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延安文藝人民性的繼承與彰顯 / 001
  章人民的立場：延安人民文學的建構
    節文學人民性的歷史構成 / 014
    第二節 “為群眾”及“如何為群眾”：延安文學的理論基礎 / 025
    第三節新的人民主體：延安文學中的人民形像 / 046
    第四節凸顯人民立場：延安文學的主題表達 / 059
    第五節大眾化：延安文學的審美主調 / 070
  第二章人民的故事：延安時期的小說創作
    節趙樹理小說的現代性追求 / 088
    第二節劉白羽小說的抗戰書寫 / 095
    第三節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婦女兒童書寫 / 111
    第四節孫犁小說的勞動書寫及其文化意蘊 / 121
    第五節柳青小說中的形像世界 / 134

  第三章人民的生活：延安時期的散文創作
    節《田保霖》與“新寫作作風” / 154
    第二節陳學昭與《延安訪問記》 / 172
    第三節吳伯簫延安時期的散文創作 / 183
    第四節蕭軍延安時期的雜文創作 / 192
  第四章人民的情感：延安時期的詩歌創作
    節延安時期的敘事詩創作及其形式的謠曲化 / 206
    第二節延安時期的槍杆詩創作 / 218
    第三節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 / 228
    第四節延安時期的艾青詩歌創作 / 256
  第五章人民的舞臺：延安時期的戲劇創作
    節《白毛女》的修改、改編與“新的人民的文藝”的確立 / 270
    第二節《劉巧兒》的文本演變與主題演進 / 284
    第三節《水滸傳》改編與延安戲劇文學的革命敘事 / 294
    第四節馬健翎的現代革命戲劇創作 / 308
  第六章人民的聲音：延安時期民間文學創作
    節延安文藝建構中的陝北民間文藝 / 324
    第二節“改造說書人”和韓起祥的“新書”創作 / 339
    第三節延安時期的隴東紅色歌謠 / 354
    第四節延安時期的音樂創作 / 387

  結語 / 395
  附錄
    書寫行為之結晶：延安文人創造的書法文化 / 403
    媒介視域中“在場”的“延安作家魯迅” / 413
  參考文獻 / 428
  後記 / 440 

導論延安文藝人民性的繼承與彰顯

言說延安文藝的人民性這一百談不厭的重要話題，筆者以為一定要看到人民性文藝思想的民族文化大傳統淵源，五四新文學傳統的立人為民的思想追求，以及早期共產黨人和左翼文學的持續探索，要尊重歷史並從歷史文化的繼承中來理解其發生、發展的規律性。不能把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理解為突然發生的思想記錄，抑或某一刻的頓悟甚至是主觀為之的文本，包括習近平同志近些年來關於文藝的多次講話，都有其文化繼承、發展、創化、彰顯的脈絡，都有其前世今生、來龍去脈，都淵源有自、有跡可循。比如，在中國文化大傳統中就存在著一種民本甚至有時也是民粹的文化思想脈流，或彰顯於廟堂經典，或潛存於民間話語，不絕如縷，影響深遠。如孟子“與民同樂”的文藝美學思想就體現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並對後世文人及人文精神的彰顯產生了深刻影響；《詩經》蘊含的“敬天保民”之類的思想也早已轉化為憂國憂民的敘事及抒情話語，建構了歌詩及民間歌謠唱敘民眾喜怒哀樂的文藝傳統。這種具有民族文化之根意義的人文傳統延續至20世紀都並未中斷，而且在更為豐富的古今中外文化資源的大彙通中，從語言符號轉換（如白話革命）到思想情感更新（如解放大眾）都得到進一步強化。尤其是在以人民政權為標志的陝甘寧邊區，伴隨著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政治追求，文化藝術領域的人民文藝思想也得以確立，這對共和國文藝以及新世紀、新時代的中國文藝具有強大範導作用並產生了深遠影響。
    延安文藝的人民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
    一是延安文藝及文藝思想對人民性的繼承和彰顯。盡管延安時期的物質條件很匱乏，但奇跡般地創造了一個新穎別致的新社會，也創造了相當豐富的文化文本及文學文本，並由此為後世提供了值得進一步搜集整理的延安文藝的豐富史料。事實上，在現存的延安文藝文獻中，基本都能夠體現鮮明的人民性。延安本地和外來各種文化的交織與磨合，也契合了“古今中外化成現代”的時代發展趨勢，其中的“槍杆子”和“筆杆子”緊密結合，知識者和民眾緊密結合，典籍文化和民間文化緊密結合，共同建構了陝甘寧根據地旨在解放人民的社會形態和文化形態。而這種真正注重解放人民的根據地文藝，無疑具有鮮明的民間性和人民性。因此，在延安文藝文獻包括各類作品中，一個為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蘊含了鮮明的人民性，並由此近乎全方位地建構了人民政權和人民文化的價值體繫，也由此形成了一種新的政治體制和新的文化傳統。也就是說，在陝甘寧邊區誕生的人民政權、創造的人民文藝是具有生命力和影響力的。當年，置身於陝甘寧邊區的絕大多數本地人和外來人，都在革命化或人民化的過程中創造著新的人民文化，也體會到了精神文化前所未有的豐富和新鮮，真切品嘗到了大規模創造人民文化及新文藝的快樂。就在這樣的文化創造追求中，邊區人們特別是文化人也在力所能及地發掘古今中外的文化資源，對早期共產黨人的文藝思想和蘇區文藝的多樣實踐都有自覺的繼承和發揚，對陝甘寧本土的文化、文藝資源更是注重開發利用。其中，包括民間戲曲、民間歌謠、民間美術等民間文化被高度關注、發掘和利用的眾多成功範例，創造出了中國文藝史上別開生面的新文藝、新氣像。中國古代存在民間文化、文藝不斷為貴族文學、文人文學輸氧的現像，陝甘寧則進一步將民間文化、文藝納入主流文藝亦即人民文藝——人民生活、人民情感、人民文化等成為書寫和表達的對像，為受苦大眾的翻身解放而盡情歌唱，為工農兵的盡職盡責而傾情書寫，便成為延安文藝的創作取向。當然，主流之外自然會有其他流脈（如五四新文學、左翼文藝、譯介的外國文藝影響下的文藝等），由此也會帶來比照和思考。正是由於具有豐厚的文化、文藝積累和長期的思考，且有了陝甘寧不同區域、不同樣態的文藝流脈作為比照和思考的對像，纔會孕育出《講話》這樣的人民文論經典。
    二是近些年主流文藝思潮對人民性的繼承、發展、創化和彰顯。其中伴隨著新時代腳步而形成的習近平文藝觀對文藝人民性的堅持、強調和新釋，尤其值得人們關注和思考。眾所周知，來自人民且代表人民的黨團和領袖不是孤立的，其豐富的文藝思想也來自人民（包括貼近民眾者）的智慧和訴求，來自黨團和領袖們的智慧和心血。比如綿延的民間文藝包括陝甘寧民間文藝，就給陝甘寧邊區革命文藝注入了活力、添加了特色；比如延安時期領袖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等，還有新時期以來的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對人民文藝思想體繫的建構做出了貢獻。尤其從撥亂反正等特殊意義上講，1979年10月鄧小平的《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以下簡稱《祝詞》），確實全面開啟了與改革開放同步的文藝新時期，體現了極其鮮明的務實派文藝的思想特色。筆者曾撰文特別強調，鄧小平文藝理論與其文化建設理論也關繫密切。除了體現為部分與整體這種不證自明的關繫之外，還主要表現在這幾個方面：其一，共同的文化目的；其二，有效的文化策略；其三，精品的文化要求；其四，兼容的文化意識；其五，共存的文化問題；其六，改革的文化使命；等等。鄧小平寬閎的文化視野使其文藝觀具有超文藝的文化特征。鄧小平對文化建設的高度重視，使他充分闡發了科技教育、倫理道德和法制建設以及政治文化等在社會主義現代文化事業中的重要作用，並直接將有關思想引入對文藝事業的思考，對文藝也提出了相應的文化要求。作為一位志在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志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和實踐家，鄧小平的文藝理論與其政治、經濟理論一樣，都是其極富張力的思想體繫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彼此之間也存在著非常密切的關繫。這種密切的關繫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即信守馬列主義的唯物史觀，堅持基本的政治原則和策略，把握兩個文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總體平衡，重視彼此（文藝與政治、經濟等）的相互作用等，並由此顯示出了超越文藝本位的宏通的理論視野，亦即在注重實事求是、政治策略的基礎上或前提下，真正辯證地理解和把握兩個文明以及文藝與政治、經濟的關繫，從而體現出20世紀中國務實派的傑出代表鄧小平文藝觀的鮮明特色。很顯然，鄧小平文藝理論與他的政治、經濟理論之間存在著非常密切的關繫：共同的理論基礎、政治觀念、策略思想和價值觀念等，使鄧小平文藝理論與他的其他理論思想，特別是集中體現其務實派思想特色的政治、經濟理論，有著內在的相通之處，由此充分體現出了鄧小平文藝觀的特色和意義，也確證其所建構的文藝觀正是名副其實的務實派的文藝觀。
    這種體現實事求是精神的文藝理論視野和文化宏觀視野在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發表的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中得到了進一步闡發和彰顯，並由此建構了文藝創世、強化自信的新時代文化理想特征。習近平的文藝講話不僅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更加全面地闡述了文化繁榮、文藝創作、文藝批評、文藝領導等一繫列重要問題，而且更為有力地確認並深入闡述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等核心問題，從而更加充分地體現了對文藝人民性思想乃至人民文化、中華文化的積極繼承和重建。筆者曾參加2017年5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的“學講話，重溫延安文藝傳統”座談會，對如何恰當地強調文學為人民大眾服務，如何從活態文藝流派視角看待延安文藝，如何樂觀地從人民文藝角度評價文藝高原與高峰，如何重視革命文藝傳統、堅持文藝事業而不是貶損文藝、放逐文藝工作者等問題談了個人看法。這裡僅再次強調堅持真正的人民文藝道路的必要性和艱巨性。筆者以為強調這點就意味著要有真正的人民文藝立場和強烈的防偽意識。是否擁有真正的人民文藝立場和強烈的防偽意識，其實對很多當今活躍的作家與評論家仍是非常嚴峻的考驗。其實，優秀的文藝工作者原本也是勞作不息的人民大眾中的勞動成員，他們手中的筆就是他們的鐮刀和錘頭，他們不僅有辛勤勞作亦即書寫的體驗，同時要擁有和體驗勞動人民群眾的生活與情感，不能自外於或脫離勞動人民；文藝工作者要真正地將“勞動人民”的觀念貫徹到自己的藝術創作中，為勞動人民而書寫而歌舞，其作品也要真正得到人民大眾的認可和傳播。而為了得到人民大眾的認可和傳播，還必須充分強調文藝民族化，彰顯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在文心文脈上切實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包括傳統文體及文章學，借鋻世界民眾創造的優秀文化遺產，在通達通變的境界中，從勞動者的崇高及人民本位出發，化用古今中外的文化營養，開拓創新，拓寬視野，精心創作具有民族文化自信的中國當代文藝。
    三是人民文藝思想業已構成一個重要的文藝文化傳統。一些人總以為提及傳統就一定是古代的、貴族的、廟堂的，且不必區分優劣而都以為應該大力弘揚，因為所謂傳統是整體的、完滿自足的，即使出現問題也是可以自我調節和修復的。於是這種實際已被神話化的單一的傳統觀便斷然排斥著現代的、民眾的文化，對貼近現代和民眾的革命文化、文藝傳統置若罔聞，甚至對“五四”以來中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的所有努力都認為是在褻瀆傳統、離經叛道。抑或有人完全用西方的概念體繫、價值取向來理解和闡釋中國的歷史與現實，這種不免隔靴搔癢的套用或批判甚至會走向妖魔化中國文化和民眾的陷阱，不自覺地便進入了“假洋鬼子”的思維模式而走向了另一個。還有一些人僅僅看到近代以來部分知識分子的多方努力，卻看不到人民群眾的重大貢獻以及知識者與民眾的結合所帶來的文化磨合效果。即使在探討和言說延安文藝思想的傳統時，也有人僅僅注意領袖們的言論及部分知識者接受的外來馬克思主義尤其是蘇聯的影響，對延安文藝與民間文化、民間文藝、民間形式直接而又深切的關聯性卻極少關注。而在習近平關於人民文藝的闡述中，不僅繼承了延安文藝思想包括毛澤東的文藝思想，而且更好地繼承和整合了中華優秀文化的大傳統、五四新文化的新傳統。這也就是前面所特別強調的，習近平的人民文藝觀也有其前世今生、來龍去脈，體現了中華文化傳統的生命力和現代中國人民的大智慧。如果說在邊區文藝事業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以《講話》為代表的具有體繫化、整體性的人民文藝思想，那麼到新世紀新時代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則更進一步確立了新時代人民文藝觀，建構成更加成熟的文藝理論範式，繼續維繫著我國當代人民文藝的基本價值體繫。由此我們將更加自覺地促進文藝家（包括創作者和組織者等）與人民群眾的密切結合，努力提升文藝家的人格修養、精神境界和文藝原創能力，增強其憂國憂民的責任感、使命感和道義情懷、藝術纔華，盡可能促使當代文藝擺脫圈子化、個人化、邊緣化帶來的偏狹偏執以及無為無力狀態，使當代文藝再創輝煌，依然可以成為名副其實的“經國之大業”，並有助於拓展文藝的接受群體（讀者、觀眾），更好地走向世界、走向人民大眾，引導廣大讀者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國家觀、文化觀、文藝觀和審美觀。
    言而總之，從延安文藝時期毛澤東《講話》的文藝政策特征的建構，到歷史新時期鄧小平《祝詞》的文藝務實特征的凸顯，再到新世紀新時代習近平文藝講話的文藝創世特征的建構和彰顯，確證著我國幾代政治家之文藝觀對人民性文藝的堅守和創新，並在與時俱進、時代變遷中，各有側重地彰顯了人民文藝思想的策略性、實用性和理想性。這也就是說，比較而言，因為時代不同、需求有異，毛澤東、鄧小平和習近平的文藝觀顯示了同中有異、通變創新、求真務實的特征，都是應運而生、與時俱進且意義重大的。當然，究竟是否是真正的人民文藝及其理論，歷史事實和現實實踐畢竟是檢驗真理的主要標準。面向現實和未來，文藝工作者確實任重道遠，倘能真誠重構人民文藝、堅持人民文藝之道且又能對立的機械思維模式，那麼，“文藝依然神聖”就仍會成為我們持續的一種文化信仰。相應的，書寫勞動人民，包括顯現書寫者自身筆耕墨舞的勞動成果，都會成為我們關注和研究延安作家作品的重要內容。
    在筆者看來，人間滄桑，時勢使然，延安時期湧現的“書寫人民”思潮和熱潮，乃是中國現代文學大的“文學革命”行為，也是一種帶有創造新世紀的神聖“勞動行為”，由此延安文藝也成了中國現代文藝正宗、純粹、樸實的“革命文學”和“人民文學”。這是延安時期文人作家參與歷史尤其是文藝史創造的行為結果，輝煌而又堅實。這也昭示了一條橫亙天地之間的硬道理：人民的“天下”固然是“打”出來的，也是“寫”出來的。因此，延安文人作家的書寫或創作行為及其結出的碩果，迄今魅力常在，影響深遠，自然也值得我們時時回顧和深入研究。本書主要就延安時期作家文人書寫人民的文藝行為進行研究，結合一些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作品進行分析，雖然不能面面俱到，卻也能夠較為充分和繫統地展示與彰顯延安文藝所具有的“人民的立場”“人民的故事”“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情感”“人民的舞臺”和“人民的聲音”。諸如趙樹理、丁玲、艾青、孫犁、馬健翎、劉白羽、吳伯簫、陳學昭、柳青以及短期居住延安的茅盾等眾多作家文人，都敞開胸懷，受到了當年延安革命文化的洗禮，從而潛心地進行文學創作和文藝評論皆為人民的書寫，由此也創造了全方位為人民的書寫範式和寶貴經驗。本書對此進行多方面的發掘和揭示，顯然具有不可忽視的學術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