步研究經典，學者和媒體從業人員有責任起到正面的引導作用。鋻於目前紅學領域亂像叢生的現狀，遼寧人民出版社以弘揚傳統文化與學術精神為己任，決定邀請一批年富力強、在紅學界有一定建樹和影響的學者組成編輯委員會，從學術質量上把關，編輯、出版“中青年紅學論叢”，希望持續推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代表當代中青年學者研究水平的紅學著作，在大浪淘沙的歷史長河中，為這個時代的紅學研究貢獻優秀的研究成果。關於本叢書的宗旨，特做如下三點說明：，本叢書作者將以中青年學者為主。如果采取歷史階段與時代的學術思潮、文化思潮乃至政治思潮相結合的角度，紅學研究史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階段是1754—1901年，這一時期的紅學主要是歷史本事的提示或考證、《紅樓夢》文本的鋻賞。第二階段是1902—1949年，這是現代紅學的開端，梁啟超發表於1902年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繫》與王國維發表於1904年的《紅樓夢評論》真正開啟了現代紅學之先聲。第三階段是1949—1978年，這是馬克思主義價值體繫在中國大陸確立了主導地位的時期，現實主義文藝觀念與社會政治批判成為這一時期中國《紅樓夢》批評與研究的標準。第四階段是自1978年至今，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標志，開啟了思想解放運動，從紅學史來看，也重新開啟了《紅樓夢》研化時代。王國維戲曲考》中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學術研究何嘗不是如此？以紅學研究第四階段的主要參與者而言，代際差別還是比較明顯的。以周汝昌、馮其庸、李希凡、梅節、蔡義江、胡文彬、呂啟祥、劉世德、張俊、張書纔、段啟明、張錦池、陳熙中等先生為代表的老一輩學者是從第三階段走過來的人，同時又是第四階段的開創者。他們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大都已經以選集、文集或者叢書的形式出版，有的甚至已經是多次再版，受到了廣泛的關注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已經成了推動《紅樓夢》再經典化的重要因素，甚至成了《紅樓夢》經典意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前輩學者開疆拓土，奠定了堅實的學科基礎。出生於20世紀60年代及以後的新一代學人，他們所處的學術環境、文化環境、政治環境與前輩迥然有別，學術成果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新時代的烙印。這一批中青年學者的研究成果尚處於自發的、松散的狀態，尤其60年代出生的一批學者，他們處於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歷史地位，成為紅學研究薪火相傳的重要一環。這批學人多年來的紅學論文散見於各種報紙雜志，難見全豹；著作也尚無團隊化、規模化的“叢書”形式出現。鋻於此，本叢書將作者對像定為20世紀60年代及以後出生的中青年學者，希望化零為整，給這一批新時期成長起來的學者提供一個開放性的出版平臺，展現與前輩學者不一樣的“代際”紅學的特點！第二，本叢書化的選題方向。如果從紅學研究方法論的角度來培代表了索隱派、王國維開創了文學批評派、胡適開創了考證派，他們都對後來的紅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培代表的索隱派以及胡適開創的考證派被餘英時先生稱為紅學史上先後出現的兩個“典範”；至於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更是開以西方哲學與美學解讀中國文學作品的先河，在小說研究史乃至整個中國現代學術史上都具有重要的裡程碑意義。接著，周汝昌先生1953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證》將考證派紅學推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此後，1949—1978年，海外紅學研究有索隱派復活的傾向，中國大陸紅學研究則如前所述，以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分析方法占的主導地位。1978年以來，伴隨著社會變革和思想解放，中國紅學研究與整個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一道，進研究的全新時代。紅學史第三階段的學者們是這一新時代的開創者，他們中絕大多數人的代表作其實都寫於80年代以後。本叢書所關注的20世紀60年代及以後出生的中青年學者，正是在前輩們所開創的廣闊道路上蹣跚學步然後再漸漸穩步前行，他們中的很多人更是與前輩學者有直接的師承關繫。由於時代因素，中青年學者在傳統國學功底方面，很難望老一輩學者之項背。但是，換一個角度，中青年一代自然也有其自身的優勢。在繼承前輩學人在索隱、文學批評和考證等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之外，他們可以更方便地利用西方前沿理論，對中國傳統文學理論中的一些合理因子加以重新檢視、激活；再加上日新月異的資料檢索手段，這些學者有條件事半功倍地掌握材料，並在前輩研究的基礎上“接著往下說”。可以說，幾代學人不斷累積的研究成果、科技革新帶來的新的研究手段、中西文化踫撞之下層出不窮的理論方法，以及具有新的時代特色的審美風尚等諸多因素綜合在一起，產生出強大的推力，使紅學研究得到全方位的開拓與推進，從而使老一輩學者開化格局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因此，本叢書立足於當下所呈現的百家爭鳴、豐富多彩的紅學現狀，化選題方向，不拘一格，鼓勵形式多樣的優秀著作出版。第三，本叢書堅持規範的學術標準。我們旨在“推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代表當代中青年學者研究水平的紅學著作”，所以本叢書對收入的作品自然有一定的標準。為了避免有失嚴謹、缺乏規範、違背科學精神的著作出現在本叢書中，編委會制訂了如下標準：（1）不以作者的學歷、身份、工作單位及研究角度為限，隻注重作品本身的水平如何；（2）選題要有一定的新意和學術價值，無論是新材料的運用，還是對現有材料進行重新的解讀，都要提出具有一定原創性的獨到見解和相對正確的總結評價；（3）作品要能體現作者在紅學領域有比較寬廣的知識面和比較繫統的理論基礎，對相關課題的先行研究和前沿狀況要有相對全面的了解；（4）要有嚴謹的科學態度，論據要可靠充分，說理要邏輯嚴密，並且做到概念清晰、語言準確、層次分明、結構合理。總之，作品本身的意義和價值是我們的標準。作為古代小說的之作，《紅樓夢》凝聚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在藝術和思想方面均具有無與倫比的、廣闊的意義空間，值得反復研讀和深入挖掘。我們願以讀書人的興趣與學者的責任心，為“曹雪芹與《紅樓夢》”在當代的經典化進程盡一份綿薄之力，向經典致敬！還需特別說明的是，該叢書在策劃、出版過程中，得到了中國紅樓夢學會、北京曹雪芹學會的鼎力支持，在此謹致由衷謝忱！
“中青年紅學論叢”編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