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閱讀卡夫卡：多餘的十誡
“我若是一個中國人……”一個猶太人如是說。
“我想，我若是一個中國人，而且馬上要回家的話……”一個說德語的、布拉格的猶太人卡夫卡，以虛擬的語氣寫道。
面對眼前具有東方情調的森林風景，又是寫給愛人的書信，並且處於對未來幸福的憧憬中，卡夫卡，於 1916 年 5 月， 在一封寫給未婚妻菲莉斯的明信片上，似乎要徹底放棄自己猶太人身份的本源，回到大自然這個根源，回應某種更為本能的召喚，竟然如此這般寫道：
“人們終究無須崇拜泉源而消瘦，但在這樣的森林裡隻能就地巡遊。而此刻良辰美景經由靜寂與空無、經由一切生命和非生命的感受力而升華；反之那灰暗、莊重的天氣則幾乎毫無影響。我想，我若是一個中國人，而且馬上要回家的話（從根本上我就是中國人，並且正在回家），也肯定過會兒就忍不住，再來這裡重遊。”
【道閱讀法則或誡就出現了：不要隨意地附會與延伸，閱讀卡夫卡的語詞與語句一定要停留在它的字面書寫上，此表面上的書寫紋理已經具有某種中國版畫的紋路。比如，這“若是”（wäre）虛擬語氣的著重符號標記（ä）就表明了某種悖論，這到底是可能的還是不可能的呢？總是有著某種“好像”或“似乎”，而且此“好像”還不可消除。】
與小說的枯燥與反諷不同，卡夫卡在這個溫泉療養處，寫到了樹木與森林，這封明信片上的文字，與一封1916年5月14日的書信大約同時， 而在那封長長的書信中，卡夫卡寫到了正在發生的世界大戰與自己的神經疼痛，還自我追問道：“生命枝！我的生命枝長在何處，誰鋸開了它？”在這次孤獨的旅行中，卡夫卡寫出了自己詩人一般充滿愛意與溫情的即興遐想，而且他再次強調，盡管是在括號裡，以略帶戲謔的口氣，重復強調了這個語句：
“從根本上我就是中國人，並且正在回家。”
何謂“從根本上”？為什麼卡夫卡要說自己“就是”一個中國人？他的“生命枝”要長在何處？而且，隻有成為一個中國人，猶太人卡夫卡纔可能“回家”？
回家，對於猶太人卡夫卡，似乎隻有通過成為一個中國人，纔可能！？
是的，也就是說，一個猶太人，從根本上，要成為一個中國人，他纔可能回家。就在隨後的1917—1918年，在大量閱讀老莊道家文本的同時，在寫作成熟的時刻，圍繞《中國長城建造時》的寫作，以“我們的民族”（unser Volk）與“我們中國人”（wir Chinesen）的口吻與筆調，卡夫卡展開了小說的敘事。寫著寫著，說著說著，卡夫卡好像就變成了一個中國人似的，一個中國學者似的。這是一種什麼樣的“中國情結”（China Komplex）或“中國動機”（chinesische Motive）？它還與19世紀以來歐洲神學家與漢學家們，尤其是德國文學家們，對於中國的好奇與想像有所不同 ，隻有卡夫卡這個猶太人，次認為自己“就是”一個中國人，而且，性命攸關的是，他的生命枝要嫁接在中國文化的生命樹上——他隻有“成為”一個中國人，纔可能回家！文學為驚人的時刻出現了。
【由此出現閱讀與思考卡夫卡寫作所必須面對的第二道法則：不再有根基，不再有生命樹，但又必須從生命樹的根據上思考生命書寫的嫁接手法。】
誰是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一個在布拉格說德語的現代猶太人，現在要成為“一個在布拉格的中國人”！他甚至認為，他的生命枝已經被切斷，必須嫁接在中國文化的生命樹上纔可能餘存。猶太民族與中華民族的關繫，在“卡夫卡式”（Kafkaesque）的書寫中，乃是一種“餘存”的關繫（如同猶太民族本身就是一個“剩餘者”［remainder］或“餘外者”，在整體與部分的邏輯之外），猶太性與中國性本沒有什麼關繫，這又是一種“多餘”的關繫（如同中國這個民族之為民族是一種“多餘類”，在有餘與無餘的邏輯之外），但又是如此必不可少且無用的必然性關聯，因為此餘化的關聯似乎並沒有發生，並沒有起什麼作用。但這個現代猶太人卡夫卡還一直在悄悄改寫著自己的身份，他要在寫作中把自己“轉化”為一個中國人，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冒險記與變形記？
從如此餘存與多餘的關聯中，從如此無用的必然性關聯中， 從如此不可能的關繫中， 卡夫卡的寫作也許從未完成，卡夫卡與中國，這將打開一個新的卡夫卡：未完成的卡夫卡式寫作。
【於是出現了第三條閱讀法則或第三根生命枝：如何在如此多餘的關繫中發現如此必需的餘存？如何在看似如此無用的關聯中找到不同生命彼此共存的必然性條件？】
甚至，卡夫卡在與密倫娜的交往中，認為自己是“後的中國人”。此外，作為卡夫卡自己名字Kafka的一種變音式書寫Kakanien（字面上省略了輔音f），是對哈布斯堡王朝奧匈帝國“皇帝”的諷刺別名。這個王朝的官僚制度與中國儒家君主政權極為相似，可能這也導致了卡夫卡把《一道聖旨》中的中國帝王身份與自己名字以暗中重疊的方式書寫出來—這就是一種從未寫出之物，“後的中國人”也是“後的帝王”？詩人霍夫曼斯塔爾之前也寫過《中國帝王說》，寫到世界中心的天子被一道道圍牆，即“長城”所圍住，這也許暗示了卡夫卡對自己布拉格-猶太人身份的異質化。
對於熟悉猶太教喀巴拉神秘主義“生命樹”隱秘復雜像征性意涵的卡夫卡而言，個體生命枝的折斷與再生，需要嫁接在道家的生命樹上？當然道教“太極圖”的自身封閉性可能也不足以面對現代性的混沌衝擊了，這需要什麼樣的魔法式純語言書寫？讓喀巴拉充滿天使靈知的“生命樹”與中國老莊無何有之鄉讓人安眠的“無用之樹”嫁接起來？如同卡夫卡自己寫到的：“生命之樹——生命的主人。”
【隨之也出現了第四條戒律或第四道枝條：生命樹在成為個體生命書寫的主人時，其主權顯露的時刻也必然是無用的。】
猶太人與中國人本不相關，甚至還是對立的。帕斯卡爾在《思想錄》中指明了這個對立：“兩者之中，哪一個纔是更可相信的呢？是摩西呢，還是中國？”西方文化當然認為是摩西！
但現在，卡夫卡卻要讓猶太人轉變為中國人，這是一次巧妙的“改宗”？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句子是被帕斯卡爾置於括號中的，隨後的一句話也許更值得玩味：“這不是一個可以籠統看待的問題。我要告訴你們，其中有些是蒙蔽人的，又有些是照亮人的。”甚至，帕斯卡爾還反對那種認為中國使人蒙昧不清的指控，認為中國也有明晰性與光亮可尋，值得去尋找。但這是什麼光亮呢？對漢學和精神分析有過研究的哲學家克裡斯蒂娃也思考了這個問題，如何“細看”而不是籠統看中國，依然是巨大的挑戰。中國人真的沒有本質嗎？西方人在欣賞中國的靈活性與適應性時如何看到其致命的缺陷？這難道不是一張“死皮”——“對生命過程既專制獨裁又沒能真正掌控”？對於卡夫卡，個體的書寫，每日持久又無用的書寫——不是為了發表，甚至是為了燒毀，如此在餘燼上的書寫，就是為了去除這層無處不在的“死皮”？
從根本上，這是一個“無關之聯”或一種“沒有關繫的關繫”，一種不可能的關繫，一種不可能的邏輯！也許，整個現代性的生命關聯都處於這種“沒有關繫的關繫”或“無關之聯”的悖論中，一種現代性纔出現的“X without X”的悖論中。如同布朗肖接續卡夫卡的寫作，如同德裡達使之更為明確化的悖論邏輯或“雙重約束”：必然有著關繫，但也必然沒有關繫，無關之聯，這是現代性為根本的邏輯或為普遍性的生存情態。
【此第五道法則與戒律異常詭異：一切表達都富有邏輯的嚴格性，但一切邏輯“也許”都是無用的，悖論是可解的，但悖論也是不可能解決的。這是 pas sans pas（無步之伐，step without step）， 乃至於 sans sans sans（絕無之絕，without with-out without）的弔詭播散邏輯（對應莊子的“無無”），在法語中這兩種語句的詭異多變與不可確定性，也將貫穿在我們對於卡夫卡與道家的弔詭思考中，無疑這也是現代性為弔詭的書寫“邏輯”之一。】
“無關之聯”：來自卡夫卡對老莊道家文本的仔細閱讀，在並不可靠的傳記——年輕崇拜者古斯塔夫·雅諾施的《卡夫卡對話錄》中，寫到了卡夫卡對老莊的著迷。對於我們，可能更為關鍵的是去再次閱讀卡夫卡很多日記中的格言與片段，尋覓一個猶太人轉化為中國人的方式或道路。這需要我們有著雙重的聽力與敏感，因為卡夫卡的很多語句其實都受到老子與莊子思想的影響，這是異常微妙與巧妙的改寫。這些改寫——因為西方學者不能閱讀中文，而中國研究者也有著對於卡夫卡德語改寫的盲目——迄今為止，還一直沒有被發現出來。
【這是第六道法則：閱讀隻能開始於一種假借之力，一種看似無用的助力，開始於彼此的盲點。但隻有如此的行動，纔可能得到天使的幫助！尋找卡夫卡文本中的新天使，將是無用的文學之令人著迷的衝動。】
這些語句，這些殘碎的語句，一直在那裡，如同一節節斷裂的鐵絲，一直在冰冷地燃燒。 是的，冰冷地燃燒，很少有人感受到它們矛盾的激烈性。在德語中，依然被冷凍著，有待於思想的觸動而得以解凍。
一個尚未完成的卡夫卡，在走向廣義的無用文學寫作時，成為無用的教義之助力時，將更為明顯。
卡夫卡與中國，這是我們閱讀卡夫卡文本時必須面對的問題： 為何卡夫卡要認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為何隻是在20世紀，一個現代猶太人要把自己轉變為一個中國人纔可能回家？為何還要成為一個半弔子的或自我嘲諷的中國學者— 一個準漢學家？一個學習了一半希伯來語，從翻譯作品中學習了一點點中國智慧的人，當然隻能是一個不合格的助手，一個有些笨拙的助手，但正是這樣的“助手”纔至為關鍵，纔可能施行某種意外的轉變。
而如此的轉化與變形，有著什麼樣的現代性意義？它隻是猶太人的需要嗎？也許與之相應，一個中國人也要轉化為一個猶太人？或者，一個德國人也要轉變為猶太人？
如同現代化的中國，就是不斷把自己的思想德國化，無論是中國哲學的德國古典化與現像學化，還是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化，如此多重的轉化與變異（弔詭的問題是：這真的讓 中國人的生命與精神結構改變了嗎？）， 中國人不就有了一個德國式的腦袋？但是，20世紀德國的第三帝國卻在殺戮猶太人。也許因為預感到即將來臨的大屠殺，他纔認為隻有從猶太人轉變為中國人，或者德國人也轉變為中國人，纔可能避免大屠殺的發生？同時，我們中國人隻有轉變為猶太人， 纔可能避免“文化大革命”的暴力？但這也許隻是個一廂情願的夢想與願望而已。又或許，這就是卡夫卡對於中國的想像與期待。
卡夫卡與中國，猶太人成為中國人，中國人成為猶太人。如果猶太人是“他者性”的化身，那麼中國人則是“自然性”的化身。如果在列維納斯那裡面容是他者的顯現，那麼在中國人那裡，則並非人性，而是自然山水畫與花鳥畫，或者就是漢字在書寫時的面相。現在，他者性與自然性將發生感通與轉化，如同女權主義有所夢想的轉化，但這是不可能的關繫，這是不可能的轉化。然而，這是現代性重寫中為驚人的夢想，它可能已經發生在卡夫卡的寫作世界中，它需要再次被書寫出來，它在卡夫卡的文本裡，卻從未成為研究的主題。如果有著所謂的閱讀，它將如同本雅明所言：這是去發現從未寫出之物，這是去發現一種生命轉化的變形記，發現一種無用的文學。
【卡夫卡與中國，隻有同時帶著雙重的目光—中國道家的神秘主義與猶太教喀巴拉的神秘主義，且帶著中國人與猶太人“無關之聯”的弔詭關繫，我們纔可能發現這些語句的奇特之處，纔能進入卡夫卡神奇的書寫世界，成為一個勉強合格的書寫備忘錄的“助手”。】
這些片段主要來自卡夫卡 1917 年左右的日記。 從 1916 年鼕天開始，卡夫卡就在約 80 頁的八開筆記本上寫作（中文見《卡夫卡全集》第 5 卷），其中的格言被友人勃羅德編輯出來，大約作於1917年10月19日至1918年2月26日，有近百條是卡夫卡自己選擇出來的（這些條目是卡夫卡自己編寫的，但標題《對罪愆、苦難、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觀察》則是勃羅德所加）。這些語句一直在那裡，因為我們缺乏準確的問題與視角，它們在那裡卻並沒有顯出自己的崢嶸——“不可摧毀之物”的信仰及其存在的解放：
“理論上存在一種完美的幸福可能性：相信心中的不可摧毀性，但不去追求它。”
——沒有此不可摧毀之物的信念，不會有真正的信仰，如果有著彌賽亞，那是對此不可摧毀之物的見證。但是，如此的彌賽亞又是多餘與無用的，因為有此信仰，卻不去追求它。不去追求，乃是讓此信念不去試圖成為誇耀，也不去外在實現，以免導致破壞，去摧毀其他事物。這是彌賽亞信仰的徹底個體內在化？這是彌賽亞的無用，這是無用的神學。
【由此出現閱讀的第七道法則：閱讀卡夫卡的著作，乃是對此不可摧毀之物信念的喚醒，但不要去運用此信念，否則會成為偶像崇拜。無論是文學的還是神學的偶像崇拜，甚至連荒誕與虛妄的崇拜也不允許。】
1917 年，也許可以被稱為卡夫卡的“成熟之年”或“創傷年代”，甚至是“轉折之年”，其格言體的寫作方式，嚴峻自我反思的準確提煉與提純，讓卡夫卡在語言表達與思想悖論上達到了的自覺。而其轉折的標記，也許還來自《中國長城建造時》的寫作，也許就來自中國老莊的激發。
如此斷片化與日記式的寫作方式，看起來就如同德國浪漫派所要求的斷片式寫作，以日記的筆記本方式，也便於日常攜帶。卡夫卡隨時寫下這些短句與長句，斷斷續續，有的如同散文，有的還是對話，甚至就是小說的片段與雛形，形成了一種個體化的“雜文式”寫作，就如同“浪漫”這個詞的原意本來應該是混雜多樣的總彙詩，作為潛能的有機體，隻是萌芽的種子，甚至一直處於某種拒絕成為作品的原則，即寫作本身以無作與無用為條件。這些筆記本上還有：塗鴉，謎一樣的姓名、地址，信件草稿，已經完成的作品的關鍵詞清單，撕下與調換的頁面，粘貼上去的紙條……以至於根本無法整理，或者按照德國研究者的洞見：這其實也是暗示“分段修建的體繫”的不可能成功，或者說此種工作方式的“無用”——也許如此的斷片寫作方式，就來自卡夫卡臆想中國長城建造的方式，卡夫卡似乎把一種中國式的總體生存運作模式轉化成了一種普遍化的文本寫作方式，即，卡夫卡以一種道家無用論的方式來建構自己的整個寫作，無論是文體還是問題，卡夫卡以此針對自己玻璃球遊戲方法的不適當，而如此拼貼的方法當然也好似一個笨拙助手的拼湊了。直到後，承認自己的失敗，燒毀自己的手稿，使其不成為作品，以見證一種無用的書寫，為了無用的文學，卡夫卡式的寫作已經在灰燼或餘灰上完成。也許1920年代的魯迅也有著同樣的“混雜式書寫”的痕跡（這也是“雜文”式書寫的現代性文體特征？）。
而且，在剛剛開始寫這些筆記時，卡夫卡還寫了一個夢或者一個不是小說的小說，即一個中國人來訪，這個中國人說著不被聽懂的語言，引起好奇，他還逃避夢中的“我”，“我”抓住他的絲綢腰纔把他抓回來。這是一個小個子的“學者”，這個開始時的夢似乎預示了整個卡夫卡寫作的“中國夢”—— 期待得到一個中國神秘學者（也許就是一個笨拙助手）幫助的夢。
【這是閱讀的第八道法則：隻能以“斷片式”或“分段修建”的方式去閱讀，一切需要重新裁剪與拼貼，並沒有現存已經完成的文本，一切有待於到來的閱讀者以自己的問題去重組。】
道家的方法隻是“助力”，道家化的解讀隻是“助手式”或“協助式”的備忘錄準備，如同柏拉圖的純粹哲學真理其實需要幫助，不可能直接傳達，現代人也不可能從古代直接獲取真理。在卡夫卡與雅諾施的對話涉及老莊的段落中，卡夫卡明確指出了隻有在此時此地，人們纔能獲得真理或者失去真理，而且並沒有任何現存的指導原則，通向真理的道路並沒有時刻表，任何開方子的行為本身就是倒退，就是懷疑，因而是歧路的開始；的出發點，就是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因而需要被幫助。就如同卡夫卡異常徹底地認定：“在你與世界的爭鬥中，你要為世界充當幫手。”
中國學界的卡夫卡研究不是沒有注意到卡夫卡與中國文化以及老莊之間的關繫，但沒有深入分析這些語句中隱含的個人化“經驗改寫”（卡夫卡如何面對個體的虛無經驗？），也沒有將其展開為一種根本的“解讀原則”（道家的無用論如何改寫猶太教塔木德的解經學？）， 更沒有提高為一種普遍性的現代性問題及其“原理變異”（在彼此的變形記中是否可以化解現代性的暴力？）。卡夫卡式的道家或猶太的道家化在於：經驗改寫——解讀原則——原理變異，都集中於對“無用”的重新思考。當然，這隻是助力而已，隻是某種隱含著的默化力量。 一切都要變異，但一切還是無用。如同英國漢學家亞瑟·威利曾經對伽內蒂所言的， 卡夫卡有著“自然化的道家主義”傾向。
我們這些研究者，如同卡夫卡很多日記中即興書寫的斷片故事都在描繪的一些苦苦研究的學生與經師，僅僅是助手，我們的所有解讀，也總是顯得笨拙無比，甚至顯得愚蠢，隻是盡量不讓自己的鼻子擋住自己前行之路的視線，不讓自己的腳絆住自己的上路。
【閱讀的第九道法則出現了：看似笨拙的助手，也許能帶來助力，也隻有承認自身的愚蠢，智慧的交流纔可能發生，反諷就成為雜文書寫的先在條件。】
在一個喪失了真理的世界，有著無數的真實，甚至是殘酷的現實處境，但如此殘酷的“真實”處境，甚至是個體不可治愈的痛苦，卻並不通向“真理”。即，即便是巨大的災難，就 如同卡夫卡已經預感到的即將來臨的大屠殺，如此可怕的災難事件，也並不具有真理性的內涵。
這就是現代性生存的悖論：有著切身的受難，但這是無用的受難，此受難無法通向真理；真實並不意味著真理，連痛苦的真實都無法通向真理。卡夫卡的寫作乃是對此處境為徹底的揭示，那文學寫作的真理性內涵何在？任何寓意寫作也隻是教義的殘骸或者剩餘物，但此後的剩餘物則是那不可摧毀的信念，在真實與真理之間，隻有一點點差別，如同那要來臨的救贖世界與這個丑惡世界之間的那一點點差異，就是此“不可摧毀”的信念。
【這裡的任一解釋學原則，盡管有時候聲音稍微顯得刺耳響亮，但隻是個體苦思後的某種發洩，僅僅是道路上的臨時停頓與持久躊躇，隻是表明某種探路的路標而已。卡夫卡害怕的是不耐煩與懶惰，如同布朗肖敏銳感受到的生存情調。文學的寫作與閱讀並沒有道與路可走，隻有在路上足夠的躊躇與猶豫，足夠的停留與停頓，切莫著急與不耐煩，閱讀的耐心是的標準。】
“我想，我若是一個中國人，而且馬上要回家的話。”卡夫卡錘打著自己的內心如是說。
在德裡達式書寫《明信片》的意義上，寫在這張明信片上的話語，可能從未抵達過西方思想界的領地，當然它的信息可能也從未被“我們中國人”接收到，它一直還在漂浮與傳遞之中，它可能已經字跡模糊了，幾乎不可讀了。
這個寫在明信片上的“卡夫卡與中國”的關聯是否真的存在過？所有看到的讀者一掃而過，可能都讀得太快了，它不得不等待一場“新的訴訟”，不得不接受新的空無之錘打。
【這是閱讀的第十條法則：不可能成為作品，寫作一開始就以拒絕作品為條件。這些文字在那裡，卻從未被以一種不可能的可能性或不可讀之讀的方式去解讀，無用之為大用，“用無用”，乃是一種新的閱讀方式。】
那在卡夫卡生前尚未完成的寫作，將繼續保持其未完成性，將走向一種無用的文學；而無用的文學並不存在，它隻是隱藏在斷片被重新連接的時刻；無用的文學並不存在，隻是在重寫中，在死灰或餘燼點燃的時刻；閱讀，不過是去發現這從未寫出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