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在我國清初文壇上，有一位名滿天下，婦孺皆知，卻又毀譽天壤的大名士，他就是李漁。李漁(1610~1680)，字謫凡，號笠翁，別署覺世稗官、笠道人、湖上笠翁等，浙江金華蘭溪夏李村人。他是我國清初著名戲劇家、文學家、戲劇理論家，在他所留給後世六百餘萬字的作品中，人們較為熟知的有戲劇作品《笠翁十種曲》，短篇小說集《無聲戲》、《十二樓》，長篇小說《合錦回文傳》、《肉蒲團》，戲劇理論著作《閑情偶寄》等。另外，李漁一生還評點、評改過大量的小說、戲劇作品。爽口《金瓶梅》就是李漁後改定的作品，時間當在1667至1674年間；而鮮為人知的《笠翁評閱繪像三國志纔子書》則是李漁晚年所評改的作品。透過李評本及其為《三國演義》題的兩篇序，我們可以窺視到李漁與《三國演義》之間的關繫，是那樣的密不可分，是那樣的使人驚嘆。李漁與《三國演義》有著特殊的關繫。他不僅早就推崇《三國演義》，後來自己評點過《三國演義》，對《三國演義》給予很高的評價，並且在毛綸、毛宗崗父子評點的《三國演義》，即《四大奇書種》的問世，以及讀書流傳之始時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三百多年來，人們都知道《三國演義》的作者是明初的羅貫中，但實際上流傳至今，人們所讀到的卻是清初的毛評本。鄭振鐸說：“自毛本行，羅本原本便也廢棄，而不為人所知。”羅本被廢棄的主要原因是：羅本經毛氏加以評改之後，無論是內容還是文字，都較為完整，較為進步，所以，毛本一出，羅本便湮沒無聞。《三國演義》評點本傳世的不多，明、清兩代正式對該書提出“批評”者的有：《書坊衝止餘像烏批評》、葉晝托名的《李卓吾先生批評》、《景陵鐘惺伯敬父批評》、《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李笠翁評閱》等，其中，毛評本、李評本為有價值。但是，在實際流傳過程中，毛評本《三國演義》卻成為後來的通行本，得以廣泛流傳，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李評本《三國演義》則湮沒無聞，不為人們所知，這種相互間的反差之大，實與李漁大有關繫。假如當年李漁不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毛評本的流傳很有可能被李評本所替代。清康熙十八年(1679)，毛綸、毛宗崗父子所評的《三國演義》始成，李漁為其題序。序中，李漁對羅氏著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歷史演義給予了很高評價；對毛氏父子“布其錦心，出其繡口”的整理和評點大加贊賞。《三國演義》是“四大奇書”之一。對於“宇宙四大奇書”之書目，明“後七子”之一的王世貞所定的是《史記》、《南華》、《水滸》與《西廂》四種；而馮夢龍所定的則是《三國》、《水滸》、《西遊》與《金瓶梅》四種。李漁的觀點傾向於馮夢龍，李漁認為：“愚謂書之奇，當從其類，《水滸》在小說家與經史不類,《西廂》繫詞曲，與小說又不類，今將從其類以配其奇，則馮說為近是。”李漁還認為，上述四大奇書當中，奇之書非《三國》莫屬，他說：“然野史類多鑿空，易於逞長，若《三國演義》則據實指陳，非屬臆造，堪與經史相表裡，由是觀之，奇莫奇於《三國》矣。”那麼，《三國》到底奇在哪裡?李漁經過分析後認為，《三國》之奇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三國》者乃古今爭天下之一大奇局”；第二，“演《三國》者，又古今為小說之一大奇手”；第三，評《三國》者，韶“布其錦心，出其繡口”。由於上述三個方面因素，李漁認為在“四大奇書”當中，《奇書》之名非《三國》莫屬。李評本《三國演義》約比毛評本遲個把月時間脫稿付梓，該書卷首有李漁自題的序，但序文比毛評本裡的序文要短。從內容來看，比較精練、明快，序中，對“四大奇書”所定的書目.其觀點基本上仍傾向於馮夢龍，所不同的是在此序中，李漁對上述“四大奇書”的優劣之處一一作了評論。李漁認為，《三國》是一部真正的奇纔奇文，應當多讀，讀《三國》比讀《水滸》、《西遊》、《金瓶梅》都要好。李漁指出:“《水滸》文藻雖佳，於世道無所關繫，且庸陋之夫讀之，不知作者密隱鋻誡深意，多以為果有其事，借口效尤，興起邪思，致壞心術，是奇而有害於人者也；《西遊》辭句雖達，第鑿空捏造，人皆知其誕而不經，詭怪幻妄，是奇而滅沒聖賢為治：二心者也；若夫《金瓶梅》，不過諷刺淫侈，興敗無常，差足澹人情欲，資人談柄已耳。”至於《三國》則不同，李漁指出，羅貫中《三國演義》雖由陳壽的《三國志》擴而為傳的，但其敘述精詳、記事詳明，文字優美等，堪與春秋時代左丘明《左傳》相媲美。首先，《三國演義》能做到“首尾映帶，敘述精詳，貫穿聯絡，縷析條分，事有吻合而不雷同，指歸據實而非臆造”；其次，“演此傳者，又與前後演列國、七國、十六國、南北朝……“各傳之手筆，亦大相徑庭。傳中摸寫入物情事，神彩陸離，了若指掌”；再者，《三國演義》“行文如九曲黃河，一瀉直下，起結雖有不齊，而章法居然井秩，幾若《史記》之列本紀、世家、列傳、各成段落者不侔”。除了以上幾點外，再加之其文藻具有“華而不鑿，直而不俚，溢而不匱，章而不繁”等精當之處，李漁稱其“奇纔奇文也”。因在此之前李漁在《毛評本·序》中已把《三國》定名為“奇書”，又復憶起當年金聖嘆欲評《史記》為“纔子書”，後未果。據此，李漁向世人宜稱：《三國》“誠哉纔子書也。”“纔子書”的提出和定名、定位，自此以後，大大提高了《三國演義》一書的價值、聲望及學術地位，繼而擴大了其知名度和社會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