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有關竟陵派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竟陵派研究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竟陵派研究   

新世紀以來的竟陵派研究   

港臺地區與海外的竟陵派研究   

章 萬歷中期以後的政治與學術  

節 與國運相終始的晚明黨爭   

第二節 整肅思想與矯革王學   

第二章 嘉、隆以來文學風氣之嬗變  

節 後李、何時代   

第二節 復古思潮的再振   

第三節 “楚風”之崛起及其背景   

第三章 發軔期：鐘春早年在家鄉的文學活動  

節 鐘、譚的纔性與始習   

第二節 鐘、譚訂交及其與京山黃玉社諸子的交往   

第三節 《玄對齋集》與《簡遠堂詩》  

第四章 成立期：有聲兩都間與另立深幽孤峭之宗  

節 鐘、譚在南京的拓闢   

第二節 鐘惺在北京的競逐   

第三節 《隱秀軒集》與“鐘伯敬體”的形成   

第四節 林古度、商家梅：追隨入楚及其詩風的轉變   

第五章 發展前期：《詩歸》盛行與“竟陵一脈”成為時響  

節 《詩歸》的選定及其流傳   

第二節 蔡復一與竟陵派   

第三節 鐘惺改南與鐘、譚在江南的著力經營   

第六章 發展後春於竟陵派影響的進一步拓展  

春在北京的交遊   

第二春在江西的交遊   

第三春在湖廣的交遊   

第七章 竟陵派的文學思想  

節 鐘、譚的詩學觀念   

第二節 竟陵派的詩歌評點之學   

第八章 竟陵派的文學創作  

節 虛懷靜衷：一種理性化的審美觀照   

第二節 關於淒清荒寒的情韻風調   

第三節 “噍音促節”與生澀奇拗之表現  

結語 略論明末至清代對於竟陵派的評價  

附錄  

附錄一 鐘春文學活動繫年   

附錄二 竟陵派研究相關著述目錄彙編   

主要征引參考文獻  

舊版後記  

新版後記

“竟陵體”與鐘春的詩文創作。相對於學界更多地關注竟陵派詩學理論與批評，有不少學者選擇繼續在鐘、譚的文學創作這一領域深拓。一個重要的選題，是通過對諸如“竟陵體”、“鐘譚體”、“鐘伯敬體”的界定與求證，梳理該體派成立的來龍去脈，更準確地把握其風格特征。如李聖華發表於《山東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的《論竟陵體》，從明詩的歷史演進中，追溯“竟陵體”的由來，認為它雖孕育於晚明公安派詩風，卻是竟陵派詩人感受時代風會、追求詩歌創新的產物。論文以相對客觀的評估，歸納出“竟陵體”以“隱秀”為旨歸、“孤清”為詩趣，具有靈樸蒼寒、不避險怪、用字細幽、以情所迫為詞等風格特征，指出僅以“深幽孤峭”來概括它的特征，尚不夠全面。瀋金浩發表於《廣州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的《論竟陵派出現的契機及鐘譚的詩歌創作》，同樣從時代風會出發，認為傳統文人以古為高、蔑視俚俗的集體審美心理，是鐘、譚反撥公安末流的基礎，而晚明惡劣的政治環境，又令他們滿懷失望與憂傷，以致縮回至封閉的內心天地，促使詩歌在理論上繼續走背離兼濟的“獨抒性靈”之路，在風格上向冷淡、幽深、孤峭發展。劉德重、魏宏遠發表於《上海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的《鐘、譚“幽”“寒”心境與“竟陵體”之形成》，則立足於鐘、譚個人性格、心境的探原，來追究“竟陵體”之成因。認為無論家庭環境還是時代、社會土壤，詩為心聲，故而鐘、譚“幽”、“寒”心境纔是“竟陵體”形成的重要基因，“竟陵體”是一種“幽”、“寒”人格精神之詩化，其初始目的並非為反七子、公安而立。顯然，論文乃針對歷來“救弊”之說，強調對詩派自身存在價值的探討。

《竟陵派研究》：
到了那位長期受到大臣們維護並寄予希望的太子常洛登基，朝綱似乎有所重振，在吏部尚書周嘉謨的建議下，屬於東林標及馮從吾被召入朝。盡管隨即發生了紅丸案，泰昌皇帝突然病逝，議論又起，但東林勢力仍然控制了局面，在接下來的移宮案中贏得了權力鬥爭的暫時勝利。直至天啟標任吏部左侍郎，改都御史，又先已請召用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等人，加上葉向高再任首輔，東林勢力在朝中達到了極盛，禮部尚書孫鑨等人並欲追究三大案。天啟三年（1623）大計京官，由徑情直行的趙南星主察，他以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先朝結黨亂政，置四人不謹，狠狠打擊了齊、楚、浙三黨勢力。然而以其壁壘過嚴，排異過苛，反東林勢力反而有增無減。也就在此刻，一場更大的暴風雨正在逼近。
自國本論以來，萬歷、泰昌、天啟諸朝的政局紛爭，始終夾纏著宮闈事務，因而後宮、宦官往往成為皇帝與朝臣之間的又一種勢力。然而當魏忠賢及與之勾結的熹宗乳母客氏出現後，這種勢力惡性膨脹到了隻手控持國柄、遮蔽天下的地步。原來齊、楚、浙三黨中一些人，為了自己的利益，紛紛投靠魏忠賢，欲借助其勢力與東林對抗，鬥爭的性質就此改變。在東林與魏黨正面衝突之前，親東林的吏部尚書周嘉謨、輔臣劉一燥、禮部尚書孫慎行已先後被迫去職，而魏之黨羽顧秉謙、魏廣微則被任命入內閣。同標在北京建首善書院，與高攀龍等講學，遭彈劾而去職。天啟三年（1623）二月，御史周宗建上疏直攻魏忠賢；次年六月，左都御史楊漣復劾魏忠賢二十四罪，臺諫黃尊素、李應升、魏大中相繼論列，一時南北臺省交攻魏，形成明顯的直面對抗局面。結果當然是東林勢力大受摧折，葉向高、韓J壙、趙南星、高攀龍紛紛罷歸，陳於廷、楊漣、左光鬥被削職為民。這還僅僅是真正“黨禍”的序曲。接著，魏黨不遺餘力地借熊廷弼一案興起一場大獄，楊漣、左光鬥等“六君子”，、高攀龍、周順昌、繆昌期、李應升、周宗建、黃尊素等，先後慘遭殺戮。不僅如此，他們還通過纂修《三朝要典》，在三大案及萬歷以來歷次京察的論定上翻東林的案，依恃手中的權力讓歷史成為自己的言論工具——璐在上疏請毀該書時，直斥其為“魏氏之私書”。又同樣依恃手中的權力，禁毀天下書院，鉗制人們的思想與輿論，甚至於“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擒傍，甚至剝皮、刲舌，所殺不可勝數”。顯然，如此充滿血腥的專制時代，不僅對東林黨人，而且對普天下所有正直的士人來說，都是一場深重的災難。
崇禎初，個人威權登峰造極的魏忠賢及其黨羽終於覆滅，東林勢力再起。先是翰林院璐上疏為東林正名，與魏氏遺黨楊維垣辯駁，又請毀《三朝要典》，自是“清議漸明，而善類亦稍登進矣”璐的盛推下，舊輔韓爌復職，他與新入閣的李標、錢龍錫及吏部尚書王永光、左都御史曹於汴等遂制定逆案，頒示天下。盡管看上去從此天宇澄清，然而黨爭並沒有消彌。威廉·阿特韋爾在由其執筆的《劍橋中國明代史》第十章中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在這個時期，崇禎皇帝顯然想在真正的或傳聞的東林支持者和他們的反對者之間搞平衡。”而這種平衡的努力卻恰好與原本讓他的政府免受派繫控制的願望背道而馳年（1628）末的會推閣員，候選的“東林浪子”錢謙益與反對派溫體仁、周延儒又開爭端，雖然雙方俱未入閣，但生性好疑的皇帝聽信了溫氏於錢謙益結黨受賄的指控，將其免職削籍，稍後溫體仁便入了內閣。之後又有袁崇煥、錢龍錫之獄，不少親東林的官員被迫去職。溫體仁秉政期間，先後斥逐東林重要人物姚希孟、文震孟、劉宗周、黃道璐等，並一再唆使人訐奏與東林相應和的復社亂天下，朝內朝外，依然人情洶洶。這場傾軋鬥爭，在溫體仁之後的內閣依然延續著，而至南明則愈演愈烈，葉向高的憂懼——“吾恐其禍之與國家相終始也”果然應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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