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孫犁）
周恩來與次文代會
黃遵憲與《紅樓夢》
《西行漫畫》的流傳
《女神》的一個修改本
錢杏郵與《二心集》
且說《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
蔣光慈的原名、改名及其他
郁達夫與太陽社
《阿英文集》編後的話
《郁達夫著作編目》補遺
齊燕銘遺札
“五四”文學革命中的陳獨秀
一次突然的消失
憶“五四”，訪葉老
活躍的滬版《救亡日報》文藝副刊
作家的可貴友誼
瀋尹默和新詩
李自成在我國文藝上的反映
關於《紅樓夢戲曲集》
“孤島”文壇上的一現曇花
《倪煥之》與侯紹裘
蔣光慈與《失業以後》
從鄭振鐸、葉聖陶沒有參加“左聯”談起
漫話《抗戰八年木刻選集》
關於瞿秋白文學遺著的刊印
文人贊詠中的民間鐵畫
《紅樓夢》在日本的新鏡頭
《小說年鋻》
《秦牧雜文》
殷夫的成長說明了什麼？
田漢的散文
《邊鼓集》
張聞天早年的文學譯著
《懷舊》的雪泥鴻爪
文學研究會宣言的起草者
業餘佳作
葉靈鳳與麥綏萊勒木刻連環故事集
《瀋尹默書曼殊上人詩稿》
《王貴與李香香》詩名的由來
巴金部長篇《滅亡》的問世
郁達夫的早期代表作《沉淪》
初版《魯迅全集》話絮
我國份“詩刊”
“詩人的歡喜”
“湖畔”詩人
《大觀園名媛百花詩》
徐玉諾與散文詩
郁達夫的自序
包天笑與鴛鴦蝴蝶派
當年的《賽金花》茅盾與“ABC”
孫中山的詩作與詩論
引進西方藝術的人-李叔同
曾樸佚詩《燕都小吟》
《茶花女》的中譯和演出
跛少年的譯作
漫話《野草》
文藝作品中的秋瑾
宣傳《猛回頭》被殺一鄉民
陳天華、秋瑾、朱執信的三篇小說
不以詩人自居的馬君武
周瘦鵑與花花草草
屠格涅夫的散文詩
《郁達夫詩詞抄》晚出之謎
朱自清的歐遊二記
孫犁的《書林秋草》
開卷有益
早評論《子夜》的文字
讀《東海漁歌》李一氓鈔配本隨記
馮憲童發表於《東山學生》的詩
蔣光慈談新詩的一篇序文
《抗戰獨幕劇選》及田漢的序
阿英有關晚清文學的三本書
朱光潛與對話體
老師的書
吳組緗的《山洪》
阿英的日記
《詩論》重版漫憶
不該忽略的文壇老人
《李一氓藏畫選》跋
：“我們歡迎你們”
《魯濱孫漂流記》早的中譯本
由章太炎、鄒容想起劉三
早的秋瑾詩詞集
近代紡織詩歌一瞥
柳亞子的詩詞
徐錫麟和吳祿貞的詩
《越社叢刊》期
且說東京版《域外小說集》

我和泰昌同志，認識的時間，不算太長，接觸得也不是太多。在一些文字工作的交往中，我發現他是一位很干練的編輯，很合格的編輯。他在工作上，非常謙虛。當今之世，不合格的編輯並不少，有的人甚至不辨之無，而這些人，架子卻很大，很不謙虛。
今年春天，泰昌同志對我進行了一次采訪，就是登在本年六七月份《文藝報》上的那次談話。我是很不善談的，特別不習慣於錄音。泰昌同志帶來一臺錄音機，放在我們對面坐的方桌上。我對他說：
“不要錄音。你記錄吧，要不然，你們兩位記。”
當時在座的還有百花文藝出版社的一位同志。
泰昌同志不說話，微笑著，把錄音機往後拉了拉。等我一開講，他就慢慢往前推一推。這樣反復幾次，我也就習慣了，他也終於完成了任務。當然，他能夠完成任務，還因為在同我接觸中，他表現出來的真誠和虛心的工作態度。
編輯必須有學問，有閱歷，有見解，有獨到之處。觀我國文化史，有許多例子證明，編輯工作和學術之間，有一條互通之路。有許多作家學者，在撰述之暇，從事書刊編纂；也有因編輯工作之年積月累，終於成為學者或作家。凡是嚴肅從事一種工作的人，他的收獲總不會是單一的，而是多種的。
泰昌同志在繁重的編輯工作之外，還不斷寫些文章，其中有不少部分，是帶有學術性和研究性的文章。我是很喜歡讀這類文章的。我覺得，我們很多年，太缺乏治學的空氣了。
治學之道，當然不外學識與方法。然學與識實繫兩種功夫。不博學當然無識力，而無識力，則常常能廢博學之功。識力與博學，是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認真求實的精神，是提高識力的重要因素。
現在，國內的學術空氣，漸漸濃厚。但是脫離實際，空大之風，似尚未完全剎住。有些大塊文章，人們看到，它擺開的架子那麼大，裡面有那麼多經典，有那麼多議論，便稱之為學院派。貶抑之中，有尊畏之意。其實學院派的文章，總得有些新的研究成果，如果並沒有什麼新的成果，而隻是引經據典，人雲亦雲，讀者就不如去自翻經典。或作者雖繫一人，而論點時常隨形勢變化，那麼，缺乏自信的文章，於他人能有何益呢？所以說，這種文章，是連學院派也夠不上的。
這就涉及治學方法的問題。現在，各個學術領域，都標榜用的是唯物辯證的方法。但如果牽強附會，或隻是一種皮毛，甚至皮毛之內，反其道而行之，其收效就可想而知了。
學術不能用政治及立場觀點來代替。學術研究的是客觀存在。學術是樸素的，過去叫作樸學。
用新的方法，不得其要領，隻是趕時髦，求得通過，對於學術，實際是沒有什麼好處的。因為學術，是要積蓄材料，記述史實，一磚一瓦，成為著作。是靠作者的真纔實學，真知灼見，並不單純是方法問題。過去我國的學術，用的都是舊方法，而其成果赫然自在。正像刀耕火種，我們的祖先也能生產糧食一樣。
泰昌同志的文章，短小精悍，文字流暢，考訂詳明，耐人尋味。讀者用很少時間，能得到很大收益。寫文章，不尚高遠，選擇一些小題目。這種辦法很可取。小題目認真去做，做到能以自信，並能取信於人，取信於後世，取信於科學，題目再小，也是有價值的。

《吳泰昌集：藝文軼話》：
我國新文學發展進程中，有一個引人矚目的現像，那就是我們黨初期的一些領導人或活躍人物，不少在專事革命實際工作之前，程度深淺不一地和文學打過交道。他們的創作和譯著中閃爍著早年的卓見和纔華。後來由於工作性質的轉移，纔不得不放棄或減弱了這種濃厚的興致。
張聞天同志，在“五四”運動後不久，就接近了新文學。一九二一年他在東京求學時，常有習作，並投寄當時由茅盾主編的《小說月報》。內容多側重外國作家的介紹和研究，如對托爾斯泰和泰戈爾的評論。一九二三年他在美國加利福尼亞華文報紙《大同日報》任編輯時，業餘從英文轉譯了其時新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西班牙著名的戲曲家倍那文德的兩個劇本《熱情之花》與《偽善者》。茅盾在新近發表的《我所知道的張聞天同志早年的學習和活動》一文中說：“剛好我在上海也把美國文學雜志Poetlore上登載的倍那文德的《太子的旅行》翻譯出來，所以後來（一九二五年）把這三篇戲曲合起來，題名為《倍那文德戲曲集》，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作為《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按，《倍那文德戲曲集》收《太子的旅行》《熱情之花》和《偽善者》三個劇本，署名瀋雁冰、張聞天合譯，一九二五年五月初版。卷首有倍那文德照片二幅，序文二篇。序一為瀋雁冰所寫，副題是“倍那文德的作風”；序二為張聞天所寫，譯者在文末分別注明，《熱情之花》譯於一九二三年三月八日，《偽善者》譯於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茅盾在上文中說張譯這兩個劇本是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可能記憶有誤）。
張聞天的這篇序文，對了解其早期社會思想和推崇現實主義的文學主張彌為珍貴。如文中說：“一切藝術家因為感覺的銳敏，所以凡是社會上的缺點他總先覺得，倍那文德也是不在這個例外的。他對於西班牙社會上種種舊道德與舊習慣的攻擊，非常厲害。他以為過去的價值隻在能應付現在與未來。過去的本身的崇拜，結果不過阻礙生命的向前發展罷了。”“他是一個的心理的寫實主義者。我們讀他的戲劇，件注意到的，就是他不著重在動作的描寫，他著重的是在進行中的思想與情感。他不是從外至內而是從內至外的戲曲家，他把蘊藏在人生內心中的東西翻出來給大家看。”“他是一個寫實主義者，他隻把社會的、人生的真相如實地寫下來，他沒有預先拿到了一種成見去造戲劇，也從沒有想到他的創造是在為著什麼‘人生’。”這些見解，今天讀來也是不無啟發的。
張聞天在序文中說，對倍那文德的戲曲，他歡喜的是《熱情之花》《偽善者》和《白貝公主》，並許下將來再譯後一篇的諾言。這個期間，他還從英文譯出了俄國安特列夫的劇作《狗的跳舞》（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商務印書館初版），譯者序言中說：“安特列夫對於人物的描寫，不著重在外面的行動，而著重在靈魂的振動。他毫不疲倦地找求著人心中所蘊藏著的革命的、反抗的、憤激的、恐怖的、人道的、殘酷的、悲哀的、淒涼的種種精神。用了寫實的、像征的、神秘的筆墨傳達出來，使讀者時而憤怒，時而恐怖，時而悲哀，時而憐憫，時而發狂。他用鐵錘敲著我們的靈魂，使得我們不得不覺到戰栗！”“安特列夫的作品就是我們的利劍，我們要把它拿起來像發瘋一樣揮舞著去破壞一切。不過破壞之後應該怎樣，安特列夫沒有回答我們。”一九二三年下半年，他返回祖國，很快參加到黨的行列，開始了職業革命家的艱難生涯。以後一段時間，他續有譯作，並且還寫了劇本、短篇、中篇小說《旅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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