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說明

自從到大學工作以後，就不時會有出版社約我寫文學史。很多文學教授，都把寫一部好的文學史當作畢生志業。我至今沒有寫，以後是否會寫，也難說。不久前就有一份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文學史合同在我案頭，我猶豫了幾天，終還是沒有簽。曾有寫文學史的學者說，他們對具體作家作品的研究，是以一個時代的文學批評成果為基礎的，如果不參考這些成果，文學史就沒辦法寫。

何以如此？因為很多學問做得好的學者，未必有藝術感覺，未必懂得鋻賞小說和詩歌。學問和審美不是一回事。舉大家熟悉的胡適來說，他寫了不少權威的考證《紅樓夢》的文章，但對《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幾乎沒有感覺。胡適甚至認為，《紅樓夢》的文學價值不如《儒林外史》，也不如《海上花列傳》。胡適對知識的興趣遠大於他對審美的興趣。

《文學理論》的作者韋勒克也認為，文學研究接近科學，更多是概念上的認識。但我覺得，審美的體驗、“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的精神創造同等重要。巴塔耶說，文學寫作“意味著把人的思想、語言、幻想、情欲、探險、追求快樂、探索奧秘等等，推到極限”，這種靈魂的赤裸呈現，若沒有審美理解，沒有深層次的精神對話，你根本無法真正把握它。

可現在很多文學研究，其實缺少對作家的整體性把握。僅評一個作家的一部作品，或者是某一個階段的作品，都不足以看出這個作家的重要特點。比如，很多人都做賈平凹小說的評論，但是很少涉及他的散文，這對於一個作家的理解就是不完整的。賈平凹的散文和他的小說一樣重要。不久前阿來出了一本詩集，如果研究阿來的人不讀他的詩，可能就不能有效理解他小說裡面一些特殊的表達方式。於堅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很多人隻關注他的詩，其實他的散文、文論也獨樹一幟。許多批評家會寫詩，他寫批評文章的方式就會與人不同，因為他是一個詩人，詩歌與評論必然相互影響。

如果沒有整體性理解一個作家的能力，就不可能把文學研究真正做好。

基於這一點，我覺得應該重識作家論的意義。無論是文學史書寫，還是批評與創作之間的對話，重新強調作家論的意義都是有必要的。事實上，作家論始終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寶貴傳統，在1920—1930年代，作家論就已經卓有成就了。比如茅盾寫的作家論，影響廣泛。瀋從文寫的作家論，主要收在《沫沫集》裡面，也非常好，甚至被認為是一種實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的許多著名學者都以作家論寫作聞名。當代文學史上很多影響巨大的批評文章，也是作家論。隻是，近年來在重知識過於重審美、重史論過於重個論的風習影響下，有越來越忽略作家論意義的趨勢。

一個好作家就是一個廣闊的世界，甚至他本身就構成一部簡易的文學小史。當代文學作為一種正在發生的語言事實，要想真正理解它，必須建基於堅實的個案研究之上；離開了這個邏輯起點，任何的定論都是可疑的。

認真、細致的個案研究極富價值。

為此，作家出版社邀請我主編了這套規模宏大的作家論叢書。經過多次專家討論，並廣泛征求意見，選取了五十位左右代表性的作家作為研究對像，又分別邀約了五十位左右對這些作家素有研究的批評家作為叢書作者，分輯陸續推出。這些作者普遍年輕，銳利，常有新見，他們是以個案研究的方式介入當代文學現場，以作家論的形式為當代文學寫史、立傳。

我相信，以作家為主體的文學研究永遠是有生命力的。

謝有順

2018年4月3日，廣州

劉恆①?是當代文壇的常青樹，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1977）開始寫小說，四十餘年來一直筆耕不止。他也是當代文壇跨界非常早、非常成功的作家，八十年代末期（1988）開始撰寫或改編劇本，遊走於小說與劇本之間，肩負雙重寫作任務，且取得了不菲成績。

劉恆的創作引發了學界廣泛關注，各類媒體發表了許多評論。搜索百度與中國知網，有關劉恆的研究文章有近三百篇。梳理其研究內容，主要有三個方面①：一是與作家的對話訪談。主要是通過讀者與作家的對話交流，了解作家的創作動機、創作心理、創作感受，同時探討文壇某些熱點問題。這是分析作家作品不可或缺的、真實且重要的資料。二是研究綜述。研究者把某一個時段與劉恆相關的研究文章整理歸類，分析研究現像，較為全面地了解劉恆研究的進展與狀況。三是作家作品研究。作家論隻有少數幾篇，作品研究所占比例，其中又分綜合性的評論和單篇作品解讀兩類。這類研究包括對作品的主題、人物、藝術等方面的探討，對像很具體，觀點也各有千秋。

縱觀這些研究成果，有很多論者在精心研讀文本基礎上提出了不少新鮮的觀點、精彩的妙論，評價也十分中肯，展示了文學批評者的職責，對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起到了真正的促進作用。然而，這些成果鮮有對作家整體創作進行宏觀研究的，對作家的創作技巧、創作成就與貢獻，文本的藝術特色以及審美觀照等方面的研究也非常少。評論文章多集中於文本主題與基調的闡釋，人物形像的情感、道德等方面的社會評價。使用的關鍵詞中，出現頻率高的有“灰暗”“陰冷”“壓抑”“緊張”“宿命”②?等帶有下沉意味的語詞。粗讀這些評論文章，貌似各有道理；若細心讀之，則發現論者對劉恆及其作品存在誤讀、曲解之嫌，穿鑿附會甚多。這些指向明確的語詞隻能概括劉恆作品的一個方面，甚至是很表層的一個方面，並不能概括其創作的全部內容，更不能概括其整體創作風貌。

例如，在評論文章《劉恆和他的文化隱喻》（1994）中提道：

劉恆的抑郁色調給讀者帶來了無窮的快感和困頓。

《鼕之門》中的主人公谷世財灰冷的世界，被猙獰、昏暗的氣氛所充塞，在愛與無愛之間，在企盼與冷漠之間，在人與非人之間，谷世財痛苦地掙扎著。

我翻閱著他的大量作品，被他不可理喻的宿命意識困擾著。①?

所謂宿命意識其實是宿命論的反映，就是“把事物的變化和發展、人的生死和貧富等都由命運或天命預先決定，人是無能為力的”②。如果僅僅把谷世財和其他作品中一些人物的行為歸結為“宿命”，顯然是粗淺的，是遠遠不夠的，是淺讀了劉恆，沒有深入文本內核挖掘真正的文化。

在《蒼河白日夢》裡，無論是求長生不老的陳腐幻想，還是積極用世改變生活的變革者，他們行為自身，終成了自己命運的否定者。在這裡，劉恆不自覺地陷入到自虐、自賤、自卑、自嘲的文化諷喻的迷津裡，灰暗得深刻，陰冷得透徹，構成了小說撲朔迷離的神秘景觀。

正是這種宿命意識，纔真正昭示出劉恆作品頗具哲學餘韻的風采。

劉恆作品的深處，彌漫著、散發著這種不可遏制的文化悲觀主義。他的深刻性與矛盾性，也正是表現在這裡。①?

另一篇評論《後的寓言——劉恆的〈蒼河白日夢〉讀解》（1993）用所謂的“現代性”來解釋，也認為曹光漢是一個很失敗的人，認為作家表達的是一種批判態度。

“現代性”缺少行動的能力，理性的幻覺使人無欲望和力量。拯救者/廢人的不同的指稱卻好地揭示了二少爺的矛盾與困境。在這裡，劉恆的反思直接指出了中國現代性思想的核心，作為“主體”代碼的二少爺曹光漢沉溺在幻想的世界裡，他不能了解世界，也不能改造世界，他是一個無望的希望者，這是對“現代性”的原型人物的無情的解構。

劉恆的《蒼河白日夢》則以一個寓言的方式對“現代性”的話語提出了深刻的質疑。他的文本指涉了中國現代和當代文學中有關“現代性”的眾多文本，但他通過對“二少爺”的書寫，給了這種現代性的話語及知識分子的話語中心位置尖銳的批判。這個文本好地像征著現代性話語的全面終結，也好地標志了“後新時期”文化的特征。②?

且不說用“現代性”來解釋二少爺的行為是否合情合理，可是文章下結論說他“不能改造世界”，在“耳朵”眼中“二少爺是一種徹底失敗的像征。他的性的無能是與他的事業的失敗相聯繫的”，說作家是一種“批判”態度，等等。這些論點顯然是牽強附會的，是不符合文本內容的主觀臆斷。

這兩篇評論文章看似非常華麗、時髦，深究其觀點，可以說論者並沒有讀懂劉恆。劉恆小說中固然有“悲觀主義”，但不止於“悲觀主義”；固然有對人性懦弱和麻木的批判，但也有對堅強和勇敢的贊美。他的樂觀和贊美隱藏在人物的“怪異”行為中，需要讀者撥開“灰暗”的色彩，在雲層深處發現那些透出的光亮和希望、那些潛藏的勇氣和力量。

再如，有論者在《對人生宿命的解剖與探詢——劉恆小說的宿命觀》（2003）中寫道：

在對劉恆小說中的感情世界作一考察之後，我們發現，劉恆似乎不相信世間有純美的愛情存在，他的筆下，沒有甜蜜或完滿的愛情故事，有的隻是頭懸情欲之劍的人們的痛苦與絕望的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