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埃德蒙·胡塞爾在去世前三年，相繼在維也納和布拉格作了關於歐洲人性危機的著名演講。對他來說，形容詞“歐洲的”用來指超越於地理意義之上(比如美洲)的歐洲精神的同一性，這種精神同一性是隨著古希臘哲學而產生的。在胡塞爾看來，古希臘哲學在歷史上首次把世界(作為整體的世界)看作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古希臘哲學探詢世界問題，並非為了滿足某種實際需要，而是因為“受到了認知激情的驅使”。

胡塞爾談到的危機在他看來是非常深刻的，他甚至自問歐洲是否能在這一危機之後繼續存在。危機的根源在他看來處於現代的初期，在伽利略和笛卡爾那裡。當時，歐洲的科學將世界縮減成科技與數學探索的一個簡單對像，具有單邊性，將具體的生活世界，即胡塞爾所稱的dieLebenswelt，排除在視線之外了。

科學的飛速發展很快將人類推人專業領域的條條隧道之中。人們掌握的知識越深，就變得越盲目，變得既無法看清世界的整體，又無法看清自身，就這樣掉進了胡塞爾的弟子海德格爾用一個漂亮的、幾乎神奇的叫法所稱的“對存在的遺忘”那樣一種狀態中。

人原先被笛卡爾上升到了“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地位，結果卻成了一些超越他、賽過他、占有他的力量(科技力量、政治力量、歷史力量)的掌中物。對於這些力量來說，人具體的存在，他的“生活世界”(dieLebenswelt)，沒有任何價值，沒有任何意義：人被隱去了，早被遺忘了。

它的產生之際就蘊含了其終結的種子。在我看來，這一雙重性並不貶低歐洲近四個世紀。我因為不是哲學家而是小說家，尤其眷戀這四個世紀。事實上，對我來說，現代的奠基人不光是笛卡爾，而且還是塞萬提斯。

也許兩位現像學家在對現代進行評判的時候忘了考慮到塞萬提斯。我這樣說的意思是：假如說哲學與科學真的忘記了人的存在，那麼，相比之下尤其明顯的是，多虧有塞萬提斯，一種偉大的歐洲藝術從而形成，這正是對被遺忘了的存在進行探究。

事實上，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分析的所有關於存在的重大主題(他認為在此之前的歐洲哲學都將它們忽視了)，在四個世紀的歐洲小說中都已被揭示、顯明、澄清。一部接一部的小說，以小說特有的方式，以小說特有的邏輯，發現了存在的不同方面：在塞萬提斯的時代，小說探討什麼是冒險；在塞繆爾·理查森①那裡，小說開始審視“發生於內心的東西”，展示感情的隱秘生活；在巴爾扎克那裡，小說發現人如何扎根於歷史之中；在福樓拜那裡，小說探索直至當時都還不為人知的日常生活的土壤；在托爾斯泰那裡，小說探尋在人作出的決定和人的行為中，非理性如何起作用。小說探索時間：馬塞爾·普魯斯特探索無法抓住的過去的瞬間；詹姆斯·喬伊斯探索無法抓住的現在的瞬間。到了托馬斯·曼那裡，小說探討神話的作用，因為來自遙遠的年代深處的神話在遙控著我們的一舉一動。等等，等等。

從現代的初期開始，小說就一直忠誠地陪伴著人類。它也受到“認知激情”(被胡塞爾看作是歐洲精神之精髓)的驅使，去探索人的具體生活，保護這一具體生活逃過“對存在的遺忘”；讓小說永恆地照亮“生活世界”。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理解並同意赫爾曼·布洛赫①一直頑固強調的：發現惟有小說纔能發現的東西，乃是小說惟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說，若不發現一點在它當時還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說。知識是小說的惟一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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