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裡的章節在出版過程中經歷了極為不尋常的變化,盡管收錄本書的叢書繫列可能讓它看起來不是這樣。沒錯,我在2009 年春季學期開設的26 講的耶魯大學公開課“文學300”錄了像,當你開車上班或者去跑步的時候,你也可以當錄音聽。當人們認為轉寫成書稿也許也會有吸引力之後,這些講座後變成了文字形式的這本書。這些講座都是我根據一頁左右的潦草筆記即興講的。錄音帶被送到聖地亞哥,在那裡,一臺機器寫下了它認為自己聽到的東西。這份稿子又被送到紐黑文的一個人的手裡,她又做了她能做的事情。這就是我接手的起點。我本應該完成我過去幾個月裡一直在做的這項工作,但那時缺乏動力,我隻是花時
間瀏覽了文稿,做了一些簡單的修改—盡管我意識到這份記錄稿經過多次轉手,已經變得像一個笑話或者一堆閑言碎語。
在某種程度上,就應該讓它保持那個樣子,因為這些本來就是轉寫稿,而不是重寫,盡管它們的準確度隻達到了電視上為有聽力障礙的人提供的即時字幕的水平,但是不會有人說這份稿子經過了有意而為的改動。但是,它們現在變成了一本書:誠然,既有數字版本也有印刷版本,但仍是一本書。耶魯大學出版社的一位編輯收到並接管這份轉錄稿後,做了一些潤色修改。然後我收到了這些講座的壓縮文件包,進一步的編輯工作已經啟動,我也開始工作。這時,我不斷想起我為學生布置的(在本書第13 章中加以討論)一篇非常有名、以難讀著稱的論文的開頭幾段,那就是雅克·拉康的《無意識中文字的能動性》。他說,他這篇文章是一個研討會發言的文字稿(譛crit, 收錄在一卷《著作選集》【譩crit】中)。他
覺得,如果他想完全傳達他對語言在無意識中扮演的角色想要表達的看法,保留那個場合的口語形態很重要。同時(盡管拉康沒有這麼說),對任何曾經當過聽眾的讀者來說,這一點是很明顯的:在即興講話中傳達的信息或許對那個場合來說是足夠的,但聽眾對其記錄下來的方式的接收,與一個讀者在更為休閑的狀態下關注文字版本時接收信息的方式並不完
全相同。因為這本書是為讀者準備的,所以我修改了講座中在我看來需要進一步詳細闡釋的地方,同時希望全程保留一種現場聽講座的感覺。我是一個臭名昭著的“散文化”的即興演講者,所以當你遇到一個長句子時,請不要認為它在講課時是短一些的。
沒有我的助手斯蒂芬·埃斯波西托不可或缺的全面幫助,我不可能集中精力處理我已經描述過的那些意外的挑戰。斯蒂芬是給這些講座進行錄像時的助教之一,也是一位冉冉升起的重要的比較文學學者和理論家。我欣然地接受他對這些章節做後一遍的通讀和修改,當我把稿子遞給在波士頓的他時,每一份稿子的標題都是“修改稿,X 號”。他撰寫了書目文章《闡釋的種類》,以及每一個話題的進階閱讀書目,這篇文章在全書的後。他還提供了我們認為必要的參考文獻(盡可能少),以及附錄中的文章段落。我在一些課上打印並散發了這些段落或者上傳到了網上,以便學生討論。
盡管引用我布置的復印材料是一個挑戰,估計至少會引起我們大體上希望避免的煩惱,但是引用我們的主要教科書還是容易的。我強烈建議我們的讀者考慮購買這本優秀的書。這本書以其明智、豐富的選文(選文覆蓋了整個批評史)和通情達理的導讀在這個領域獨樹一幟。這就是大衛·裡克特(David Richter)編纂的《批評傳統:經典文本和當代趨勢》(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3rd ed.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2007)。本書所有方括號裡的引文頁碼都是該書第三版的頁碼。
本書的頭兩章是導論,給出了許多大家通常可能期望在前言中看到的申辯、免責聲明和自誇,所以我在這裡不想多說我接下來對這個廣闊學科的巡視包括哪些內容。但我意識到,我的課程大綱中沒有包括一些近來很有影響的人物和思想,盡管你可以零星地找到對這些潮流的間接提及和預測。比如“倫理轉向”,如我指出的,也包括晚期的德裡達,但是我沒有討論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或者諸如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和阿蘭·巴丟(Alain Badiou)等新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品。還有一個潮流發端於英國,以西蒙·賈維斯(Simon Jarvis)、凱斯頓·薩瑟蘭(Keston Sutherland)等人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文本表面做出了纔華橫溢的解讀。他們采用的微讀法(micro-reading)是由蒲齡恩(J. H.Prynne)開創的,剛剛通過他們大有前途的學生們傳到美國海岸。文學社會學也是一個新興的領域,但是我對約翰·傑洛瑞(JohnGuillory)的討論(並在那個語境下提到了皮埃爾·布爾迪阨)並沒有結合對其他重要著作的討論,比如社會語言學家邁克爾·西爾費斯坦(MichaelSilverstein)的著作。皮爾士的符號學影響了西爾費斯坦思想的形成;比如納普和邁克爾斯的新實用主義觀點(本書有所討論),如今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學知識和品位在社會和文化中的流通,但必須說明的是,這更多的是以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概念為模型,而非布爾迪阨的“慣習”(habitus)概念。後者與作為索緒爾傳統的競爭者興起的皮爾士傳統中的社會標志符號(socially indexical sign)相似,我們的講座對這場競爭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對皮爾士傳統的概述還沒有著作出版,我希望很快會出現。讀者可以在本書第25 章的開頭找到一些關於這個主題的講解。
近,福柯(本書有所討論)和葛蘭西(隻順便提了一下)以外的知識流通理論將學者們引入了相互關聯的一些領域:繫統理論(尤其是尼克拉斯·盧曼的)、媒介史、再媒介化、媒介理論(這個領域的經典是馬歇爾·麥克盧漢和弗裡德裡希·基特勒的著作),以及這些領域中更專門的書籍史(如彼得·斯塔利布拉斯和大衛·卡斯坦的著作)。所有這些以及更多的內容需要另一門課、另一本書來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