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大家小書-周作人概觀

編輯推薦

本書收入了舒蕪有關周作人研究的三篇文章。書中首篇文章著力於對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化史、新文學史乃至其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的是非功過作一個概觀；另外兩篇文章則著力於周作人的文化心態，他的自我論和寬容論，他的文藝思想和散文藝術等方面。文章涉及問題很多，諸如周作人與魯迅的關繫，周作人對外國文學及文化的譯介、鋻賞和評論，外國文化對他的影響，等等，雖未充分展開，但與全文主題緊密相關，對於勾勒周作人的文化肖像而言，無不從細微處著墨，為讀者深入周作人的文化心態，並依此來理解他的現實行為提供了依憑。

內容簡介

該書是舒蕪先生關於周作人的一些研究性文章的集合。所收入的文章著重透過周作人的文章來描述其對文字藝術諸領域的理解以及對自己文章的取舍與定位，借此以剖析周作人的審美價值取向，他的立世處世的態度，以及一些經歷所以發生的可能緣由。書中認為,研究周作人的問題的重要意義在於周作人身上就有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化運動史的一半，在於魯迅的存在離不開他畢生和周作人的相依存相矛盾的關繫，在於周作人的悲劇和中國文化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有著甚深的聯繫。

作者簡介

舒蕪，1922年7月生，安徽桐城人。本名方管，學名方硅德，字重禹。中國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1952年到北京後，歷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編輯室副主任、編審。1979年開始任《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審，致力於周作人研究，著作甚豐。

目錄

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

——周作人概觀()

理性的清朗與現實的陰暗

——周作人的文化心態

兩個鬼的文章

——周作人的散文藝術

前言

庾信文章老更成

——舒蕪的周作人研究
黃開發
周作人研究在中國大陸是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而逐步展開的。很長一段時間，研究者或多或少地受一個觀點的影響，就是認為周作人留給後人的主要是歷史的鋻戒。研究的途徑則是把周作人附逆下水作為起點，然後回過頭去看他的一生。魯迅和周作人的比較研究一直頗受青睞，他們在“五四”和“五四”以前就存在歧異，經過新文化戰線的分化和國民黨的文化“圍剿”而分道揚鑣，從而走向不同的結局，這似乎成為深受政治革命理論框架影響的新文學史的極好的注腳。這種研究態度和思維方式在周作人研究中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典型性，並且一直到90年代以後仍有餘緒，是影響周作人研究拓展和深化的制約性因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新時期周作人研究的進步依賴於對這種研究態度和思維方式的克服。庾信文章老更成

——舒蕪的周作人研究
黃開發
周作人研究在中國大陸是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而逐步展開的。很長一段時間，研究者或多或少地受一個觀點的影響，就是認為周作人留給後人的主要是歷史的鋻戒。研究的途徑則是把周作人附逆下水作為起點，然後回過頭去看他的一生。魯迅和周作人的比較研究一直頗受青睞，他們在“五四”和“五四”以前就存在歧異，經過新文化戰線的分化和國民黨的文化“圍剿”而分道揚鑣，從而走向不同的結局，這似乎成為深受政治革命理論框架影響的新文學史的極好的注腳。這種研究態度和思維方式在周作人研究中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典型性，並且一直到90年代以後仍有餘緒，是影響周作人研究拓展和深化的制約性因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新時期周作人研究的進步依賴於對這種研究態度和思維方式的克服。
我很願意把舒蕪的周作人研究的放在這樣的背景中談論。舒蕪的周作人研究起步不算早，然而他是帶著相當的積累和準備加入到當時為數不多的研究者中的，並取得了眾所矚目的成果。《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周作人概觀》原以《周作人概觀》為名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4、5期，是作者的篇周作人研究論文，在當時可謂橫空出世，在文化界產生過廣泛的影響。該文的意義主要在以下兩個方面：，充分地肯定了周作人的地位。他指出，在“五四”新文學和新文化運動中的許多方面，周作人的“成就和貢獻都是流的，開創性的”，“別人無可代替的”，“將永遠成為中國新文化寶庫的一個極重要的部分。”之所以要研究周作人，是因為在他身上“有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化史的一半”，因為“魯迅的存在，也離不開他畢生和周作人的相依存相矛盾的關繫，因為“周作人的悲劇，則是和中國文化傳統、中國知識分子歷史性格有著甚深的聯繫”。對周作人研究意義的肯定其實也就是從另一角度對其自身地位的肯定。在此之前，還沒有人給予他如此多的評價。第二，雖然全面介紹和評述了周作人，但它更重要的在於探索了“解決好問題的態度、尺度和角度”。文章突破了政治革命的理論框架，突出了研究對像自身的主體地位；因為隻有這樣，纔能真正看清對像自身的價值以及豐富性、復雜性。在寫作上采用短章節的方式，全文共分二十來節，表面看來似乎分得過於瑣碎，然而卻在全面介紹、評價周作人時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好處在於騰挪轉換自如，涵蓋了周作人文學、文化和人生道路的各個方面，不同的方面正好組成了一個較完整的周作人的塑像。當時，一般研究者對周作人知之甚少，頭腦中有關的信息無外乎他是魯迅的弟弟，寫過小品文，後來墮落成了漢奸。舒蕪的文章自然會使他們驚奇：周作人原來是這樣！他們也就有興趣去做進一步的了解。
對研究者來說，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在他的價值天平上不能不充分顧及到周作人附逆的事實，總結周作人道路的教訓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肯定他的功績和價值，並非有意忽略或淡化他的不光彩的一面，而是要把它們各自放在合適的位置上。在《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周作人概觀》中，舒蕪就試圖總結出周作人悲劇的性質。在《理性的晴朗和現實的陰晴——周作人的文化心態》中，他以18世紀啟蒙主義式的理想與20世紀悲觀的現代意識的矛盾對立作為切入點，探討周作人的文化心態和精神結構。作者告訴我們，周作人對自己文化心態的矛盾為自覺，故能凝視荒誕的現實，堅持理性的觀照。然而這種明淨的觀照，缺乏自我批判的精神，完全缺乏行動性，在血與火的時代，不能成為大眾的引路人，並且會使自己在湍急的漩渦中缺乏掌握自己命運的力量。這是從更深的層次上探索周作人道路悲劇的原因。舒蕪還對周作人的附逆問題進行了專門的研究，他有一篇文章《歷史本來是清楚的——關於周作人出任華北教育督辦偽職的問題》，此文的特點是主要通過周作人的日記說明他在193旦的遇刺是中國方面對於附敵者的懲罰，揭露周與進駐他家的偵緝隊之間的微妙關繫和這個自稱“沉門托缽的老僧”的奢侈生活。鞭闢入裡，時見誅心之論。遺憾的是，這篇文章因為《周作人日記》的版權問題而未能收入集子。以後有論者把舒蕪的一些觀點概括為“唯文化論”，說他有意誇大文化的相對獨立性，刻意抬高文化的地位來代替歷史的尺度，從而為周作人的附逆辯護。這位論者大概是沒有讀到《歷史本來是清楚的——關於周作人出任華北教育督辦偽職的問題》一文吧。（有興趣的讀者，可翻看1987年第1期的《魯迅研究動態》）另外，在其他方面的研究中，也都滲透了作者的是非標準，他的肯定也往往是批判的肯定。
周作人為人道的恐怕要數散文，散文也就是他思想的主要的載體，研究者不管其興趣何在，首先接觸的是散文。然而，這依然是周作人研究中的薄弱環節。周氏是古今中外的通派，他的散文融合了諸多復雜的思想藝術成分，這些成分經過其人生道路變化的折射更呈現出撲朔迷離的色彩。因此，能否較準確、深入地把握他的散文藝術是對研究者功力的一個考驗。舒蕪這方面的工作是出色的，他的貢獻大約有三：一、是對周作人散文平淡與不能平淡，閑適與不能閑適的辨析。很多人喜歡用“平淡”、“衝淡”、“閑適”這樣的概念來標志周作人散文的藝術風格，而缺乏對其中包含的豐富性和復雜性的準確、完整的描述。舒蕪在篇論文中就較多注意到他的平淡裡包含的苦味，苦澀中蘊含的腴潤之美。到《兩個鬼的文章——周作人的散文藝術》，他把前面的論點鋪展開來，顯示了可貴的進步，他充分談論了包含在“平淡”中的復雜性，“平淡”和腴潤的成因等。二、肯定了周作人後期散文文體上的成就。30年代以後周作人多有抄書之作，在舒蕪以前，認為周作人後期散文不足道差不多成了定論。《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周作人概觀》中寫道：“周作人晚年許多讀書筆記之類，往往通篇十之八九都是抄引古書，但是加上開頭結尾，加上引文與引文之間的幾句話的連綴點染，極蕭寥閑遠之致，讀起來正是一篇貫穿著周作人的特色的文章，可謂古今未有的一種創體。”《兩個鬼的文章——周作人的散文藝術》再次稱贊周作人晚年“創造出一種前無古人後亦未必有來者的文體：即一篇之中主要是大段鈔引古書的文體，所謂‘文抄公’的文體。”據我所知，舒蕪是新時期早對周作人後期散文作出肯定的，盡管他還沒有展開進行具體的研究。周作人後期散文中確有一批深折雋永之作，像《賦得貓》、《關於活埋》、《無生老母的信息》他自己一直頗為看重。這種散文的寫作與他後期退回書齋的生活方式密切相關。其外表枯澹，蘇軾《東坡題跋》上卷《評韓柳詩》雲：“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周作人的散文做到了“外枯而中膏”。三、對周作人散文藝術的具體分析也有不少精彩之處，這裡我就不再舉例說明了。
舒蕪是新時期以來周作人研究的代表人物，所受的批評和攻擊多。有人進一步追查“出身”，把舒蕪的周作人研究與他本人的經歷和心態聯繫起來，大發“誅心之論”。有人在文章中暗示，1980年代以後，舒蕪“選擇周作人作為學術研究對像是饒有意味的”。有人在論文中寫道：“在舒蕪的周作人研究中，幾乎看不到實質性的反思和批判。對於周作人的人和文，他所流露的是不加掩飾的欣賞和同情，以及藏在欣賞背後的自我辯解。舒蕪是把周作人看做精神導師而大加推崇，其中原委不言而喻。對於晚年的舒蕪來說，周作人研究已不僅僅是學術研究，更是一種特殊的言說方式。以這種方式，舒蕪實現了為自己辯解的目的。”由於沒有實際的論證，這種“誅心之論”終淪為了一種莫須有的猜度。其中，有的人是在有意抹黑。一個研究者分析了道德實用主義給學術研究的妨害，並評介周作人對此問題的審視和批判，指出：“他所強調的求知態度並不排斥道德原則，所反感的隻是一種高高在上的道德傲慢罷了。”“道德的傲慢”普遍存在於周作人研究中，借用周作人在《論筆記》一文中的話來說，“道德的傲慢”表現在某些人身上就是一種“教徒氣”，——頭頂某種道義的光環，度量褊狹，性情苛刻，偶爾現出“正統派的兇相”。
舒蕪對周作人的研究成果基本都收入了其論文集《周作人的是非功過》，共十一篇文章，是對他五年間周作人研究工作的一個總結，這已經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經典之作。這是一個飽經人生磨難的知識分子，帶著強烈的入世精神和關心現實人生的情懷，對新文學、新文化和中國知識分子道路所進行的思考。這是沒有絲毫遲暮之氣，立論大膽新穎，敢為天下先，又鉛華洗盡。展讀此書，讓我想到了杜甫的名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自然，“老而更成”是非常不容易的。

媒體評論

該文的意義主要在兩個方面。*，充分肯定了周作人的地們。……第二，雖然全面介紹和評述了周作人，但它更重要的在於探索了“解決好問題的態度、驚訝和角度”。……舒蕪對周作人的研究成果……已經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經典之作。——黃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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