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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讀書人對世俗的迷戀把玩，是有傳統的，而且不斷地將所謂“雅”帶向俗世，將所謂“俗”弄成“雅”，俗到極時便是雅，雅至極處亦為俗，頗有點“前‘後現代’”的意思。不過現在有不少雅士的玩兒俗，一派“雅”腔，倒是所謂的媚俗了。

你們若有興趣，不妨讀明末清初的張岱，此公是個典型的迷戀世俗的讀書人，葷素不避，他的《陶庵夢憶》有一篇《方物》，以各地喫食名目成為一篇散文，也隻有好性情的人纔寫得來。

當代的文學家汪曾祺常常將俗物寫得很精彩，比如咸菜、蘿卜、馬鈴藷。古家具專家王世襄亦是將鷹、狗、鴿子、蛐蛐兒寫得好。肯寫這些，寫好這些，靠的是好性情。

中國大陸前十年文化熱裡有個民俗熱，從其中一派驚嘆聲中，我們倒可以知道雅士們與俗隔絕太久了。

有意思的是，不少雅士去關懷俗世匠人，說你這是藝術呀，弄得匠人們手藝大亂。

野麥子沒人管，長得風風火火，養成家麥子，問題來了，鋤草、施肥、滅蟲、防災，還常常顆粒無收。對野麥子說你是偉大的家麥子，又無能力當家麥子來養它，卻隻在客廳裡擺一束野麥子示雅，個人玩兒玩兒還不打緊，“兼濟天下”，恐怕也有“時日曷喪”的問題。

我希望的態度是隻觀察或欣賞，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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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提到詩，不妨多扯幾句。

依我之見，藝術起源於母繫時代的巫，原理在那時大致確立。文字發明於父繫時代，用來記錄母繫創作的遺傳，或者用來篡改這種遺傳。

為什麼巫使藝術發生呢？因為巫是專職溝通人神的，其心要誠。表達這個誠的狀態，要有手段，於是藝術來了，誦、歌、舞、韻的組合排列，色彩、圖型。

巫是專門干這個的，可比我們現在的專業藝術家。什麼事情一到專業地步，花樣就來了。

巫要富靈感。例如大瘟疫，久旱不雨，敵人來犯，巫又是一族的領袖，千百隻眼睛等著他，心靈腦力的激蕩不安，久思不獲，突然得之，現在的詩人們當有同感，所謂創作的焦慮或真誠。若遇節令，大收獲，產子等等，也都要真誠地禱謝。這麼多的項目需求，真是要專業纔應付得過來。

所以藝術在巫的時代，初始應該是一種工具，但成為工具後，巫靠它來將自己催眠進入狀態，繼續產生藝術，再將其他人催眠，大家共同進入一種催眠的狀態。這種狀態，應該是遠古的真誠。

宗教亦是如此。那時的藝術，是整體的，是當時的人文狀態。

藝術初靠什麼？靠想像。巫的時代靠巫師想像，其他人相信他的想像。現在無非是每個藝術家都是巫，希望別的人，包括別的巫也認可自己的想像罷了。

藝術起源於勞動的說法，不無道理，但專業與非專業是有很大的區別的，與各個人先天的素質也是有區別的。靈感契機人人都會有一些，但將它們完成為藝術形態並且傳下去，不斷完善修改，應該是巫這種專業人士來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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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八十年代開始有世俗之眼的作品，是汪曾祺先生的《受戒》。

我因為一九七九年纔從鄉下山溝裡回到北京，忙於生計，無暇他顧，所以對一九七六年後的“傷痕文學”不熟悉。有一天在朋友處翻檢舊雜志，我從小就好像總在翻舊書頁，忽然翻到一九八○年一本雜志上的《受戒》，看後感覺如玉，心想這姓汪的好像是個坐飛船出去又回來的早年兄弟，不然怎麼會隻有世俗之眼而沒有“工農兵”氣？

《受戒》沒有得到什麼評論，是正常的，它是個“怪物”。

當時響徹大街小巷的鄧麗君，反對的不少，聽的卻愈來愈多。鄧麗君是什麼？就是大陸久違了的世俗之音嘛，久旱逢霖，這霖原本就有，隻是久違了，忽自海外飄至，路邊的野花可以采。

海外飄至的另一個例子是瓊瑤，瓊瑤是什麼？就是久違了的“鴛鴦蝴蝶派”之一種。三毛亦是。之後飄來的越來越多，頭等的是武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