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幾年前，有本叫Reality Hunger的書很熱鬧，“現實饞”，作者對小說家造世界、編故事的古舊形式不耐煩，顯然共鳴的人不少。他覺得真實的體驗已經足夠給作家發揮了，比如，一句典型的挑釁：《無盡的玩笑》（Infinite Jest）誰真的喜歡，連給大衛·福斯特·華萊士寫傳記的人，平時也隻提他的非虛構雜文。這一點先不管，作者的寫法很有趣；把別人的警句不帶引號跟自己的話混在一起，是出版社的律師說這樣會出事，他纔不情不願在書的末尾列了張單子，粗略給了些出處。大衛·希爾茲（David Shields）說他大學時候跟自己女朋友說，要造一種隻容納epiphany（神示、頓悟、興會）的形式。Reality Hunger應該差不多了。
2

就幾周前，讀到米沃什一首詩，《秘書》，謙虛得格外趾高氣揚，說“我不過是無形之物的秘書”。反應是爭強好勝：誰寫東西還能比我更像文秘工作？然後感謝米老師幫我認清了自己的謀生方式：給興會開參考書目，替頓悟加腳注。
3

以前一本外文新書等於一個禮拜的生活費，筆奮不顧身的投資是在上海外文書店一跺腳買了本埃科的《玫瑰的名字》。當時讀著有難度，並沒有換來完全一分錢一分貨的醉人體驗，但書末尾後記的後幾句話一直留在我腦子裡。埃科說：文學裡沒有全然私人的東西；書會彼此聊天。於是，多年來，我就一直不遺餘力扮演著飯局上那個不太出聲的喫客，用心偷聽著書和書之間的聊天。在這種場合我也有新的身份，叫離間家和圓場師；因為我慢慢理解，這樣的飯局不是普通的局，這是所有好玩的話都至少已經被說過一遍的自助劇場，氣氛如何全在我自己的聽力。
4

我寫任何東西的戰略都差不多，就是讓疲憊耗盡我的自我懷疑。某個交稿日的早晨，磨了個通宵，在黎明的光線裡發現離文章想收尾的地方越奔越遠。我走出家門，繞著小區瞎晃蛋餅攤擺出來了，過了一會兒，有人回我昨夜的微信，了解我的處境，開始不大熱心地寬慰我（當然是沒用的）。厭惡我任何有實質內容的回答都來自作家訪談（這問題在寫作階段尤其嚴重），他問了一句，那你到底為什麼喜歡寫作，用你自己的話說？——我迷戀那個印像變成文字的過程。——這句阨普代克你他媽引過。
5

我倒真願意自己是那種把“江西詩派”掛在嘴邊、動不動就能提自己男神是黃庭堅的人，至少這本書成稿之前是來不及了。懊喪於想看的書從來排不到日程上，隻好用別人對閱讀的描繪解饞；幾年前看到一本王宇根寫黃庭堅的書，叫《萬卷》。他的意思似乎是，黃庭堅的詩學跟當時出版印刷業爆發有很大關繫，博學這件事一下變得容易又困難了。山谷誇別人寫得好，是看書多；教別人怎麼纔能寫好，是多看書。寫詩喜歡聊文本如何發生，講究詩法，講究要學就學好的，沉迷於寫作這件“儒者末事”本身的難度。他史無前*地死命用典，也跟讀書人動輒藏書萬卷有關繫，大家都好查；於是他還要特意把典故用偏，所謂“山谷使事，多錯本旨”，所謂“奪胎換骨”。有個“霧豹”的意像，他特別喜歡，南山霧雨中，豹子餓著肚子七天不下山，早是漢朝的老婆勸丈夫不要貪腐，主要意思在避世。後來文人都喜歡用，因為豹紋的紋他們覺得就是美文的文。但黃庭堅把這兩件事疊加了，他看重淋雨滋養毛皮這件事的辛苦，寫好詩要熬得住。
6

“大多數人都是別人。他們的想法是別人的意見，他們的人生是學樣，他們的激情是一句引文。”“青少年時立下志向，即使當不了職業作家，也要用某種方式化身於那團懸於中產中眉階層上方的印刷雲中，溫柔地灑下墨雨。”
7

我們可能是經歷過“前網絡寫作”的後一代人，大學裡想掉個書袋，還要看筆記本（不插電的那種）當天給不給面子。今天，想說任何話，你都可以搜到人類說話史中在這個話題上說過的好的話。艾默生所謂，我所有的好想法都給前人偷走了。當然這個“好”不是投票投出來的，是那些打動你的表述。所以開始動筆不是真把好的都讀完了，而是在合適的時候放棄；這種放棄不是認輸，而是認贏―說一句：今天就先被打動到這裡。翻譯在這一點上很像：六個月之後回來，沒有哪句話是不能改進的。“欲搜佳句恐春老。”
8

翻譯和我嘗試的這些評論，本質上是一件事，就是多懂一些它們給我的高興，作為感謝。真正理解他人是多活一點。
9

過去一兩年，我有個見不得人的痴心妄想，想把自己的本文集叫《霧豹》；到今天，發現《山谷詩集注》讀懂的實在還不夠，真是沒臉用那樣的書名。不過我的“霧豹”和黃庭堅的又有不同，對他來說，江湖夜雨十年燈，熬出豹紋幾乎是一種優美的雄心壯志，一種奮進，而我是除了在雨林裡蹲著也沒有什麼其他的要緊事，享受一種慵懶的應接不暇。但文集都要見人了，後一段留給自誇：我明白，隻搬運雨水是不夠，沒人想要你下山從毛皮裡絞出的那點墨汁，你必須長出自己的斑紋來。我是因為向往某些豹子纔上山的；能被誤認為他們之一是種能量很大的虛榮。每次把文章發給編輯，都伴隨著一種恐懼，怕別人發現我除了蹲著淋了些雨其實也沒干什麼。這個集子也一樣，能永遠躲在林子裡當然很舒服，但不知恥地下山是纔華的一種，我很認可過去幾年這種虛榮對我閱讀和寫作的支持。

——不算親身讀過。

寫出這本The Year of Reading Dangerously（《一年危險閱讀》）的人，安迪·米勒（Andy Miller），如果跟我在一個單位的話，恐怕會成為飯搭子。我們不但都認清，“此生無論如何非讀不可的書”，恐怕八十輩子都讀不完；而且，那些我們騙人家已經讀過的書，用餘生去補也早已無望了。引用的這句是他在書店上班時候學來的應對之道；原文是Not personally。後來他也去做了編輯，但在兒子出生之後的兩年時間裡，意識到自己除了工作，隻讀過一本書。是丹·布朗的《達·芬奇密碼》。這就很嚴重了。薩爾曼·拉什迪評價這本書“壞了壞小說的名聲”（give bad novels a bad name）。終於有一天，他偶然間讀起了《大師與瑪格麗特》；看不懂，但決定再堅持一下。終，他不但讀出了這部小說的好，而且那種成就感（“原來我什麼書都讀得下來啊！”）讓他開始了一年“危險”的閱讀。

但標題裡英國腔的“危險”，亦真亦假：選的書目大多是名著，其實是把時間押在保險的地方了，但風險就在於：那些“號稱已讀而未讀”的書，多半不好讀，弄不好就毀了胃口，覺得通勤地鐵上還是玩玩手機數獨算了。《一年危險閱讀》好的地方，在於他千方百計地要你相信，好書已經足夠好了，你要舍得辛苦。我也認同，閱讀的一大銷魂之處，是某個從來沒有想過要討好你的作家，在熬到百來頁的時候，突然跟你勾肩搭背引為知己，不管你朝哪邊看，都是四目相接，不管你怎麼跑，都跟他踩在同一個步點上。

下一期留出版面給我的雷鳴。

近還讀到一本似乎是為我定制的書，The Feud（《宿怨》），梳理我喜歡的兩個作家埃德蒙· 威爾遜和納博科夫如何在我在意的事情上反目成仇。納博科夫當年飄落在美國的海岸，舉目無賞識，是那個時候一言九鼎的評論家威爾遜替他打點了一條揚名之路。但《奧涅金》的譯本出來，威爾遜在《紐約書評》萬字長文痛斥，說他太直譯，選詞太冷僻；納博科夫抓起電話就給報紙的編輯撂下了上方的引語。聽說讀寫縱然萬難，多少還有些盼頭能做成，翻譯則注定一敗塗地，多翻一句就是多辜負一句原文，而翻譯俄語文學，據說，是其中不近人情的。更何況納翁還要“作”，認為《奧涅金》譯本“隻要可讀（readable）都是垃圾”；被威爾遜罵了之後，修訂，說我那版吧，“還不夠直譯，還不夠丑陋”（Not literal enough. Not ugly enough.）。安迪·米勒在巴黎莎士比亞書店做活動，底下有觀眾提到納博科夫，他當即忘情歌頌起來，反復說納博科夫“擅長一切”。但從這本The Feud出示的證據來看，納翁至少兩件事還有提升空間，一是翻譯，二是在翻譯被罵時，如何調整心態。我對納博科夫的熱愛不讓米勒，但這本書裡他的丟人也絲毫沒有留給崇拜者為其公關的餘地（我甚至已經顧不上我在意的事―“譯觀不合”）。話說回來，至少，當年的筆仗，還是一本正經的文人架勢。網絡時代，連文人相輕這麼重大的事都速食化了。那個開了學校教做人（The School of Life）的阿蘭·德波頓，2009年一本書拿了個差評，居然到《紐約時報》書評作者的個人博客下面留言，說：“我一直到死都會恨你，對你職業生涯的每一步，我隻有詛咒，而且我會懷著幸災樂禍的心情好好欣賞的。”

我一直替你辯護，說你要是早知道一定就改掉那幾行了，可以少死那麼多人。

馬上要八十五的羅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一定是全世界履歷光輝的編輯之一了，新出的回憶錄，Avid Reader（《嗜讀之人》），大概有九成都是一個偉大書人的勵志經歷，但是――其實更體現了本讀者的格調――讀完之後我記住的全是那百分之十的飛短流長。戈特利布行文的做派有點像影視劇裡常見的家族老太太，已經活到不用再為誰留面子的階段了，披露不少會讓諸多大牌當事人難堪的細節，但字裡行間形像受損嚴重的卻似乎是作者自己。先是那種假意謙卑的得意勁就很不討人喜歡，更有趣的是他始終堅信自己是個非常好相處的人。比如，他和羅伯特· 卡羅（Robert Caro）改稿，激烈到兩人要時不時地輪流出辦公室消氣。他寫道：“卡羅覺得我侮辱人，我覺得我隻是在完成我的工作。我們的分歧都是就事論事（nothing personal）。”這種論調張口就來的同事，中午食堂就算沒有別人，我們應該也不會坐到一起去。他看不慣的作家是拉什迪。《撒旦詩篇》出版事件後，他們難得踫到，戈特利布對拉什迪說了引在上面的話。他舉這個例子竟是為了證明拉什迪脾氣火爆，聽了居然生氣。拉什迪之前在自己的回憶錄Joseph Anton（《約瑟夫· 安東》）裡，也寫過和戈特利布的交往，他寫自己到美國次覲見大編輯，相談甚歡之後戈師傅來了句，“我還以為自己不會喜歡穆斯林出身的人呢”。其實，讀小說、寫小說、改小說，都是一種“共情”的練習，而戈特利布自己就說編輯重要是對作品要有empathy，而幾乎所有曾與他共事的作家都服帖戈特利布是位細膩、敏銳的讀者，但在現實之中，卻是這樣一位“共情不足癌”患者。

書沒有錯，錯的是我們；他們想給的是路標，我們卻誤當成了終點。讀完《一年危險閱讀》，我乘勢完成的本書是福斯特的《霍華德莊園》。一直以為這本書我這輩子排不上了，因為看過電影，覺得不是很有意思；但聽了米勒的說法，我想“親身”去見一見其中那位試圖通過看書改變人生的萊納德·巴斯特，“後被壓死在書架下面”。上面引用的話是小說中另一個角色在批評巴斯特先生。於是很切題的，想到《莫裡斯》的主演―休·格蘭特1995年在日落大道被抓住和妓女有傷風化，上拉裡·金（Larry King）的節目悔罪。老金暗示，你是不是需要一點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格蘭特優雅地做如下答復：我一直覺得隻要讀了足夠的好書，人生就不會出大問題了（kinda sorted out in life）。二十年後，讀書療法（bibliotherapy）儼然成了正經買賣。阿蘭·德波頓的“做人學校”裡，他兩位劍橋的同班同學，埃拉·伯紹德（Ella Berthoud）和蘇珊·埃爾德金（Susan Elderkin），根據多年臨床經驗，推出了The Novel Cure（簡體中文版叫《小說藥丸》）。我對“用讀書讓自己更好”的企圖完全沒有意見，但那種以為能定制“讀者反應”的野心，並以此牟利的行徑―我隻是就事論事―都是痴妄甚至不誠實的。聽Ella和Susan聊書，有點像春節期間忍受長輩破解文藝。當然我沒有看書的親戚，如果拿影視打比方，他們會以為《霸王別姬》是警告藝人遠離毒品；《24小時》是勸大家珍惜時間；《魔戒》是鼓勵小個子也可以有大夢想。這樣的比方是否簡化了《小說藥丸》其實用心良苦的簡化，或是歪曲了埃、蘇兩位其實情有可原的歪曲？要不是霍比特人的例子就是書裡面的，我還真有些顧慮。看書是與人長談。文明史中有意思的頭腦，端了杯茶在你面前坐下，你卻急著拿處方問對方討一顆治療傷心/失眠/恐懼周一/惦念鄰人之妻的藥丸，起碼是糟蹋了好意。那些真相信讀包法利能改善夫妻生活的人，應該判決他們除營銷號的微信推送外什麼都不許讀。有一年也是年末，一位書評人在接受采訪時說自己沒有“失望之書”，因為自己珍惜時間，看書之前往往做了足夠的調查，不好就不會看了。我隻祝願，這位老師能終有一天體會到閱讀真正的樂趣。值得閱讀的書是那本你事先沒想到需要讀的書。而可稱之為有效的“讀書療法”，是療程結束，你發現自己讀的還遠遠不夠。這種可靠的功效隻有“上癮”的藥丸，致病可能性更大些，治病就不要指望了。
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