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來讀書（序）
世界文學之流浩蕩，而我們卻隻能取其一瓢一勺。即便如此，攫取主流還是支流？浪花還是深水？用瓢還是用勺？諸如此類，又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道得明的。
本叢書由丁帆和王堯兩位朋友發起，邀約了外國文學文化研究的十位代表性學者。這些學者對各自關心的經典作家作品進行富有個性的釋讀，以期為同行和讀者提供可資參考的視角和方法、立場和觀點。本人有幸忝列其中，自然感慨良多，在此不妨從實招來，擇要交代一二。
首先，語言文學原本是人文的基礎，猶如數理之於工科理科；然而，近二三十年來，文學的地位一落千丈。這固然有歷史的原因，譬如資本的作用、市場的因素、微信的普及、人心的躁動，等等。曾經作為觸角替思想解放、改革開放（在國外何嘗不是這樣？）探路的文學，其激蕩的思想、踫撞的火花在時代洪流中逐漸暗淡，褪卻了敏感和銳利，以至於“返老還童”為“稗官野史”“街談巷議”，甚或哼哼唧唧和面壁虛設。偉大的文學似乎正在離我們遠去。當然，這不能怪世道人心。文學本就是世道人心重要的組成部分和表現方式；而且“人心很古”，這是魯迅先生諸多重要判斷中的一個，我認為非常精闢。再則，在任何時代，偉大的文學都是鳳毛麟角。無論是文藝復興運動時期或19世紀的西方，還是我國明清，大多數文學作品都會被歷史的塵埃所湮沒，唯有極少數得以幸免。而幸免於難的原因要歸功於學院派（哪怕是廣義學院派）的發現和守護，以便完成和持續其經典化過程。然而，隨著大眾媒體的衍生，尤其是多媒體時代的來臨，學院派越來越無能為力。我這裡之所以要強調語言文學，就是因為它正在被資本，甚至圖像化和快餐化引向歧途。
其次，學術界的立場似乎也已悄然裂變。不少同仁開始有意無意地拋棄文學這個偏正結構的“大學之道”，既不明明德，也不親民，更不用說止於至善。一定程度上，乃至很大範圍內，批評成了毫無標準的自說自話、嘩眾取寵、謾罵撒潑。於是，偉大的傳統——馬克思主義被輕易忽略。曾幾何時，馬克思用他的偉大發現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但是他老人家並不因為資本主義是其中的必然環節而放棄對它的批判。這就是立場。立場使然，馬克思早在資本完成國家壟斷和國際壟斷之前，就已為大多數人而對它口誅筆伐。這正是馬克思褒獎巴爾扎克和狄更斯等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重要因由。同時，從方法論的角度，恩格斯對歐洲工人作家展開了善意的批評，認為巴爾扎克式現實主義的勝利多少蘊涵著對世俗、時流的明確悖反。盡管巴爾扎克的立場是保守的，但恩格斯卻從方法論的角度使他成了無產階級的“同謀”。這便是文學的奇妙。方法有時也可以“改變”立場。這時，方法也便獲得了一定的獨立性。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說：“我決不是責備您沒有寫出一部直截了當的社會主義的小說，一部像我們德國人所說的‘傾向小說’，來鼓吹作者的社會觀點和政治觀點。我的意思決不是這樣。作者的見解愈隱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愈好。我所指的現實主義甚至可以違背作者的見解而表露出來。讓我舉一個例子。巴爾扎克，我認為他是比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切左拉都要偉大得多的現實主義大師。”由是，恩格斯借馬克思的“莎士比亞化”和“席勒式”之說來提醒工人作家。
再次，目前盛行的學術評價體繫正欲使文學批評家成為“文本”至上的“純粹”工匠。量化和所謂的核刊以某種標準化生產機制為導向，將批評引向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勞作。於是，一本正經的鑽牛角尖和煞有介事的言不由衷，或者模塊寫作、理論套用，為做文章而做文章的現像充斥學苑。批評和創作分道揚鑣，其中的作用和反作用形成惡性循環。尤其是在網絡領域，批評的缺位使創作主體益發信馬由韁、肆無忌憚。
說到這裡，我想一個更大的惡性循環正在或已然出現，它便是讀者的疏虞。文學本身的問題使讀者漸行漸遠。面對商家的吆喝，讀者早已無所適從。於是，淺閱讀盛行、微閱讀成癮。經典的邊際被空前地模糊。我們這個發明了書的民族，終於使閱讀成了一個問題。嗚呼哀哉！這對誰有利呢？也許還是資本。
以上固然隻是當今紛繁文學的一個面向，而且是本人的一孔之見，不能涵蓋文學的復雜性；但文學作為資本附庸的猙獰面相已經凸現，我們不能閉目塞聽，更不能自欺欺人。偉大的作家孤寥寂寞。快快向他們靠攏吧！從這裡出發，從現在開始……
是為序。
後記——經典的邏輯
人不能事事躬親、處處躬親，但文學經典的多姿多彩賦予我們無數“親歷”的可能。我們在《紅樓夢》中與賈寶玉、林黛玉同呼吸；我們自然也可以在《堂吉訶德》中同人物同悲歡、共命運。都說每一部經典是一束精神之光，而每一部文學經典不僅是精神之光，並且還是細致入微的情愫和活法：讓人感同身受的鮮靈生命。因此，我不需要長生不死。文學已經讓我活了上萬年。
文學經典所提供的正是荀子所說的“以近知遠，以一知萬”的見微知著，同時也是孔子所說的“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或者後人所謂的“陶、熔、誘、掖”“熏、浸、刺、提”，等等。然而，關於經典的一繫列問題由於時代的變遷而被不斷重提。比如，何為經典，經典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經典是歷史的還是現時的，是世界的還是民族的，經典在認知方式、價值判斷、審美取向方面有何共性，經典與時代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繫、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關繫何如，諸如此類的問題都還是常說常新，甚至懸而未決的。
說到經典重讀或重估，自然會讓人想到自然科學中的顯學——過程學。是的，在自然科學的眾多現代學科中有一門過程學。在各種過程研究中，有一種新興技術叫生物過程技術, 它的任務是用自然科學的成就，對生物有機體進行不同層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過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種、新的生命。文學研究、經典賞析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過程學。從作家的創作過程到讀者的接受過程，而作品則是其為重要的介質或對像。問題是生物有機體雖活猶死，蓋因細胞的每一次裂變即意味著一次死亡；而文學作品卻往往雖死猶活，因為莎士比亞是“說不盡”的，“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換言之，文學經典的產生往往建立在對以往經典的傳承、翻新，乃至反動（或幾者兼有之）的基礎之上。傳承和翻新不必說；但奇怪的是，即使反動，也每每無損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們獲得某種新生。這就使得文學不僅迥異於科學或者自然造物和社會存在的原因。它更像它的近親——歷史書寫。套用阿瑞提的話說，如果沒有哥倫布，遲早會有人發現美洲；如果伽利略沒有發現太陽黑子，也總會有人發現。然而，歷史可以重寫，也不斷被重寫，用克羅齊的話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同樣，如果沒有莎士比亞，也許會有人來創作《哈姆雷特》。有了《哈姆雷特》，也會有人來重寫它。但它們肯定不是莎士比亞的這一個哈姆雷特。所謂文史不分家，其奧妙也許就在於斯。無論歷史還是文學經典，即使有人重寫，他們緣何不僅無損於原著的光輝，反而每每使它獲得重生，甚至更加輝煌燦爛呢？這自然是由文史創作的特殊性所決定的；尤其是文學，蓋因文學是加法，是並存，是無數“這一個”之和。馬克思關於古希臘神話的“童年說”和“武庫說”眾所周知。同時，文學是各民族的認知、價值、情感、審美和語言等諸多因素的綜合體現。因此，文學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認同感的重要基礎，也是使之立於世界之林而不輕易被同化的鮮活基因，是一國一族集體無意識堅韌、深層，同時也鮮活的存在。也就是說，大到世界觀，小到生活習俗，文學在各民族文化中起到了染色體的功用。獨特的染色體保證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質文明進程中保持著不斷變化卻又不可湮沒的個性。唯其如此，世界文學和文化生態纔豐富多彩，也纔需要東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鋻。同時，古今中外，文學終究是一時一地世道人心的藝術呈現，建立在無數個人活法、想法和寫法基礎之上，並潛移默化、潤物無聲地表達與傳遞、塑造與擢升著各民族活的靈魂。這正是文學不可或缺、無可取代的永久價值、恆久魅力之所在。
於是，文學猶如生活本身，是一篇亙古而來、今猶未竟的大文章。
此外，較之於創作，文學研究則更具有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築屬性，因而更取決於生產力和社會形態、社會發展水平。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之一。如是，我國現代意義上的文學研究起步較晚，外國文學研究更是如此；因此，我們仍然隻是篳路藍縷、木鐸啟程。
與此同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在全球化背景下，市場經濟決定了世道人心，文學正在模糊界限，心靈雞湯泛濫成災，而經典卻成了聊作談資的無用之用。
當然，讀書人的歡愉不是一般二般的人可以體察的。就像鞋子是否合適隻有腳纔知道，讀書的感動也隻有讀書人自己明白。因此，當丁帆兄和王堯兄囑我邀約十位同行參與這個文叢時，我就欣然應承了。
但是，甫一動手，就遇到了難題。首先是周遭同仁都忙於拿項目、掙工分，逗人讀書、與人爭鳴之類的物事已然罕有閑暇顧及了；其次是丁王二位仁兄強調深入淺出、言之有味、言之有物，既不要鑽牛角尖式的博士論文，也不能是縱橫捭闔、汪洋姿肆的自說自話自娛自樂。
好在我們談論的都是大家、經典，而大家、經典是往往沒有定評，且又分明自成邏輯。
於是，順著他們或它們的邏輯，攫取生平閱讀之一粟一瓢加以編纂、回味和推演，也便有了這本小書；唯願其中點滴的感動和歡愉可供分享、可資商榷。
適逢人們“剁手”狂購經典之外的幾乎一切物品。
2017年11月11日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