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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落時代的寫真
(代序)
孟昭連
小說史的發展不斷證明,隻有那些創造了不朽藝術典型的作品,纔能保持長久不衰的生命力,與世長存。李贄論《三國》,謂三國“智足相衡,力足相抗,一時英雄雲興,豪傑林集,皆足當一面,敵萬夫,機權往來,變化若神,真宇內一大棋局”;金聖嘆論此書,則謂“演三國者,又古今為小說之一大奇手”。一個看到了三國是個英雄輩出的時代,一個贊揚作者真實再現出這一“棋局”和雲興林集的英雄豪傑。後人將《三國》、《水滸》合刻為《英雄譜》,同樣也是看到兩部傑作的藝術成就,正表現在塑造了光彩奪目的英雄豪傑典型。人們熱愛這些藝術形像,在於他們身上凝結著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他們是傳統美德的化身,代表著智慧、勇敢、正義,代表著光明和理想。一個個放射著傳統道德光輝的形像,映照千古。傳統道德不僅融化在每一個人物形像上,而且貫穿於全書的大部分情節中。所以有人說,《三國》、《水滸》是藝術的、形像的道德教科書,它們對中國傳統道德的高揚和對民族道德面貌的影響,超過了封建時代任何一部聖賢之書。
但奇書《金瓶梅》橫空出世,將古今讀者的審美習慣衝擊得七零八落。人們在這裡再也看不到《三國》、《水滸》中叱咤風雲的英雄豪傑、帝王將相,看不到馬革裹尸、忠勇報國或者路見不平撥刀相助的高尚品德和非凡行為,充斥著這個世界的是對傳統道德的背叛,展示著人類靈魂的肮髒和丑惡。幾百年來,人們感到《金瓶梅》缺少光明、充塞黑暗,書中幾乎沒有一個符合傳統道德的“好人”。清人文龍曾對笑笑生的這種寫法頗感困惑:“作者甚有憾於世事乎?何書中無一中上人物也。”確實,用傳統的審美觀念審視《金瓶梅》人物,不免令人感到沮喪、窒息,它缺少《三國》、《水滸》人物特有的藝術感染力,那種催人奮起,叫人熱血沸騰、力量倍增的激情。笑笑生用赤裸裸的筆撕去一切虛偽的遮羞布,毫不留情地展示出人類性格的另一個真實。《金瓶梅》的世界是一個道德淪喪的世界。這裡沒有一個忠臣孝子、義士節婦,更沒有一個清官能吏、纔子佳人,書中充塞著世紀末病態社會的一大批畸形兒:奸夫淫婦、貪官污吏、市儈奸商、流氓篾片、婢僕娼妓。即使像傳統小說中科舉求名、文采風流的儒雅士人,在《金瓶梅》中也變成了秀纔溫葵軒那樣的“早把道學送還了孔夫子”,喫裡扒外、文行卑下的無恥文痞。在作者的視野中,沒有光明,沒有希望,整個社會就是一個群魔亂舞的鬼蜮世界,黑暗丑惡就是生活的一切。事實上,這也正是《金瓶梅》的價值所在,是它成為千古“奇書”的根本原因。
蘭陵笑笑生何以能寫出與《三國》、《水滸》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人物呢?首先在於現實生活為他提供了客觀基礎。作為一種調整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繫的行為規範,道德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變化,任何永恆的、終極的道德規範都是不存在的。在中國漫長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培育出與之相適應的道德原則,培養了人們的強烈的封建道德觀念。在生活中,人們以道德的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公正與偏私、誠實與虛偽來衡量一個人的好壞;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同樣隻能以道德作為人物塑造的標尺。羅貫中、施耐庵的小說形像觀正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但笑笑生所處的時代已經發生了某種質的變化,資本主義萌芽出現並因此而引起了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金錢在生活中的作用劇烈膨脹,猛烈衝擊了在封建生產關繫土壤裡生長出來的傳統社會意識,包括人們作為行為準則的傳統道德。仁、智、禮、義、忠、孝等幾乎都經受不住金錢的衝擊,傳統道德觀念實際上出現了一場危機。史載:“至正德嘉靖間而古風漸渺,而猶存什一於千百焉。……由嘉靖中葉以至於今,流風愈趨愈下,慣刃驕吝,互尚荒佚,以歡宴放飲為豁達,以珍味艷色為盛禮。”《博平縣志》卷四。“裡中無老少,輒習浮薄,見敦厚儉樸者窘且笑之。逐末營利,填衢溢巷,貨雜水陸,淫巧恣異……”《惲城縣志》卷七。“逐末營利”的商業經濟的發展不僅衝擊了自給自足的小農自然經濟,也破壞了敦厚儉樸的民風,“邇來競奢靡,齊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在大夫之官,飲食器用及婚喪遊宴,盡改舊意”《惲城縣志》卷七。。所謂“盡改舊意”說明當時社會風氣變化之劇,傳統的道德再也不是束縛人們行為的規範。《金瓶梅》所反映的恰恰是這個處於劇變中的社會,作者所面對的正是“慣刃驕吝,互尚荒佚”的人們。他幾乎用不著專門尋找社會的陰暗角落,隻要以一個現實主義作家嚴肅而寫實的態度對待生活,他的筆下自然會出現“一群狠毒人物,一片奸險心腸,一個淫亂人家” 趙文龍:《金瓶梅評》第二十七回。。
《金瓶梅》人物的非道德化傾向也是作者對傳統道德和小說典型觀念進行反思的結果。小說藝術形像的塑造應該遵循怎樣的原則?隻有人物性格中的道德因素纔能產生美感嗎?面對“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一切真正的藝術家都必須對傳統小說觀念中的諸因素重新進行思考。蘭陵笑笑生選擇了一條和羅貫中、施耐庵完全不同的路徑,他不願把自己的讀者引向一個虛幻的道德理想世界,向那些虛構出來的完美道德形像頂禮膜拜,在敬慕和贊美中陶醉。他以一個真正藝術家的勇氣和良知拋棄了幻想,勇敢地面對現實,面對現實中的一切丑類,用鋒利的筆摹畫出他們的丑態和陰暗的心靈。“誰要是抱著摧毀罪惡的目的……那麼,他就必須把罪惡的一切丑態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出來,並且把罪惡的巨大形像展示在人類的眼前。” 席勒:《強盜》版序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西門慶、潘金蓮、應伯爵等正是《金瓶梅》作者為我們展示的“罪惡的巨大形像”,他們身上凝聚著這個病態社會的“一切丑態”,笑笑生要達到的也正是“摧毀罪惡的目的”。封建社會正在像一具僵尸迅速發臭、腐爛,“古風漸渺”,“流風愈下”,道德的破壞和淪喪已成為無法改變的趨勢,這一殘酷的社會現實使蘭陵笑笑生失去了用道德形像感化讀者的信心和勇氣。既然生活中再也沒有那種令人感動的道德完人,也不再有為作家提供這些道德完人所必需的生活環境,小說家何必向壁虛構,用並不存在的道德形像欺騙讀者?其實,文學典型的真正意義難道僅僅在於以正面的道德形像為讀者樹立楷模嗎?不也可以用反面的非道德形像為人們樹起一面鏡子,照出自我心靈的美和丑、善和惡嗎?這一點,幾乎沒有一個前代的小說家意識到,隻有蘭陵笑笑生以前所未有的識力和纔力認識到了,且進行了成功的實踐。
《金瓶梅》的出現使古代小說藝術形像的塑造實現了一次本質飛躍。從創作方法和審美風格上來說,《三國演義》可以說是古典主義的,而《水滸》則是比較接近現實主義的,那麼《金瓶梅》就是完全現實主義的。這種區分除了表現在題材與時代上(《三國》遠,《水滸》稍近,而《金瓶梅》則是作者生活的時代),也表現在人物的塑造方面。20世紀末,曾有人說古代小說的人物可分為三種類型,也是三個階段:以《三國》為代表的類型化人物;以《水滸》為代表的性格化人物;以《紅樓夢》為代表的典型化人物。如果我們打個比方的話,《三國》中的人物就像動畫片,《水滸》中的人物就像木偶片,《金瓶梅》中的人物則是一出活的話劇。或者套用西方敘事理論,可以說《三國》人物是“扁形”的,《水滸》人物是“橢圓形”的,隻有《金瓶梅》的人物纔算是“圓形”的。小說人物性格因素的多寡與是否發展,固然是人物圓扁的主要區分標準,但更主要的是其現實主義高度以及與生活的吻合程度。《金瓶梅》是部真正可以稱得上寫實主義的小說作品,它記錄下了生活中的一切,美的與丑的、善的與惡的。書中的描寫有時會讓人覺得作者是在復制生活,像是一部毫無加工整理的錄像片,事無巨細地記錄下明代的市井生活。這就如張竹坡所雲:“似有一人親為執筆,在清河縣內,西門家裡,大大小小,前前後後,碟兒碗兒,一一記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謂為操筆伸紙做出來的。”《讀法》第63回。書中的人物是那樣鮮活,他們的一言一行,一顰一笑,一舉手一投足,都是那樣傳神,那樣生動,就像跨越了四百年的時間距離,一下子站到了我們面前一樣。應伯爵的吹牛,潘金蓮的罵聲,宋惠蓮的哭鬧,西門慶自我感覺良好的心態,都讓我們感到那麼親切,根本就感覺不到中間有幾百年的時空間隔。其實,這也正是《金瓶梅》藝術魅力之所在,是它作為“千古奇書”而無愧的地方。
善明隨我讀博三年,博覽群籍,對《金瓶梅》尤感興趣,後來就將畢業論文圈定在這部書上,並以優秀的成績畢業。本書就是在善明的博士論文基礎上寫成的。希望本書能為讀者帶來的不僅是藝術上的審美與欣賞,同時帶給大家以思想的啟迪和對人生的思考。
2015年9月25日晨於天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