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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統的與異端的(“新人文論”紀念版)
    該商品所屬分類:文學 -> 文學評論與鋻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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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價】
    359-520
    【作者】 藍棣之 
    【所屬類別】 圖書  文學  文學評論與鋻賞 
    【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ISBN】9787567525351
    【折扣說明】一次購物滿999元台幣免運費+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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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介紹



    開本:32開
    紙張:輕型紙
    包裝:平裝

    是否套裝:否
    國際標準書號ISBN:9787567525351
    叢書名:“新人文論”紀念版

    作者:藍棣之
    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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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暌違30年,一代學術經典榮耀回歸,再現獨特精神視野和探索勇氣。

        “新人文論”叢書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躍在學術界和文化領域的著名學者與知識分子。他們以自己學術素養、獨立品格及人文關懷,記錄了一個時代的記憶與思想。

        “新人文論”叢書映照著三十年前文學觀念嬗變的思想大潮。對於文學創作及新文學研究,有著持續深遠的影響,隨時間推移愈顯其原創文本的經典性。 
    內容簡介
        收錄在《正統的與異端的》中的文字,是作者在80年代寫下的對詩歌與詩人的一些評論。以人來說,聞一多、朱湘、穆旦和艾青等,作者都帶著發現的喜悅來寫自己的閱讀體驗和心得。喜歡郭沫若的天纔,也喜歡朱湘的靈氣,作者的評論許多都有啟示性見解,並發現“現代文學”真是一個“藏龍臥虎”之地。
    作者簡介
        藍棣之,生於1940年5月,現為文學學科責任教授,清華大學中文繫教授、著名文學評論家,兼任《文學評論》編委,《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編委。著有《正統的與異端的》《現代詩的情感與形式》《現代文學經典:癥候式分析》《現代詩歌理論:淵源與走勢》《現代詩名著名篇解讀》等。
    目錄
    我觀新詩(代序)唐弢
    論新月派詩的特征及其文學史地位.1論“現代派”詩的淵源、特征及評價
    論四十年代的“現代詩”派
    活力魅力依然在——歸來之後的“現代詩”派
    新月派與像征派、現代派——新詩從巴那斯主義到像征主義
    中國新詩的開步——重評胡適的《嘗試集》和他的詩論
    論郭沫若新詩創作方法與藝術個性
    黑牡丹與詩的靈感——郭沫若早期新詩中的科學影響
    論聞一多詩歌創作的歷史演變
    走進去,再走出來——聞一多與西方文學
    論雪峰詩的藝術個性
    像大河漫滾著金沙——艾青的詩
    論朱湘的詩歌創作
    論穆旦詩的演變軌跡及其特征我觀新詩(代序)唐弢

    論新月派詩的特征及其文學史地位.1論“現代派”詩的淵源、特征及評價

    論四十年代的“現代詩”派

    活力魅力依然在——歸來之後的“現代詩”派

    新月派與像征派、現代派——新詩從巴那斯主義到像征主義

    中國新詩的開步——重評胡適的《嘗試集》和他的詩論

    論郭沫若新詩創作方法與藝術個性

    黑牡丹與詩的靈感——郭沫若早期新詩中的科學影響

    論聞一多詩歌創作的歷史演變

    走進去,再走出來——聞一多與西方文學

    論雪峰詩的藝術個性

    像大河漫滾著金沙——艾青的詩

    論朱湘的詩歌創作

    論穆旦詩的演變軌跡及其特征

    論杭約赫詩的思想藝術特色——論詩集《初的蜜》

    “新月派”詩歌考釋兩則

    郭沫若的詩劇《女神之再生》

    徐志摩的詩《再別康橋》

    徐志摩的詩《海韻》

    戴望舒的詩《雨巷》

    成熟前的苦澀——《中國當代校園詩人詩選》序言

    後記

    再版後記
    前言
    我觀新詩(代序)
    我於是這樣決定:一律不寫。
    不料棣之又有棣之的理由,他引我說過的話相詰難,以為我對詩歌不應保持沉默。是的,“不學詩,無以言。”孔老夫子說過的,不過這和我不相干。我說的是:一個文學家可以不寫小說,不寫劇本,甚至也可以不大懂得理論,卻不應該不懂詩。在我看來,詩是藝術的同義語,它是文學中的文學。如果一點不懂,那就干脆不必研究文學了。棣之因此認為我對詩有必要說幾句,哪怕是外行話也罷。
    我拗不過他。


    我觀新詩(代序)



    我的幾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年輕朋友中,劉納旨在理論,楊義專攻小說,藍棣之以詩歌的發展與流派為對像,他們廣征博采,苦思孤詣,各各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成書之際,又都以寫序的光榮相屬,我一一謝絕。人貴有自知之明:在各自鑽研的項目中,他們都已走在我的前面。到了慶祝豐收的季節,眾目睽睽,卻由我這個背時的老頭兒來圍著篝火跳舞,豈非自尋煩惱,自找沒趣,或者說自己給自己開玩笑,落得個荒唐滑稽的下場嗎?

    我於是這樣決定:一律不寫。

    不料棣之又有棣之的理由,他引我說過的話相詰難,以為我對詩歌不應保持沉默。是的,“不學詩,無以言。”孔老夫子說過的,不過這和我不相干。我說的是:一個文學家可以不寫小說,不寫劇本,甚至也可以不大懂得理論,卻不應該不懂詩。在我看來,詩是藝術的同義語,它是文學中的文學。如果一點不懂,那就干脆不必研究文學了。棣之因此認為我對詩有必要說幾句,哪怕是外行話也罷。

    我拗不過他。

    不過這裡先得來個聲明:我之所謂應該懂一點詩,倒不是指專家們正在研究的學問,而是詩的氣質,一種人們內在的而又時時掩蓋不住的情操。我以為中國人是富於這種情操的,雖然它並不符合於一般所說的詩的氣質。現在有一種誤解:似乎踔厲風發,浮想聯翩,帶點浪漫情調的,纔是詩,纔是詩人氣質;而柔情脈脈,潛藏深蓄,輕易未嘗外露的,便不是詩,不能算詩人氣質。實際上這是和中國的詩教相違背的。中國向來的說法是:“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這就是所謂“詩教”。我們不能不承認:在這種“詩教”影響下,中國的確有一批意境深遠、情思綿綿的古典詩歌,在人民中間流傳,後來使西方的意像主義者為之驚呼叫絕。在我們這裡,深沉含蓄的好詩確實要比發揚蹈厲的好詩多一些,也許這和長期以來的文化傳統有關繫,也許和我們這個民族的性格有關繫——也就是所謂民族性吧。不過我個人始終認為:藝術的情趣是多種多樣的,詩也應當多種多樣。一個人可以提倡他所認為合適的好的藝術樣式,但不應排斥其他樣式,風格更是這樣。千姿百態,嫣紅姹紫,這纔有利於藝術的成長與發展。我對新詩也抱有同樣的見解。藍棣之同志研究了“五四”以來的小詩、自由詩、格律詩,研究了詩的節奏、音韻、旋律的內外關繫,研究了“湖畔”、“新月”、“現代”、“七月”和“九葉集”各流派的特點,研究了對新詩發展有過傑出貢獻的詩人,如郭沫若、聞一多、徐志摩、馮至、朱湘、孫大雨、馮雪峰、戴望舒、艾青諸名家,尤其對聞一多、戴望舒、艾青三人,用力甚劬:反復探索,深入鑽研,汲引國內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於梳理分析中獨抒己見,時有新意。我因此想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著名詩評家中,朱自清以他對中國古典詩歌的深厚造詣,梁宗岱以他對西洋詩派的豐富知識,聞一多則從自己的創作實踐出發,為中國新詩的前途探究,對中國新詩建設發表了重要的意見。藍棣之同志取其長處而加以發揮,融會貫通,綜合消化。他寫的《〈現代派詩選〉前言》,分析主流,突出重點,談到影響所及,流風餘韻,躍然紙上,使人有重溫朱自清、梁宗岱詩評時那種舒暢自如的感覺,確實是值得一讀的佳篇。

    產生這樣的感覺對我來說並不是偶然的。我從事文學工作初是寫詩,而且喜歡“新月派”的格律詩。當時風行“五四”以後的小詩,小詩有兩個來源:一是受印度泰戈爾的影響,二是日本俳句的移植。我不喜歡小詩,因為小詩很少有幾篇寫得好的。我覺得泰戈爾的富於哲理的詩簡直是格言,缺乏詩的真摯的感情,而移植過來的俳句又完全失去了原來的韻味,不再是詩了。我那時認為詩是應當講究形式:有節奏,有音韻,有旋律的,這當然是我喜歡“新月派”的原因之一,卻不是從“新月派”那裡學來的。啟發我新詩不妨向西洋詩學習,並且初步知道西洋詩的音節——包括英國“十四行詩”和意大利“十四行詩”的區別的是王光祈先生。王光祈是音樂理論家,對中西音樂造詣很深,他從音樂的角度談詩的韻律,卻沒有把詩的韻律等同於音樂。他寫過兩本書,通俗地介紹西洋詩的格式和流派,我從這兩本書開始,尋找其他有關這方面的材料,形成自己的觀點,去評“新月派”的格律詩。因此我喜歡“新月派”,“新月派”卻無法圈住我。我對“新月派”的關繫是:有擁抱也有抗拒。我愛聞一多的《奇跡》、孫大雨的《訣絕》,也愛方令孺的《枕江閣》、陳夢家的《雁子》……後二首在長短上似乎近於小詩了,不過仔細吟味一下,便知道完全是兩碼子事。說到長詩,我毫不懷疑長詩的產生和存在,關鍵在於詩人有沒有這樣的魄力:能夠自由地控制和駕馭一千行、兩千行的長詩。實際上很少、很少。當時人們對孫大雨《自己的寫照》交口稱譽,詩人也的確盡了極大的努力,但我讀起來總覺得不如他的《訣絕》。寫長詩難,用格律詩形式寫長詩更難。盡管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比他寫的有些絕句好,但那畢竟是個別的例子。我一直愛讀的徐志摩詩也隻是《山中》、《再別康橋》等幾首。藍棣之同志說《海韻》有“一些更深的東西”,並且專文作了分析,這是他個人見解,也是讀書有得的結果,我以為這樣說是可以的;但認為“《海韻》比《再別康橋》更有代表性”,卻不見得。藍棣之同志分析的“更深的東西”並不能代表徐志摩,代表徐志摩的仍然是《再別康橋》、《山中》那一路詩,從內容到形式都是徐志摩的,這裡反映他全部努力的結果,相當真純,相當成功,確實是徐志摩的代表作。

    讀“新月派”新詩的同時我還讀了於賡虞和焦菊隱,後者的《夜哭》曾風靡過全國的文學青年。當然,這和那時國內正在介紹尼采、紀伯倫、波德萊爾的散文詩有關,時尚所趨,勢所必然。廢名就譯了波德萊爾的《窗》,附在他一九二五年新潮社初版小說集《竹林的故事》後面,感情難以割舍,顯得不倫不類,交給北新書局時就不見這首譯詩了。但我至今還認為:這是波德萊爾《窗》的好的中譯,以後也沒有人超過他。流光易逝,終於,中國的“現代派”新詩出現了。幾年來苦於桎梏的心靈突然得到解放。聞一多先生對新詩的格律作過探索,我對他很尊敬,大家都說他的詩好,我也以為他的詩不錯,不過說心裡話,他的某些詩我讀起來總覺得非常喫力。他是寫得喫力,我是讀得喫力。而我認為這種現像是不應有的,至少後一種現像不應有。我於此悟出一個道理:詩需要做,需有雕琢,尤其是格律詩;但詩又不容許露出一絲一毫雕琢的痕跡,所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就是。我讀過戴望舒《我底記憶》,很喜歡他的《雨巷》,認為是一首好詩,他的詩含義明確,讀起來也不喫力,但給我的印像並不深刻,這回他發表的詩卻使我眼前一亮,仿佛看到什麼新的東西,從朦矓中蘇醒過來,更新了自己的記憶。我指的是他刊登在革新後《現代》第二卷號上的《樂園鳥》,全詩如下:



    飛著,飛著,春、夏、秋、鼕,

    晝,夜,沒有休止,

    華羽的樂園鳥,

    這是幸福的雲遊呢,

    還是永恆的苦役?



    渴的時候也飲露,

    饑的時候也飲露,

    華羽的樂園鳥,

    這是神仙的佳肴呢,

    還是為了對於天的鄉思?



    是從樂園裡來的呢,

    還是到樂園裡去的?



    華羽的樂園鳥,

    在茫茫的青空中,

    也覺得你的路途寂寞嗎?



    假使你是從樂園裡來的,

    可以對我們說嗎,

    華羽的樂園鳥,

    自從亞當、夏娃被逐後,

    那天上的花園已荒蕪到怎樣了?



    《樂園鳥》之所以使我震動,因為我認為這是中國“現代派”的首詩,不管人們怎樣反駁辨正,至少在我內心深處感覺到的是這樣。當然,充滿著想像的詩篇有它自己深刻的意義。這首詩以完全不同於“新月派”的比較自由的形式,抒寫凡人的愁思,搖撼了一顆顆年輕的心,他們懷著現實的感受情不自禁地問:自從亞當、夏娃被逐後,那天上的花園已荒蕪到怎樣了?

    我也很願意知道這些。像所有的年輕人一樣,心裡充滿著對遙遠的生活的幻想。不過我離“天上的花園”遠了一點,由於我的出身和經歷,我的腳踩在中國的大地上,和農民父兄們一同熬煎著苦難。我更關心的是農村。這時候我讀到了臧克家的《烙印》,傾心於他的充滿了泥土氣息的詩篇。由於少年時代的那段生活經歷,我特別喜歡《歇午工》、《老馬》、《漁翁》、《老哥哥》等篇什。客觀描寫在我的欣賞尺度上超過了主觀抒發,我不知道這是一個退步還是一個進步。但克家的詩是動人的,且看《歇午工》:



    放下了工作,什麼都放下了,他們要睡——睡著了,鋪一面大地,蓋一身太陽,頭枕著一條疏淡的樹蔭,這個的手搭上了那個的胸膛。一根汗毛,挑一顆輕容的汗珠,汗珠裡亮著坦蕩的舒服。陽光下,鐵色的皮膚上開一大片白花,粗暴的鼾聲扣著呼吸的均和。沉睡的鐵翅蓋上了他們的心,連個輕夢也不許傍近,等他們靜靜地睡過這困人的正晌,爬起來,抖一下,湧一身新的力量。



    哦,多麼豪邁的“鋪一面大地,蓋一身太陽”!多麼舒暢的“這個的手搭上了那個的胸膛”!多麼活躍的“爬起來,抖一下,湧一身新的力量”。歇午工,我以為沒有什麼能夠比這個寫得更加真實生動的了。有人說,《歇午工》無視階級社會的現像,美化了被壓迫者的生活;我覺得這是機械論,把生活定型化了。我看不出《歇午工》裡有歌頌剝削階級的痕跡,它歌頌的是勞動,難道因為剝削階級利用勞動壓迫人民,因此連勞動本身也應該否定,應該不再歌頌了嗎?就我個人而言,我是聯繫自己的生活經驗讀這首詩,將它和《老馬》等篇統一起來理解的,我認為它們可以互相參照,互相補充。但是,《歇午工》寫得樸素,灑脫,自然,留給人們以想像的餘地;《老馬》雖然是像征的,看起來卻還是實了一點,露了一點,多了一點。由於《詩刊》的關繫,我也讀了卞之琳的詩,特別喜歡他的《寒夜》,它讓我感覺到了他要描述的東西。我本來認為聞一多之所以稱賞臧克家的《生活》,原因之一就因為在《烙印》的大量客觀描寫的詩篇中,《生活》是主觀抒發較多的一篇,正是這種主觀抒發,使讀者直接摸著了詩人的心靈,或者如聞一多說的“詩的動機”——一個詩人寫作的“基礎”。卞之琳的《寒夜》純是客觀描寫,沒有一點主觀述說,需要讀者細細琢磨和思索。這時,除了新詩究竟以客觀描寫為主還是以主觀抒發為主外,我的頭腦裡又出現一個問題:是寫得清楚明白些好呢,還是寫得隱晦曲折些好?這裡牽涉到懂與不懂的問題。我是贊成文藝作品應該讓讀者懂的,從思想情緒一直到表現的語言和技術,無論怎樣高妙新穎,都應該讓讀者懂。至少在作者一邊說是這樣。記得魯迅曾經說過:“世間本沒有別的言說,能比詩人以語言畫出自己的心和夢,更為明白曉暢了。”可見做不到明白曉暢,不是由於別的,倒是因為我們詩人的藝術水平太低的問題。不過與此同時,我們也反對粗淺露骨的表現,反對在一篇文章或者一首詩裡把話說盡,不給讀者留有想像的餘地。如果一個詩人確有纔能,而又盡了自己表達的能力,人們還是不懂,那恐怕是另一回事,要從讀者那邊找尋原因了。我不反對朦矓詩,並且認為將詩寫得含蓄一點是好的,中國一向重視意在言外,即小見大,使讀者從思考中獲得餘味無窮的感覺;至於語言的簡練,那更是一切詩歌共同的要求,因為這樣纔便於吟味和咀嚼。但這並不是說,凡是晦澀難懂的便是好詩,有人故作高深,力求難懂,甚至獵異炫奇,搔首弄姿,以賣弄其名士纔情。其實這是對詩的魅力的誤解,也是詩人本身淺薄無知的一個自我暴露:不足為訓。

    能懂是一切文藝作品應當具備的條件。但自“五四”以來,一直有人在寫難懂的詩,例如李金發就是。三十年代我嘲笑過邵冠華,因為他寫了“河水如獃立的棺”那樣古怪的詩句;四十年代我又嘲笑過路易士,因為他在《不朽的魚》裡說,“我是一尾抽板煙的青空的魚,遊泳的太陽。”雖然我的嘲笑別有一點政治原因,但無法懂得這些詩句的含義卻是主要的,在文章裡順便掃一下,無非是勸告他們不要將新詩引入死胡同。不過,我心裡明白:他們確實是想寫好新詩的,隻因不滿於當時充斥詩壇的毫無詩意的順口溜式的政治詩,而又誤解了詩的魅力,這纔墮入魔道,寫出難懂的令人摸不著頭腦的詩句來。

    邵冠華和路易士寫過一些好詩,隻因他們繼承李金發式法國像征派詩的衣缽,較多地接受李金發詩中晦澀的部分,以致影響了自己的創造和發展。真正從法國像征派詩中汲取精華,融會貫通,以自由體的格式揮灑自如地加以運用的,是艾青。當我初讀到他的



    若火輪飛旋於沙丘之上

    太陽向我滾來……



    突然,我的眼前亮起來了,我的心頭暖起來了,一點不錯,太陽向我滾來了。

    艾青的《大堰河——我的母親》那時已很有名,膾炙人口,但強烈地打動我的卻是他的《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北方》、《手推車》、《吹號者》、《時代》、《黎明的通知》和後來的《魚化石》……他的樸素真實的感情俘虜住我。艾青慣於用平凡的語言,自由的格式,不事雕琢地寫出激動人心的詩篇,富於魅力。他的詩淳樸,流暢,浩蕩,讀起來瑯瑯上口,如行雲流水,聚散無常,是詩,又是散文,他在《詩的散文美》裡說:



    由欣賞韻文到欣賞散文是一種進步,而一個詩人寫一首詩,用韻文寫比用散文寫要容易得多。但是一般人,卻隻能用韻文來當做詩,甚至喜歡用這種見解來鋻別詩與散文。這種見解隻能由那些詩歌作法的作者用來滿足那些天真的中學生而已。



    這段話是針對那些塗脂抹粉、人工氣很重的韻文而說的,卻也確實是我們理解詩人的一把鑰匙,它揭開了艾青一直采用自由詩體的秘密。我非常重視這段話的意義。藍棣之同志根據艾青自己的話指出散文美這個主張不是他的發明,戴望舒寫《我底記憶》時已經這樣做了,再早似乎還可以舉出郭沫若。但我以為他們沒有一個像艾青那樣說得明白:“由欣賞韻文到欣賞散文是一種進步,而一個詩人寫一首詩,用韻文寫比用散文寫要容易得多。”在艾青以前,不可能有這樣清楚明確的宣告。郭沫若的《爐中煤》自然是一首好詩,曾被許多研究者當作例子證引,我們讀了《爐中煤》以後不妨再讀一讀《煤的對話》——我不是說拿兩者作比較,詩是永遠無法比較的。也不是光要讀者注意它們的形式,從形式上說兩者都是自由詩。我是要讀者注意在這種自由的形式中詩人們構思的自由,他們從煤得到啟發,感受深刻,設想奇突,但是,郭沫若心頭的燃燒到了艾青的眼前卻變成沉默,呵,沉默,偉大的沉默,永恆的死一般的沉默。然而,



    死?不,不,我還活著——

    請給我以火,給我以火!



    這就是艾青,我們的詩人艾青!

    我也很喜歡艾青重新執筆後寫的《魚化石》,以為這是他近年來少有的佳作之一。可惜戴望舒沒有寫過同一命題的詩篇,可以供我們並舉朗誦。但卞之琳是寫了的。藍棣之同志還專門提到它,說這首詩“充滿著中、西方文學的典故,以個人的自由聯想相串綴,不經說明,第三者是很難揣摩的”。卞之琳的《魚化石》有個加括號的副題:(一條魚或一個女子說:)收入《十年詩草》時大概沿用了《裝飾集》(我沒有見過這本書)的舊例,有一篇《魚化石後記》;作為“另外一輯”補收在增訂本《雕蟲紀歷》的時候,又將《後記》分成為四條注釋。誠如藍棣之同志所說,沒有這些注釋也許無法揣摩詩人的真意,不過,有了這些注釋仍然需要仔細領會和端詳。之琳的注釋是一點都不含糊的。艾青的《魚化石》沒有注釋,一讀便懂,收入《歸來的歌》含義就更明白。我非常佩服詩人們對魚化石的敏感,這實在是個好題目,但他們表現的藝術悟性是不同的。卞之琳寫的是哲理詩,“你我都遠了乃有了魚化石。”即使無可奈何,且喜生生不息。艾青則從生活裡撿到自己的感情,更多一層現實意義,且看:



    動作多麼活潑,

    精力多麼旺盛,

    在浪花裡跳躍,

    在大海裡浮沉;



    不幸遇到火山爆發,

    也可能是地震,

    你失去了自由,

    被埋進了灰塵;



    過了多少億年,

    地質勘探隊員,

    在岩層裡發現你,

    依然栩栩如生。



    過了多少億年,依然栩栩如生,此之謂魚化石。想當初,浮沉,跳躍,旺盛的精力和活潑的動作,都在一瞬間凝固住了,成為永恆的化石。哦,一聲霹靂就沒頭沒腦地蓋住了。這是地震!這是火山爆發!這個突然的變化使一切都失去了自由,自然世界的和人類社會的,一下子都凝固住了。詩人接著低吟:



    但你是沉默的,

    連嘆息也沒有,

    鱗和鰭都完整,

    卻不能動彈;



    你的靜止,

    對外界毫無反應,

    看不見天和水,

    聽不見浪花的聲音。





    盡管鱗和鰭都完整,埋在岩石裡面的魚卻無法動彈,連一絲嘆息也沒有,它有的隻是沉默,沉默,無休無止的沉默。魚離不開水,人離不開和水相接的天。自由在天邊召喚,詩人渴望聽見自由的聲音,好比魚的渴望聽見浪花的聲音。然而聽不見。於是讀者也不得不沉默了。幸而艾青是樂觀的。就像卞之琳領悟“生生之謂易”一樣,艾青也終於覺得:離開了運動,就沒有生命。而且



    活著就要鬥爭,

    在鬥爭中前進,

    即使死亡,

    能量也要發揮干淨。



    我感到生命的充實,有一股溫暖的力量在支持我。

    有人說,讀艾青的詩總不免使人有憂郁的感覺。藍棣之同志分析說:“一方面他從農民那兒感染了憂郁,另一方面,他從歐洲帶回的蘆笛裡就有憂郁。憂郁對於艾青是氣質性的,是他的特色、他的魅力和他的力量所在。”這說得很好。但我要補充一點:憂郁對於艾青既是氣質性的,因此也必然有民族的和時代的因素在裡面。魯迅也是憂郁的,有時甚至有寂寞和孤獨之感。艾青的憂郁是可以理解的。我個人以為,一個詩人,一個偉大的作家,生在中國這樣的社會而沒有憂郁或者寂寞之感,那倒真是難以理解的了。艾青的確是憂郁的,那是屬於個人氣質的帶有時代性和民族性的憂郁——一種崇高的憂郁!

    中國新詩發展的道路十分曲折,它走過一段歪路,但過分低估新詩的成就看來並不合適。我們離《嘗試集》的時代畢竟已經很遠了。我們有過郭沫若和冰心,有過聞一多和馮至,有過徐志摩和朱湘,以後又有戴望舒、卞之琳、艾青、田間、李季……還有許多許多我熟悉他們詩篇而沒有記住他們姓名的詩人。笙歌院落,燈火樓臺,正是這麼一支弦管雜奏的隊伍纔使詩壇不至冷落:我們不能沒有汪靜之,不能沒有李金發,甚至也不能沒有路易士,因為生活在這裡作了安排,這是歷史的序曲。在隊伍中我們可以彼此競賽,彼此批評,卻不能彼此排斥。個人的選擇是自由的。我年輕時喜歡徐志摩,中年以後醉心於臧克家,還有戴望舒和卞之琳,如今齒發脫落,垂垂老矣,而我卻更愛好艾青。這並不是說艾青的詩是寫給老年人讀的,不,完全不是。歸真反璞,我愛好他的樸素,平實,人們可以從樸素和平實裡看到自由,雖然我已步入老年,但我還是有自己的期待和盼望,我贊成艾青的話:



    一個海員說,

    他喜歡的是起錨所激起的

    那一片潔白的浪花……

    一個海員說,

    使他高興的是拋錨所發出的

    那一陣鐵鏈的喧嘩……



    一個盼望出發

    一個盼望到達



    在人生的大海中,我既盼望出發也盼望到達:“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向黃昏。”我為此愛好艾青。

    唐弢1987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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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新月派詩的特征及其文學史地位
    新月派這個名稱,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在批評《新月》雜志一群作者時使用的,名稱本身當然包含著批評。我這裡沿用這個名稱,是把新月派作為一個文學流派,加以分析和研究。新月派在意識形態的好些領域和文學的各個門類都有所涉及;我這裡的研究對像隻是新月派的詩歌活動。論列的範圍不越出陳夢家編選的《新月詩選》中十八位詩人,時間主要是從《晨報詩鐫》創刊的一九二六年四月至《新月》終刊的一九三三年六月。作為一種歷史現像,新月派的淵源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三年新月社的成立。如果從新月派詩人個人的詩歌活動說,那還得追溯到“五四”時期。不過,他們的活動引起社會的注意,還是從《晨報詩鐫》開始的。因此,我的論述就從這裡開始。
    《詩鐫》周刊在一九二六年春夏共出十一期,參與活動的有:聞一多和他所稱的“四子”——朱湘(子沅)、饒孟侃(子離)、孫大雨(子潛)、楊世恩(子惠),a 徐志摩、劉夢葦、於賡虞、蹇先艾、朱大楠。劉夢葦是朱湘的同鄉,於和蹇都是經過劉進入這個圈子的。聞一多一九二五年夏自美國留學歸來,經徐志摩介紹任北平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教務長職務。也因徐志摩的關繫,他參與了新月社的一些活動,b 但他和新月社的高級氣派是格格不入的,“他和新月社甫經接觸就引退了”c,卻團結了幾個有志於詩的年輕人在家裡作詩、談詩,“彼此互相批評作品,討論學理”。一九二六年春末,他們中的劉夢葦提出,希望辦一個幾年前文學研究會辦過的《詩》那樣的刊物,後商定借《晨報副鐫》的版面,派人與該副刊的編輯徐志摩(徐從一九二五年十月接辦《晨報副鐫》)交涉,於是纔有徐志摩的“我在早三兩天前纔知道聞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詩人的樂窩”d,他加入進來,《詩鐫》就這樣問世了。


    論新月派詩的特征及其文學史地位





    新月派這個名稱,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在批評《新月》雜志一群作者時使用的,名稱本身當然包含著批評。我這裡沿用這個名稱,是把新月派作為一個文學流派,加以分析和研究。新月派在意識形態的好些領域和文學的各個門類都有所涉及;我這裡的研究對像隻是新月派的詩歌活動。論列的範圍不越出陳夢家編選的《新月詩選》中十八位詩人,時間主要是從《晨報詩鐫》創刊的一九二六年四月至《新月》終刊的一九三三年六月。作為一種歷史現像,新月派的淵源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三年新月社的成立。如果從新月派詩人個人的詩歌活動說,那還得追溯到“五四”時期。不過,他們的活動引起社會的注意,還是從《晨報詩鐫》開始的。因此,我的論述就從這裡開始。

    《詩鐫》周刊在一九二六年春夏共出十一期,參與活動的有:聞一多和他所稱的“四子”——朱湘(子沅)、饒孟侃(子離)、孫大雨(子潛)、楊世恩(子惠),a 徐志摩、劉夢葦、於賡虞、蹇先艾、朱大楠。劉夢葦是朱湘的同鄉,於和蹇都是經過劉進入這個圈子的。聞一多一九二五年夏自美國留學歸來,經徐志摩介紹任北平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教務長職務。也因徐志摩的關繫,他參與了新月社的一些活動,b 但他和新月社的高級氣派是格格不入的,“他和新月社甫經接觸就引退了”c,卻團結了幾個有志於詩的年輕人在家裡作詩、談詩,“彼此互相批評作品,討論學理”。一九二六年春末,他們中的劉夢葦提出,希望辦一個幾年前文學研究會辦過的《詩》那樣的刊物,後商定借《晨報副鐫》的版面,派人與該副刊的編輯徐志摩(徐從一九二五年十月接辦《晨報副鐫》)交涉,於是纔有徐志摩的“我在早三兩天前纔知道聞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詩人的樂窩”d,他加入進來,《詩鐫》就這樣問世了。

    聞一多及“四子”都是清華文學社成員。e 清華文學社是清華學校學生的文學社團,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成立。f 它的成立受到“五四”運動後春筍般出現的新文學社團這樣的風氣的影響。清華學校是一所中等程度的留美預備學校,是用美國退還的一部分庚子賠款的“餘額”辦起來的。一般認為是新月派成員的梁實秋、羅隆基、潘光旦都出自清華學校,《晨報詩鐫》問世時,他們尚在美國留學。清華文學社以詩歌和文學理論方面的活動為主要宗旨,如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的一次常會,討論過“藝術為藝術呢,還是為人生”這個問題。聞一多曾經對文學社作過《詩的音節的研究》的報告,寫過長篇評論《評本學期周刊裡的新詩》。文學社籌備印行叢書,印出的種叢書是聞一多的《鼕夜評論》和梁實秋的《草兒評論》的合集。從成立文學社的經過和情況看,聞一多、梁實秋是主要活動分子和組織者。徐志摩是新月社的發起人,他一九二二年十月,在留學美國和英國之後回到北京,發起組織一種聯絡感情和培植勢力的聚餐會(在二十年代初期的北京,這種聚餐會以歐美留學生組織得有特色a)。他說過:“初是聚餐會,從聚餐會產生新月社,又從新月社產生七號俱樂部”。b 新月社不是政治性的,也不是所謂純文藝性的,它是帶有文化傾向的社交團體。出入其中的是北京的上流人士,組織很松散。社員有作家、大學教授,也有政治界、實業界和金融界人物,外加幾個社員的太太或女友,其中知名人士有:胡適、陳源、林長民、餘上沅、丁西林、凌叔華、林徽音、陸小曼等。c“新月”一詞繫套用泰戈爾《新月集》。徐志摩本人不希望新月社隻是“有產有業階級的先生太太們的娛樂消遣”,不希望新月社成為“古老的新世界”或“新式的舊世界”。他希望新月社“露稜角”,像羅剎蒂兄妹在藝術界裡打開一條新路,或像蕭伯納及其費邊社在政治思想界裡開闢一條新道。a 可是,這個希望成了泡影,“從新月社產生的七號俱樂部,結果大約是俱不樂部!”b 一九二五年歐遊回國後,徐志摩對社務興趣日減,新月社也就步入了死寂,雖然俱樂部門口的牌子一直到一九二七年纔正式除下。徐志摩的希望在新月社落空了,現在又寄托於《晨報詩鐫》。與徐志摩相似,聞一多在美國留學期間的通信中,也曾一再表示要領導一種文學潮流。《詩鐫》次在他面前提供了施展抱負的可能性。這樣看來,《詩鐫》寄托著兩位雄心勃勃、希望露稜角、導潮流的詩人的追求,它是清華文學社和新月社的某種演變,是出自北京大學和清華學校的歐美留學生的某種結合。這種以歐美意識形態和文學背景為基礎的結合,對新月派日後的動向有很大影響。如果要問聞一多和徐志摩的這種結合以誰為主或者誰向誰靠攏,那麼,我們看到,《晨報詩鐫》這塊園地是掌握在徐志摩手裡,但幾乎《詩鐫》的全部作者又都在聞一多周圍,聞一多在藝術和思想方面的影響都要大一些,加之他性格的“剛”,這種色彩就更鮮明。但是,聞一多的任藝專教務長和加入新月社,換句話說,使聞一多從一個留學生進到“高級氣派”的圈子,這種社會地位的變化是因徐志摩的介紹而實現的。但這不等於說徐志摩進入聞一多的生活是偶然的,或者聞一多是完全被動的。聞一多九年清華學校的美式教育,尤其是留美期間所受英美文學藝術和意識形態的影響,都與也曾經在美、英就讀多年的徐志摩有不少相通處。照我看,一般地說,聞一多一踏進清華學校以及後來的留美,他長期所受的熏染,他的家庭出身,就大致決定了他要走一段新月派道路。徐志摩的進入他的生活並與他合作,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歸根到底還是時代和階級地位決定個人的道路。這個道路與同在那個年代,但出身貧苦,身世飄零,而又留日赴蘇接觸進步思潮的青年的道路,正好是一個對照。

    郭沫若說過:“中國文壇大半是日本留學生建築的。創造社主要作家都是日本留學生,語絲派的也是一樣。此外有些從歐美回來的彗星和國內奮起的新人,……多是受了前兩派的影響。”a 清華文學社成立的那一段,所受創造社影響是明顯的。聞一多在“五四”後開始的新詩創作,受到郭沫若《女神》的影響。聞一多在留美期間的通信中,一再說到創造社,把創造社引為同調,希望同創造社合作,並崇拜郭沫若。聞一多和梁實秋都曾經在創造社刊物《創造季刊》上發表詩歌。聞一多把自己關於《女神》的兩篇論文送給《創造周報》發表。他贊揚《女神》的反抗、自由、革命流血的精神和大同色彩,贊揚《女神》的愛國主義精神,隻是對《女神》缺乏中國文化的色彩和東方的恬靜美,有些批評。從這些評論可以鮮明地看到當時聞一多身上的“五四”時代精神。徐志摩也與創造社有過接觸;他早期的詩作,與郭沫若曾經同受美國詩人惠特曼的影響。他曾經把長篇英文論文寄給創造社刊物。拿梁實秋和朱湘對別的詩人的評價比較,他對《女神》的評價是高的。劉夢葦也曾經在《創造季刊》發表詩歌。在文藝思想、觀點方面,聞一多與郭沫若早期的見解有些相似。早一點說,他們都認為文藝有很大的社會作用,但又都把文藝本身的目的與它的社會效果分開。郭沫若認為藝術可以統一人們的感情,提高人們的精神,使人們內在的生活美化。聞一多認為藝術是社會的需要,能促進人類的友誼,提高社會的程度,是改造社會的根本辦法。a 稍後一點,聞一多提出詩人應該是一張唱片,鋼針一踫著他就響。他完全是被動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並說理性鑄成的成見是藝術的致命傷。主張“藝術為藝術”,說如果目的不在文藝本身,那是對文藝沒有誠意。而且同意藝術起源的遊戲說。b 聞一多一九二六年發表的這些觀點,與郭沫若一九二四年以前的文藝觀點差不多。那個時候,郭沫若認為文藝如春日花草,乃藝術家內心智慧的表現,天纔的自然流露,並沒有所謂目的。他要詩歌表現自己內心的要求,強調直覺和情感的作用,也接受藝術起源的遊戲說。c 但是,郭沫若的文藝觀點在一九二四年以後有了大的轉變,這就是說,聞一多一九二六年創辦《詩鐫》時的文藝觀點,大致上還停留在郭沫若已經自我否定了的那些觀點上。而聞一多的文藝觀點就是《詩鐫》的文藝觀點,因此,《詩鐫》和創造社,正好形成對立。

    如果把《詩鐫》創刊看成是新月派詩歌活動的正式開始,那麼,從一開始,新月派就打出了反對“感傷主義”和“偽浪漫主義”的旗幟,雖然新月派的詩歌創作仍然受到西歐浪漫主義文學的影響,後期創作中也仍有濃重的感傷情調。這時的聞一多已經不同於“《紅燭》時代”的聞一多,這時的徐志摩也不是《志摩的詩》時代的徐志摩。聞一多在《〈女神〉的時代精神》中曾經說二十世紀是反抗的世紀,而在詩集《死水》中則要眾生“各安其位”;在關於《女神》的論文中曾經要求詩歌反映時代,這時候則把詩人比喻成一張被動的唱片。對於詩集《紅燭》中的浪漫感傷,他已經陌生而厭棄了,他說《紅燭》是個“不成器的兒子”。他尖銳批評“顧影自憐”、“善病工愁”、“倜儻風姿”、“風流自賞”、“自我的表現”、“多情的眼淚”,說這樣的東西在詩中出現是感傷主義或偽浪漫主義。他特別推薦鄧以蟄的文章《詩與歷史》,鄧以蟄認為“如果隻在感情的漩渦裡沉浮著,旋轉著,而沒有一個具體的境遇以作知覺依皈的憑借,這樣的詩,結果不是無病呻吟,便是言之無物了。”b 徐志摩曾經是詩情像“山洪暴發”,“生命受了一種偉大力量的震撼,什麼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顧間散作繽紛的花雨”。這時候他接受了《詩鐫》對於那種單講“內容”落了惡濫的“生鐵門篤兒主義”(即英語感傷主義的音譯)的指責。後來,徐志摩說過,“自我解放”、“自我意識”是從盧梭的言行開始的。從《懺悔錄》到法國革命,從法國革命到浪漫運動,從浪漫主義到尼采(與陀斯妥耶夫斯基),從尼采到哈代——在這一百七十年間,“我們看到人類衝動性的情感,脫離了理性的挾制,火焰似的迸竄著,在這光炎裡激射出種種的運動與主義”a。對於西歐浪漫主義的社會根源和積極的社會作用,他看不到,仿佛隻看到了感情失去理性控制這個現像,而這裡的理性是什麼,那更值得討論的。在《白郎寧夫人的情詩》中,他說:“愛是不能沒有的,但不能太熱了。情感不能不受理性的相當節制與調劑。”b 梁實秋因還在美國留學,沒有參加《詩鐫》的活動,但他當時在《晨報副鐫》發表文章,批評浪漫主義者太貴重人的心,對於自己的生活作不必要的傷感。c 後來他又說,文學的力量不在放縱,而在集中和節制。節制就是以理智駕馭情感,以理性節制想像。梁實秋認為感情主義是浪漫主義的精髓,他說沒有人比盧梭更易於被感情所驅使,德國的狂飆運動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情感主義的混沌,拜倫更有極大的傷感成分。他的浪漫主義的範圍是相當寬的。他說古典主義者所注重的是藝術的健康。d“新月”所標榜的“健康”,乃是反對文學中的“感情主義”。饒孟侃在《詩鐫》上發表專門評論,指名道姓批評創造社的“感傷主義”。他說:“感傷主義是現在新詩裡一個絕大危險”,並闡述說,因為作者“受了社會上許多的苦惱欺騙,便假定人世即是變相的罪惡窟穴,所以他故意用主觀的調兒把肉欲、虛偽、丑惡一起和盤突出,表示他自己的膽識與真誠”。饒孟侃認為這是“無病呻吟”,並且說,“差不多新詩的總數,十成中就有八九成是受感傷主義這怪物的支配”,“近年來感傷主義繁殖得這樣快,創造社實在也該負一部分的責任”。反對感傷主義,認為過分的感情是不健康的,主張以理性節制感情,並且認為從個人的感情到對舊社會的揭露抨擊都在節制之列,新月派的這些觀點反映了他們對西歐文藝思潮的演變的看法,反映了他們對當時中國文壇的看法,也反映了他們的意識形態。

    既然反對感傷主義不單是個文藝觀點問題,還包含著新月派對時代潮流和文學潮流的看法,而且是決定於他們所處的階級地位,那麼,在詩歌創作上就不能不打下它的深刻烙印。讓我們首先看看“感傷主義”者在“詩鐫”內部的境遇。於賡虞說:“在那些朋友中,說我的情調未免過於感傷,而感傷無論是否出自內心,就是不健康的情調,就是無病呻吟。”因為對此不滿,於賡虞在《詩鐫》上發表了《晨曦之前》等四首詩後,就同它絕了緣。於賡虞說他受了社會慘酷的迫害,滿頭血水,生活極度不安,他用詩來表現悲慘的生活,寄托苦悶的思想,認定詩就是生命。他的詩確是有些悲苦感傷,蒙上一層淒迷陰冷的氣氛,但有內容,有情思,對黑暗社會有所暴露,有時還是悲壯的:“有一日我們會從惡夢驚醒於無罪而死的白骨邊,為了人類的自由,在險惡之夜將熱血迸射於敵面。”這樣的詩,是不能叫作無病呻吟的。在他被批評為“過於感傷”時,他說:“作詩,到幾乎無所表現的時候,那就使人無從置言。”如果不是正確地提出對“無病呻吟”的批評,其結果也許會窒息詩歌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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