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

尋找文學的立足點2

建構日益豐富闊達的文學批評格局

  ——近年文學批評的一種觀察7

文學批評三人行10

批評的難度16

孩子的，也是成人的

  ——兼議兒童文學創作的難度20

理論期刊發展的難度

  ——以《南方文壇》為例23

散文與雜文創作的難度

  ——關於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答記者問27

當下文學創作的難度31

論瑪拉沁夫41

有擔當的文藝批評纔是真的批評86

第二輯

歷史縫隙間的家國情懷

  ——讀趙本夫的長篇新著《天漏邑》90

以修身來修文 以修文來修身

  ——關於李修文的《山河袈裟》94

身體的荒誕史 人心的後悔錄

  ——讀東西的長篇新作《後悔錄》98

所有的念想都因了農歷101

王躍文長篇新著二題105

草根生活的寓言化

  ——朱山坡《風暴預警期》110

書寫苦難中的人性溫暖與重量

  ——孫向學的長篇新著《落塵》114

溝通雅俗寫作的路徑

  ——讀朱東的《滄海之約》118

般若，般若121

張衝的困境：楊爭光的互文124

短篇小說的臨門一腳126

奔跑著成長：鄧湘子《像風一樣奔跑》132

靜虛的聲音

  ——關於吳玄的小說135

失血的村莊

  ——讀李約熱的《巡邏記》138

無法埋葬的孤獨

  ——讀皮埃爾·佩居的《孤獨的女孩》140

天堂的守望者143

山之阿 水之湄150

風情人情兩相宜

  ——讀凌渡散文153

與時代同行

  ——《國運——南方記事》札記159

寫什麼與怎麼寫同樣重要162

個人性的嶺南敘事164

根性的鄉土敘事166

歷史的現實與飛翔的大地

  ——關於廖德全的歷史散文169

一棵精神之樹175

以畫面穿透情感

  ——關於《鳶尾花圖文書叢》177

第三輯

女性寫作：衝突與和解180

虛實之間

  ——以梁鴻的《神聖家族》為例186

片面的深刻

  ——閻真長篇小說《因為女人》的性別悲劇190

穿心而過，女性的疼痛

  ——讀潘向黎的長篇小說《穿心蓮》194

隱秘盛開的西街

  ——評《朗霞的西街》198

在漫遊中狂想

  ——林白的《致一九七五》201

似水如月見素心205

李欣倫的《重繪勞動者的身影》210

文心如月

  ——關於黃蓓佳的長篇新著213

靜水深流

  ——範小青的短篇小說216

女性的精神牧場

  ——梅卓的中短篇小說集《麝香之愛》219

你永遠無法走出你223

血水赤嬰226

廣西雙桅船

  ——讀楊映川與賀曉晴229

玫瑰花開

  ——廣西女作家札記232

像夜鶯一樣歌唱

  ——關於阿毛的《變奏》237

獨特的鄉土少兒

  ——青年作家王勇英的南方寫作240

嶺南都市的天然敘述者247

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

  ——讀舊海棠作品記感250

第四輯

野氣橫生的南方寫作

  ——關於近期廣西長篇小說的一種描述256

文學變局中的廣西少數民族青年作家265

文學桂軍的一種釋讀276

海南文學的三個關鍵詞283

充滿時代感與豐富性的新的文學版塊290

用雙眼還原活的現實

  ——以深圳網絡文學大賽非虛構文本為例295

以精神穿越寫作

  ——關於廣西的青年作家299

新的文學版圖

  ——崛起的廣東青年作家群307

平實的收獲

  ——2004年廣西青年文學掃描315

南方的果實319

散文創作中的仫佬三傑324

從瑤鄉出發327

山裡山外

  ——《都安作家群作品選》札記330

風生水起

  ——廣西環北部灣作家群作品札記333

從“鬼門關”出發

  ——成長中的玉林作家群342

尋找絢麗多彩的八桂文化348

理性的自覺

  ——從茅盾文學獎看廣西近年長篇小說創作351

《南方文壇》與前沿批評

  ——“廣西文化舟”在北大百年講堂357

《南方文壇》與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學批評361

與《今日批評家》結緣

  ——關於《我的批評觀》371

八十年代的文學果實

  ——張燕玲訪談錄375

幾年前，評論家黃偉林曾以《有難度的批評》為題如是論說我的評論寫作：張燕玲的文學批評是“有人之境”的批評，她不僅“自我加入”、“眼裡有他”，更重要的是，她能將批評對像所蘊含的人生境界和人格修養與她自身的人生閱歷溝通融合，她擁有與其批評對像同樣甚至更高的精神高度。（見《文藝爭鳴》2010年第4期）“更高”實在不敢當，但“有人之境”說，卻深得我心。

偉林兄的評價譜繫，源自王國維《人間詞話》的“有我之境”；反觀自己從業三十幾年的文學批評，的確是在感覺中立論，所觀所讀常常無意識地將自己的感情色彩融入其中,似物物皆著我之色。其實“有我之境”，於我也是雙刃劍和照妖鏡，作者的成色一目了然，既隱含著我的心性及所思所感，當然也表明自己還缺乏一份理性節制、一種悠遠恬然，對批評對像的過於自我加人，不時顯出與批評對像欠自然契合、欠理性邏輯，似有修煉不足之嫌。

當然，有我之境，並非止於我愉悅即萬物皆欣欣向榮, 我憂傷即萬物皆傾頹百態。面對文學批評對像，當然得遵循文學的規律性。置身今天復雜的文化空間，文學經受著各種文化觀念的踫撞、衝突，如何對不同文化形態中的文學進行研究與批評，在文學變局中多些自我叩問：該堅持時自己是否堅持？我們如此執著追求變化，是否思考過哪些東西是“不變”的？我想，不變的是對文學本身的認定，是對專業精神的堅持。批評也是一種創作，便企望自己在批評寫作中以更豐厚的修為把“我”與境，盡可能巧然天成。

此為自省，更是自我期許。

感謝評論家、作家出版社吳義勤社長的寬厚，以及本書責編向尚的幫助。容我從三十幾年評論生涯裡自由選取些許篇章，旨在檢點自己前半生的評論生活。盡管從“有我之境”到“無我之境”於我已是遙不可及，但這些散發我情感個性的膚淺文字畢竟發自我的內心，至少是一種真誠的聲音，至少言為心聲。

今日小暑，南寧已入蒸籠，熱風暴雨，心氣浮躁，凡俗如我終不能入“無我之境”，哪怕春秋吉日，在下也明白自己的成色，並心懷感恩；再者，夏已至，萬物至此皆長大，當然，頹敗也隨之而來，生命力與創造力皆有盛極而衰，否極泰來之說。人生亦然，寫作如是。

是為記。

張燕玲

                                                      丁酉年·小暑於百花嶺

尋找文學的立足點

2010年有兩個文本令我震動與反思。一個是青年批評家梁鴻發表在《人民文學》（2010年第9期）的長篇非虛構文本《梁莊》（單行本《中國在梁莊》，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版）；另一個是青年作家李洱發表在《作家》（2010年第13期）的《關於趙勇教授〈顧彬不讀中國當代小說嗎？〉一文的回應與說明》。這兩個文本都是“越界”寫作，評論家梁鴻創作的敘事長篇，作家李洱揮就的機鋒閃爍的駁論文章，而且兩者都成為本年度備受業內關注的重要文本。

梁鴻的《梁莊》以紀實的方式直面農村的現狀，寫出了她所觀察和理解的“故鄉”河南穰縣梁莊——她出生並成長了20年的地方，她既是一個歸鄉的“遊子”，也是一個體察者與思考者。閱讀《梁莊》，令人既感動又沉痛，梁鴻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幅當前鄉村的場景，那些人物、故事與命運是如此真實痛切，又如此觸目驚心，殘酷得讓人們不得不正視。我們感受到作者內心的疼痛與煎熬，她的目光、她的體悟與憂思、她的文學立足點。是的，當下的書寫（創作與批評）太多故作，滿足於小我與像牙之塔，從而忽略寫作者的立足點，忽略當下現實，忽略寫作者與人心與現實的對接。然而，生活在當下，卻不關心我們的時代，或說不了解我們的時代，這不能不說是個誤區與盲點。作為青年學者和批評家，梁鴻敏銳地意識到這種誤區，“我對自己的工作充滿了懷疑，我懷疑這種虛構的生活，與現實、與大地、與心靈沒有任何關繫。”（梁鴻《從梁莊出發》，以下引文同此）她困惑自己每年都返回的故鄉，隻有她住下來半年之久纔發現自己熟視無睹的故鄉，居然潛埋著如此多的或溫情或冷酷的血淋淋的真相，她因這一困惑而書寫，並以自己的書寫見證這個時代。

評論家梁鴻這次“越界”的寫作，除了對自己的虛構生活不滿外，也許還來源於以下兩種不滿：首先是對當前文學作品的不滿，尤其是對鄉村寫作的不滿，不滿他們對現實的懸空，不滿作品與現實與人心的無法對接。不滿之中，評論家梁鴻摒棄了溫情脈脈與概念化的東西，直面那片土地及在那裡生活的人們，直接拿起筆，寫出她所認識的“真實”，做出了一個非虛構的文學實踐，創作出如評論家李雲雷所言“一個在我們慣常的文學標準之外的《梁莊》”，一個本該出現在作家筆端的敘述。

其次則是對自身評論工作的不滿，文學評論與社會現實之間是一種更加“間接”的關繫，長期陷於符號與知識的生產，與社會現實隔膜度更深。而《梁莊》的寫作方式使梁鴻擺脫了羈絆，直接面對具體的現實，突破了“從文學到文學”的批評文本的內在循環；同時這在文體上也是一次探索與創新，梁鴻所做的半年的田野考察是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工作，但與之不同的是，她所做的並不是照相式的分析與記錄，而是深深地投入了她的情感與自我，這也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報告文學”或“紀實文學”，她所關注的不是某一社會現像或社會問題，而是對農村（“故鄉”）整體狀況的考察，因而在這部書中，作者結合了社會調查、口述實錄、訪談等不同的體裁，並以開放式的結構使作者與鄉村與人物與讀者溝通，展現了一個中國村莊的全貌，及其鄉土中國的征候和中國式的悲哀，並以其質樸、真切打動了我們的心。梁鴻坦言，在寫作過程中，她進行了很多理論準備：人類學、社會學，包括國外政治學。但在寫的過程中，面對腳下的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們，“真的用不上。我沒有辦法也沒有能力用理念建構一個鄉村生活，後隻能放棄理論。”“我呈現的隻是一種困惑，對鄉村生活的敘述，如果能把他們的鄉村生命敘述出來，我就很滿意了。”梁鴻完成了她的初衷，完成了“從梁莊出發，你卻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的形像”。

在這個意義上，評論家梁鴻走出了當代知識分子或說批評家以知識、概念、“思想”作繭自縛的精神狀態，也是對隻讀知識性東西而忽略生活常識、忽略當下原創的經典主義者的一個警醒，這樣的寫作姿態在一定程度上為當代知識分子灌注了一種生氣和力量。這種力量還來自貫穿其中的公共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比如鄉親對鄉親、鄉親對村干的直言不諱，尤其她父親對村干的批評，這都需要相當大的勇氣。這也體現了梁鴻對“良醫”精神與“良相”精神的一種努力與張揚。面對當下生活，我們既需要有技術（學術）能力與專業精神的“良醫”，也需要有關注現實與擔當精神的“良相”。魯迅是這二者高度結合的範式。“不為良相，便為良醫”，是中國大多數文人的理想。具體到文學，提升文學的表現力，堅守文學的專業精神，便有了“良醫”的能力；而又能關注現實，憂國憂民，勇於擔當，便有良相的情懷與精神。也許，這是對以審美功能為主的文學過高的期許，但是我們並不是要求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擁有這兩者功能，在我們的文學標準具有文學性的前提下，在一種有機的、穩、包容、開放的文學評價標準體繫中，我們是否應該擁有更多富有理想的勇於關注現實的文學作品？我們是否不應該忘卻我們這一脈文學傳統？這本是我們自己的看家本領。

也許這便是我們的一個立足點，是文學表現中有價值的路徑之一，富有啟示意義。普魯斯特說：“一部作品並非出自日常生活中的那個‘我’的產品。而是出自一個更深刻的‘我’。”盡管，梁鴻返鄉的情調有點濃，敘述也還相對粗糙。但《梁莊》是日常的梁鴻，潛入生活了20年的故鄉深處，再回到文學後，更深刻的“我”所創造的。這個日常與深刻的結合，便是現實與理想的相會，是寫作者立足點與表現力的相生相應。

另一個文本是青年作家李洱發在《作家》2010年第13期的《關於趙勇教授〈顧彬不讀中國當代小說嗎？〉一文的回應與說明》，本文也許也來自李洱的不滿，面對持續一年多之久，由“顧彬論”而引發的熱論，李洱忍不住想告訴國人真相，告訴我們他所了解的顧彬。李洱的這篇文章不僅明晰思辨、誠懇綿實，而且莊嚴暢揚。我以為有了李洱這篇文章，再去論說“顧彬論”顯得多麼可笑與無意義。

問題在於，全媒時代的文學批評，作家何為？批評家何為？學界何為？我們什麼時候纔不會因為一個不怎麼讀中國現階段小說的漢學家說我們的文學是垃圾，就真把我們的小說當成垃圾了，或者來回不停論證，或者來回自己與自己爭論？什麼時候我們纔能葆有文學的自信心與判斷力？一如李洱所言：“如果一個作家不能對自己的創作保持足夠的清醒，那它確實很容易跟在漢學家的屁股後面走。”（《閻連科的聲母》）

另一問題還在於：為什麼這樣有力量的轉折點不是出自我們這些批評家的筆下，而是來自小說家李洱的筆鋒？批評家何為？當然李洱是中國新生代作家中富於理性自覺的翹楚。他曾在我服務的《南方文壇》發過《閻連科的聲母》（2007年第5期）並獲得當年度優秀論文獎。此文以人本與文本融會的角度，描述了閻連科及其創作，敏感精闢，鮮活生動，獨出己見；同時他以漢語拼音的聲母結構使論文具有了獨特別致的文體風格，一時成為佳話。

作家的批評實踐表明：作家特有的藝術敏感、思維方式會使文本時時進入一般理論批評難以到達的地方，奇思妙想時時會直抵批評對像的本質精神；此外還表明：批評本來就不是批評家的專利，也為小說家中的批評家、批評家中的小說家留下了注腳。有此理性自覺的新生代作家還有畢飛宇、邱華棟、紅柯等，包括一批批評家中的散文家，諸如南帆、李敬澤等，以及梁鴻這樣的越界寫作者。其實，這是中國文學的現代傳統，我們的現代文學大家不就是學者與作家集於一身的嗎？

這兩個文本還啟發我們思考：在當下的文化語境中，我們能否理解自己、能否理解“故鄉”、能否理解這個世界？能否在復雜的現實葆有理想？還有，什麼是文學的真實？我們需要怎樣的文學？我們如何尋找自己的文學立足點？

是的，什麼是文學的真實？對於生活在一個虛構時代的我們，尤為重要。今天的文學是需要新的社會的想像力，而真正的文學必然有與歷史和社會現實搏鬥的過程，這樣纔能接近文學的真實本身，哪怕是另外一種烏托邦，也許這就是所謂現實與理想的文學關繫了。今天，文學在思想文化領域與社會整體中的重要性日益降低，讀者也越來越少。我想，一是快餐文化的流行，低俗化與娛樂化泛濫，浮躁之下讀者大量流失與疏於選擇，他們多處於被動接受與淺閱讀當中，高品位的選擇力不斷下降；另一方面，不少有實力的作家在浮躁與功利中失卻了專業精神，或被影視牽著鼻子走，或去做商品代言人，從而忽視文學原創精神與有難度的創作，粗制濫造以及不斷重復自己，喪失了直面世界的追求與能力，輕視了文學與歷史和社會現實搏鬥的過程，忽略了學養而少了學者型作家或作家型學者的博識，甚至丟失了中國文學傳統中人物、故事、細節、結構乃至思想等看家本領，文學因而無法喚起讀者的共鳴，及至“文學真實”都成為了問題。於是，讀者便退而次之變為對“真實”的渴求，“非虛構”作品熱便成了時代的一個特點。因為我們置身於一個“虛構”的世界——在一個信息爆炸的全媒時代的文學中，我們賴以形成對世界與自我印像的信息，大多來自於媒體，來自於間接的經驗，比如關於顧彬的論爭，少有人探究其人其事的真相而陷入以訛傳訛的口水仗；比如對鄉村對故鄉遠坐於書齋的牧歌式誤讀，或想當然書寫農民工走向城市的遷移；比如少有人從作品的文本出發，客觀肯定足下本土文化傳統與世界性的融合，等等。我們的生活與自我意識在很大程度上是“虛構”的，面對間接生活我們是沒有痛感、沒有血肉、沒有體溫的；面對市場我們如此弱視，如此輕信，如此缺乏專業精神，缺乏文學自信心與判斷力，如此缺乏自省與自我叩問：該堅持時自己是否堅持？等等。

那麼，堅持專業精神，重新探尋文學的真實，重新在理想與現實間找尋自己的文學立足點，便成了今天的必然。

原載《光明日報》201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