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俄羅斯文學高峰的啟示（代前言）

上編 從文學形像畫廊的新視角探尋俄羅斯文學的魅力
導語
章 俄羅斯文學中的小人物形像
第二章 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形像
第三章 俄羅斯文學中的少女形像
第四章 俄羅斯文學中宗教蘊含類的文學形像

下編 從作家個性心理的新視角探尋俄羅斯文學的魅力
導語
第五章 普希金：創作個性和藝術思維特征
第六章 果戈理：氣質、生命力和創作
第七章 屠格涅夫：“特殊音調”和“特殊構造的喉嚨”
第八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探索人類心靈奧秘的藝術
第九章 托爾斯泰：情感的世界
第十章 契訶夫：童年經驗、客觀性和分析型藝術思維

後記

19世紀俄羅斯文學毫無疑問是一座文學的高峰。高爾基寫道：“在歐洲文學的發展史上，年輕的俄國文學是一種驚人的現像……沒有一個國家像俄國這樣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裡就出現了燦若群星的偉大名字。”從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俄羅斯文學以其獨特的社會批判激情、深厚的人道情懷和迷人的藝術魅力，對世界文學和中國文學產生了獨特的影響。今天，當我們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候，人們熱切期盼中國文化繁榮的到來。此時，認真研究19世紀俄羅斯文學獨特的品格和價值，深入探索其繁榮的原因，對於推進我國文學藝術的繁榮，也許會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
在19世紀，同歐洲其他先進的國家相比，俄羅斯仍然是一個十分落後的農奴制國家，這樣一個專制、貧窮的國家為什麼能開出燦爛的文學藝術之花？這還得回到俄羅斯文學本身。俄羅斯文學的主調是深沉、憂郁，用別林斯基的話說，俄羅斯文學始終散布著一種“銷魂而廣漠的哀愁”。是俄羅斯人民的辛酸、苦難、掙扎、抗爭，孕育了世界文學中這朵奇葩。赫爾岑有一句名言：“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學是的論壇，可以從這個論壇上向民眾傾訴自己憤怒的吶喊和良心的呼聲。”這句話是解開俄羅斯文學魅力之謎的一把鑰匙。文學的生命力源於現實生活，它一旦離開了時代，離開了人民，那肯定是要枯萎的。俄羅斯文學的偉大和魅力正在於它同時代、人民的血肉聯繫。受沙皇專制壓迫的俄羅斯人民災難深重，沒有任何民主自由可言，沒有任何表達自己思想感情的場所，於是文學就成為人民表達思想感情的場所，文學藝術家自然成為人民的代言人。在某種意義上，俄羅斯文學成了社會的“氣門”，“憋足了氣”的所有社會激情都通過這個氣門直衝出來。
從普希金到托爾斯泰，俄羅斯作家不怕監禁、流放和其他一切形式的壓迫，他們在作品中深刻揭露和批判專制社會的黑暗，對被侮辱、被損害的下層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不僅尖銳地體現“誰之罪”的問題，而且苦苦探索“怎麼辦”的出路，真正成了時代前進的號角和人民的良心。
托爾斯泰是19世紀俄羅斯文學中偉大的作家，他的創作是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高峰，在他身上我們集中看到偉大作家的成功在於同時代和人民的聯繫。列寧深刻指出，托爾斯泰的創作反映了19世紀後30年俄國社會的矛盾，反映了這個時期千百萬俄國農民的思想情緒和心理矛盾，托爾斯泰創作的動力都是來自這個時代、這個階級。托爾斯泰創作的特色是真誠和誠懇，是撕下一切假面的清醒的現實主義。在他的作品中，無論是對專制制度和官方教會的無情揭露，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激烈抗議，還是對下層勞動群眾的深切同情，都非常真誠。在《復活》中，他透過華麗輝煌、溫文爾雅、道貌岸然的外表，無情揭露法官和檢察官的虛偽和丑惡、他們的草菅人命和內心的齷齪。他描寫受侮辱、受損害的瑪絲洛娃，不僅表現她的善良純樸，而且著力表現她的憤怒和仇恨，她對聶赫留朵夫的態度是十分決絕的，絕不受欺騙，絕不存幻想。托爾斯泰這種清醒的現實主義所達到的批判力度和深度，是貴族作家和資產階級作家所達不到的。用列寧的話說，“托爾斯泰是用宗法式的天真的農民的觀點進行批判的，托爾斯泰把農民的心理放到自己的批判、自己的學說當中”。托爾斯泰的創作確實“反映了一直到深的底層都在洶湧激蕩的偉大的人民的海洋”。
俄羅斯作家在他們的時代不把自己關在像牙塔裡，不“為藝術而藝術”，而是始終和時代、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努力打造藝術精品，攀登藝術高峰，反過來又用自己的作品推動社會的進步。事實證明，文藝隻有扎根生活，緊跟時代潮流，纔能繁榮發展；隻有面向人民，反映人民的生活，纔能充滿生機活力。

《俄羅斯文學新視角》：
如果拿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同格裡鮑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相比較，人們自然會提出一個問題：同是反映1820年代的社會心理，這兩部作品有什麼不同？同是塑造貴族階級中的先進青年形像，奧涅金同恰茨基有什麼不同？這裡首先應注意寫作時間。格裡鮑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寫於1823-1825年，這部作品是在十二月黨人起義的前夕，在革命鬥爭高漲的氣氛中完成的，作品的主人公恰茨基作為先進貴族青年的代表，雖然有智慧的痛苦、智慧的憂傷，但更多的是智慧的憤怒、智慧的覺醒，他痛恨專制農奴制度，並且與專制農奴制度的代表展開正面衝突，他絕不是無所事事的人。而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寫於1823-1831年，時間跨度相當大，基本上橫跨了整個1820年代，其間經歷了十二月黨人起義的醞釀準備時期、十二月黨人起義、十二月黨人失敗後的黑暗時期。因此，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表現了作家對一個歷史轉折時期的沉思，從而也就蘊含了1820年代更為豐富的社會心理內容。他筆下的奧涅金雖然和恰茨基同屬貴族先進青年，但這位奧涅金已經不能像恰茨基那樣同專制制度的代表正面交鋒了，他已經淪為一個“多餘的人”。
別林斯基精彩地概括了這部小說的內容：“《奧涅金》的內容是人所共知的，用不著把它細述。但為了理解橫亙在它根底裡的思想起見，我們將用幾句話把它講一講。一個在窮鄉僻壤教養出來的、年輕的、耽於夢想的姑娘，愛上了一個年輕的、彼得堡的——用現在的流行話說——闊少，這人是厭倦了上流社會的生活，到自己村子裡來消遣解悶的。她決定寫一封充滿著天真熱情的信給他；他當面回答她說，他不能夠愛她，認為自己不是為了‘家庭生活的幸福’而生的。後來，為了一點細故，我們多情的女主人公的未婚妹夫連斯基叫奧涅金去決鬥，被奧涅金打死了。連斯基的死使達吉雅娜和奧涅金分離了許久。幻夢破滅了的可憐的少女，經不起老母親的哭泣和哀求，嫁給了一位將軍，因為如果非嫁人不可，那麼無論嫁給誰，在她都是一樣的。奧涅金在彼得堡又遇見達吉雅娜，簡直認不出她了；她變得這麼多，樸素的鄉下姑娘和雍容華貴的彼得堡貴婦人之間一點相似之處也沒有。奧涅金心裡燃起了對達吉雅娜的熱情；他寫了一封信給她，可是這一回輪著她當面回答他說，她雖然愛他，但已不能屬於他——這是為了貞潔而自豪。這便是奧涅金的全部內容。”
在別林斯基看來，奧涅金既不是十惡不赦的壞蛋，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英雄，而隻是一個屬於他的時代的普通人。奧涅金這一形像首先是時代的產物。18世紀末19世紀初，俄國沙皇開始重視國民教育，設立大學、中學和一般學校，其中直接受益者仍是貴族青年。隨著貴族青年受到教育，接受了歐洲先進的思想和文化，也隨著1812年衛國戰爭喚起民族覺醒，這些青年產生了對反人道的、僵死的、停滯的專制農奴制度的強烈不滿，進而反對沙皇統治。但是，我們也看到了貴族青年中出現的兩種情況：他們當中有覺悟的、的一部分人，有明確的政治目的，敢於采取行動，這就是十二月黨人；他們當中另一些人雖然不滿專制統治，不甘沉淪，但又無力行動，這就是普希金所描寫的奧涅金。高爾基曾經指出：“作為典型，奧涅金在20年代剛形成起來，但詩人馬上便看出這種心理狀態，對它們進行研究，了解之後便寫成了俄羅斯部現實主義長篇小說。”別林斯基也特別欣賞普希金這種善於正確抓住社會生活中特別瞬間的現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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