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農民說理的世界——趙樹理小說的形式與政治

編輯推薦

書中通過大量的文本細讀，發現趙樹理在討論新啟蒙和革命等堪稱重大的問題的同時，還集中思考了農民的情感、語言、娛樂以及權利、欲望、性格等問題，並希望通過創造農民喜聞樂見的新形式來喚醒農民自我言說的能力，進而主動參與構建中國農村社會的新秩序，並在經濟、政治、文學文化、道德倫理諸層面實現自我確立。

內容簡介

本書以形式為中介，通過討論趙樹理小說與政治之間的關繫，給予趙樹理小說的文學性和文學史地位一個新的闡釋。本書發現趙樹理主要思考的是農民的情感、語言、娛樂以及權利、欲望、性格，並希望通過創造一些農民能夠接受的新形式來喚醒農民自我表述的能力和行為，以內在的、而非外在的邏輯，構建社會新秩序，在經濟、政治、文化、文學、道德倫理諸層面自我樹立。

作者簡介

李國華，同濟大學中文繫講師，同濟大學魯迅研究中心兼職研究人員，1980年出生，江西省於都縣人。201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繫，師從吳曉東教授。專業研究領域為現代小說研究及魯迅研究，有數篇論文散見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魯迅研究月刊》、《文藝爭鳴》、《東吳學術》等。目前除從事魯迅雜文研究外，悉心於研究舊體詩與新文學之關繫。

導論趙樹理小說的形式與社會主義政治 1
一趙樹理研究的問題性 1
二農村認識與文學農村 6
三農村小說形式的文學政治 11
四研究思路及論述策略 17
章 “世界”及其再現 21
一 “世界”的意義與功能 22
二再現的階級結構和政權結構 31
三政治情感的疾病隱喻 40
第二章 “理”的辯證法 48
一 “老直理”與“真理”：民意及其變異 49
二 “勢力就是理”：“理”與“勢”的結構關繫 58
三 “理”的分裂：人文地理、家庭倫理及個人心理 69
四救贖“理”的暴力：事理、情理及私情 80導論趙樹理小說的形式與社會主義政治 1
一趙樹理研究的問題性 1
二農村認識與文學農村 6
三農村小說形式的文學政治 11
四研究思路及論述策略 17
章 “世界”及其再現 21
一 “世界”的意義與功能 22
二再現的階級結構和政權結構 31
三政治情感的疾病隱喻 40
第二章 “理”的辯證法 48
一 “老直理”與“真理”：民意及其變異 49
二 “勢力就是理”：“理”與“勢”的結構關繫 58
三 “理”的分裂：人文地理、家庭倫理及個人心理 69
四救贖“理”的暴力：事理、情理及私情 80
第三章 “說”的欲望、能力及形式 90
一尋找“能說話”的人 91
二學會“說” 99
三 “官腔”與“老百姓的話” 106
四 “說”的烏托邦 115
第四章 “農民”的主體性 125
一 “農民”的主體形像 126
二 “農民”主體性的覺醒與確立 135
三曖昧的敘述主體 142
四 “農民”主體的可能 150
第五章趙樹理小說寫作的困境 159
一真實與社會主義政治 159
二 “世界”的消失 172
結語 182
參考文獻 186
後記 196

前言

在李國華博士論文答辯會上，擔任答辯委員會主席的錢理群先生說他每拿到一本博士論文後，總喜歡先翻閱論文的後記。而李國華博士論文後記中的這樣幾句話給錢先生以深刻印像：“我不想成為理論的俘虜，不想論文的寫作變成學院體制內部的有機生產，我希望我的論文背後，是對我親身經歷的社會現實的一點簡單的理解。”“我要通過我的論文表達現實關懷，卻又不信它能達成目的，輾轉間，自傷自憐之態，唾手可掬。我痛恨這種徙倚不定的論客勁兒，決意以後隻在文字裡討生活，不讓文字變成我的生活。我就在俗世裡，在人間煙火中，老病，死去，灰飛煙滅。”“我隻能讓自己的論文寫作也充滿人間煙火，拒絕被一些抽像的概念吞噬淨盡。”
說實話，國華後記中的這些表達也讓作為導師的我感到震動以致慚愧，從而在答辯會的現場就暗暗反思自己是否已經成為了“理論的俘虜”，多年來的所謂學術研究是否已經“變成學院體制內部的有機生產”，在“讓文字變成我的生活”的同時，也喪失了理解和關懷社會現實的能力，終使所謂的論文寫作“被一些抽像的概念吞噬淨盡”。

在線試讀

一趙樹理研究的問題性
1966年末，趙樹理做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第三次檢查。他在檢查的末尾要求“黨在數年之內”把他“放到個應放的地方”：
我不要求過早地加以區別，此次文化大革命是觸及每個人靈魂的事，文化界、文藝界的人們更應該是一無例外的。待到把和我共過事的人都接觸到，把問題都擺出來，我本人的全部情況也便隨之而出，搜集起來，便是總結。我以為這過程可能與打撲克有點相像。在起牌時候，搭子上插錯了牌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打過幾圈來就都倒正了。我願意等到後洗牌時候，再被檢點。
這一要求在他逝世後第八年兌現了。1978年10月17日，北京八寶山公墓舉行了趙樹理骨灰安放儀式，致悼詞的是劉白羽。在這番政治上的洗牌之後，文學研究者也開始全面地重新檢點趙樹理的創作，尋找趙樹理的創作“應放的地方”。在“去政治化的政治” 形成的過程中，趙樹理這張牌被不停地在搭子中插來插去，以至於文學史對於他的敘述都專設一個議題“趙樹理的‘評價史’” ，2009年更有博士論文專門討論趙樹理的闡釋史。似乎是苦於無法將趙樹理放到“應放的地方”，研究者不得不刻意檢討研究本身，文學上的判斷似乎比政治洗牌還難以完成。而在有人表示“告別革命” 的今天，似乎尚未到“後洗牌時候”，故而仍然難以確定趙樹理的創作“應放的地方”。
的確，趙樹理的創作“應放的地方”是難以確定的。早在1946年，郭沫若高度評價趙樹理及其作品時就強調：“看慣亭園花木的人，毫無疑問，對於這樣的作家和作品也會感覺生疏或厭惡的。這不單純是文藝的問題，也不單純是意識的問題，這要關涉到民族解放鬥爭的整個發展。” 要將趙樹理的創作放到“應放的地方”，必須在反思自己是否“看慣亭園花木”的基礎上，構建一個對於文藝、意識及民族解放鬥爭的整體理解。但情感的轉變與整體理解的構建談何容易？同為解放區作家，看到趙樹理成為解放區除、朱德之外的出名的人，丁玲卻在1948年6月26日的日記中語帶暗諷地寫道，“這個正在走紅運的人”，然後強調他跟所有的作家一樣愛說話愛說自己，但卻“容易偏狹”。丁玲日記的字裡行間的意思雖然可以歸於文人相輕，但也透露出丁玲不太能夠理解趙樹理的信息。丁玲對趙樹理的態度是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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