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星期去先生家一次，與先生在他北房西屋窗前的書桌旁相對而坐，聽先生講。十多年中，間或還有李舒（陸先生的外孫女婿）、顧建平（陸先生過去的學生的兒子），及一個姓馮的年輕人來過，又有一段時間，有陸先生過去的兩個學生來，後來，王寧從青海調入北師大，作陸先生的助手，有時也來。每當不隻先生與我二人時，大家就圍坐在堂屋的圓桌旁，聽先生講。

我先後從陸先生學，時間有十多年，前後跨越二十四年，先生主要是為我講說文，也有較少的時間講左傳和毛詩。有時候還講講唐詩，說是調劑一下（先生曾說他在輔仁開過唐詩的課）。

講說文敘時，陸先生說：必須做筆記。說文敘講了大致半年，筆記整理則達幾年，送陸先生看，後有駱新民先生（我父親的學生，徐悲鴻先生的義子）曾幫我謀劃在香港出版，陸先生把筆記交給王寧，請她幫助按學術著作的結構做調理。於是，王寧在筆記上留下了不少字跡。王寧老師的學問，我是很敬重的，在我處於困境時（“文革”後，去農村插隊八年，回北京，沒有工作），王寧老師也曾極力想幫助我。但這次出版我卻沒有用王寧老師調整過的體例，因為我想盡力保持陸先生授課時的情境和講求“舊學”的原貌，而不想把它裝入一種今日的“學術著作”體例中去。另，陸先生還安排他的一個老學生（我忘了他的名字了）寫了出版要用的篆字，現在用的就是當年陸先生的那個老學生寫的篆字。

筆記的兩個章節得李愛鼕老師幫助，在1979年和1981年在內蒙古師範學院中文繫的《語言文學》刊物上發表過，筆記的前半部在1982年北京市語言學會的年會上印發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人們隻知道我以法學家、社會學家稱，主要從事中國制度研究，工作涉及司法制度、法職業、立法決策的公眾參與、勞工、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諸領域，而極少有人知道我有從陸先生學說文的這段經歷。我曾受聘為人民日報社三法律顧問之一，受聘為福特基金會顧問，受聘為中國政府一些部委和聯合國六個機構的專家，也出版、發表一些著述，而唯獨我下大力苦心記述整理的這部筆記一直沒有出版——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有我工作過的北京一個街道小廠（廠橋風機廠）的工人幫我謄寫、刻印，上世紀九十年代，有從事出版的人幫我錄入，本世紀初，有學古漢語的研究生幫我再次校對，我至今感念這些人，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本世紀初，我都曾準備出版這部筆記，但終因他事相擾，未能如願。

出版這部筆記，是為了保留下來陸宗達先生與其老師黃季剛先生，與其太老師章太炎先生這樣的一個中國近代文化的譜繫中人自身內在的研習、傳承、講述的樣式與方法（盡管我師從陸先生時，中國當代所特有的制度文明質態，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陸先生的學問表述），以使這樣一種自漢至宋、至清的中國讀書人面對典籍的文化傳承，一種於清季面對外部世界須予回應的文化表述，能與現在居強勢的（來自外部的）學術的理論框架、概念體繫，及學術規範的套路和樣式，與在文字學中居強勢的甲骨文研究，與在語言學中另成體繫的“古代漢語”教學（研究），並列共存，各成體繫，而有可能對等交流。

在大學中，學中國的（如中國哲學、中醫、中國古代語言、中國古代法律、中國畫、中國民間音樂等），必學“本專業”外國的一套，而學外國的（如哲學、醫學、語言、法律、美術、音樂等）則不一定或不必須學中國的一套。這種態勢，使中國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存形去魂，使血統上的中國人對傳統的中國語言、文化，如對異國語言、文化。當然，我要想改變這些，如蚍蜉撼樹，談何容易，但“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是中國讀書人的一種選擇；希望的是：接續傳承，而面對一個開放的世界。

後，與陸先生相關的，還有幾事，記述如下：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從農村回城，長時間找不到工作，後來，好不容易到了一個街道小廠，雖然政工（主要是給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人落實政策，及清理檔案）、生產（當時，月生產任務隻完成百分之二十八，由我制定生產管理規則，年終總結工作，督促有關車間的生產）、科研（和中科院聲學所、瀋陽鼓風機廠共同研制用於毛紀念堂上的低噪音屋頂風機）、保衛（當時社會秩序不好，我能破案），以及黨的組織發展外調等工作都做，但我隻是個集體所有制工人編制的一個黨外人。

陸先生看我日夜工作（白天在辦公室，晚上在車間），沒有出路，就讓我考他的研究生。五門課，我隻考了四門，外語沒考（中學學俄語，早忘了），盡管總分比錄取中的兩人還要高，但沒有錄取。事後，李大魁老師告訴我：在中文繫的會上，陸先生多裡哆嗦地從衣袋中掏出一張紙來念，希望能先錄取我讀研究生，再補外語，但沒有用。

我四十八歲前，所遇多乖舛，由於父親在當時是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工作組的成員，所以我看過文件，知道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有不少人門門不及格也讀了研究生，陸先生是訓詁學方面的權威，但在我讀研究生這事上，陸先生的話，沒有起作用。後來，我還是沒學外語，聯合國機構和外國政府的會議請我去，要多出一份錢給翻譯；請我寫報告，也要出錢請人翻譯。陸先生曾說：學說文，其實用不著外語。我非常看重外語，因為這是今天在一個開放的世界中工作和人際交往所需要的（在封閉社會和半開放社會中，外語的作用除考試、平職稱外，作用有限），我不掌握外語，是在知識結構和能力上有缺陷，但也是那個時代和我坎坷的經歷所造成的。另外，我又認為：比外語重要的，是個人無可替代的學識能力，因為隻一般地會外語而學識能力平庸的人太多了。

在陸先生面前，我是個舊式的學生，先生家平時換煤氣（當時用罐裝煤氣），鼕天安爐子（當時燒煤取暖），年前掃除，收拾東西，春天，把荷花缸從東屋裡搬出來，以及，給西牆邊的竹子澆水，都是我的事。

陸先生喫飯要喝酒（陸先生的老師季剛先生也善飲），每留我喫飯，陪先生飲酒，也是學問中一趣事。

陸先生喜昆曲，我的一個昆曲的老師侯玉山先生是河北鄉村出身的昆弋演員，與陸先生是老朋友，民國年間戰亂時，侯先生唱不了戲，就住在陸先生家（陸先生教他順便教自己的兒子陸敬練功，但陸敬不喜歡）。陸先生與我談及《掃秦》《訓子》《嫁妹》《棋盤會》《安天會》《彈詞》等戲，則會擊節放喉一唱，由於我也會這些戲，常與先生唱和，我們還唱過京劇《白良關》的大、小黑。有一次，幫陸先生整理書，找出幾冊集成曲譜，陸先生說：老了，不用了，送給你吧。當然，陸先生還給過我一些音韻、訓詁方面的線裝書。

上世紀七十年代，高考還沒有恢復時，在大學中，像陸先生這樣的人沒有什麼事可做，被安置在一個詞典編纂機構，在輔仁的老校址（北師大化學繫）上班，好像是每星期去一次，離家走到琉璃廠，坐14路汽車到廠橋，然後再走到那裡。在那裡也沒有什麼事，離我家不遠，有時間走到我家。我家在什剎海前海北沿的會賢堂（曾被輔仁校友會買下後，成了北師大的教師宿舍），陸先生來，要講到飯莊的歷史，講到院中過去的戲臺。我送他出去，又會指我看他年輕時在這一帶住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