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輯一 史家的風範

“尋找你自己”

——王瑤先生的魯迅研究 3

史家的風範

—— 王瑤先生的研究個性、學術貢獻與歷史地位 15

一代學者的歷史困惑

—— 王瑤先生和他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的命運 25

我理解的王瑤傳統 45

輯二 人的標尺

高舉“魯迅‘五四’”旗幟的學者

—— 李何林先生的學術貢獻 61

有承擔的一代學人，有承擔的學術

—— 紀念田仲濟先生誕辰一百周年 81

任訪秋先生對現代文學研究的歷史貢獻 94

那裡有一方心靈的淨土

—— 林庚先生對我的影響 107

一個“人”的標尺

—— 從小說創作看賈植芳先生 113

讀錢谷融先生 135

輯三 傳統的構建

樊駿參與建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傳統 165

嚴家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 對當下現代文學研究的啟示  210

“如一箭之入大海”

——王得後《魯迅研究筆記》評點  227

劉增傑和河南大學文學院學術團隊與傳統 258

用個性化方式響應時代對這一代學者的要求

—— 支克堅先生學術思想和貢獻初議 265

漫說孫玉石先生的學術、人生境界 274

讀洪子誠先生二題 280

輯四 同時代人

學術生態的建設及其他

—— 讀王富仁《“新國學”論綱》  295

“將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

—— 趙園《艱難的選擇》導讀 314

同代人的觀察與理解

—— 讀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卷）  327

是集大成，又是新的開拓

—— 讀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插圖本）》 332

商金林學術研究的“現代中國人文史”視野

—— 讀《中國現代作家的讀解與欣賞》有感 341

關於“同時代人”的兩點隨想

—— 在“同時代人的文學與批評”對話會上的發言 349

談談趙園和我們“這四家人” 355

輯五 回憶、祝福與懷念

一個老學生的回憶與祝福

—— 為樂黛雲老師九十大壽而作 377

“三寬之人”謝冕 385

我的感激和感想

—— 在“嚴家炎學術思想暨現當代文學學科建設” 座談會上的講話   389

“古板和梗頑”的魯迅守望者

—— 王得後《魯迅研究筆記》前言 392

王信走了，那樣的“純粹的人”不會再有了 398

“知我者”走了，我還活著

—— 悼念富仁 402

這一代人中的一位遠行了

—— 送別老吳 413

後記 我的文學史家的追求與努力 433

附錄 錢理群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研究文章存目 441

“將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

——趙園《艱難的選擇》導讀

一本產生於八十年代的學術著作，得以於九十年代末重版，對於作者或許是一種慰藉，至少表明未因時間的流逝而被遺忘。而對於讀者，特別是我這樣的同代人，卻是提供了一個“反顧當年”的機會。黃子平在 1985 年為該書所寫的“小引”裡，就已經預言，“研究者對 文學中的知識分子形像加以探討”，“（而）研究者自身也是知識分子。檢查‘鏡子’者亦照入鏡中，我們看到了雙重的映像。以後又會有人來考察這一考察，多半又會映入其中。於是我們獲得一種疊印的豐富性。這是一代代的知識分子執著而又真摯的自我反省積累起來的豐富性”。正是在這“作者（研究者）—研究對像—（一代又一代的）讀者”連續不斷的反省中，學術的生命得到了延伸與升華。因此，當我應作者所囑為該書的再版寫序時，確實懷著巨大的參與的熱情；我就像是重讀自己的著作一樣，讀完了該書，然後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想說的話實在太多，卻又不知從何說起！

而作者告訴我，為該書的預期讀者——九十年代的年輕一代著想，似乎應該先介紹寫作背景。那麼，我就從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與九十年代的時間的落差中來講述這個發生在八十年代的學術故事吧。——這倒不失為一個較好的敘述框架與角度。

這是一個作者自己回憶、而讓我感到震動的歷史細節：在七十年代“文革”期間，“為防夢話，我曾在臨睡前將小手絹銜在口中——雖然我實在並無反動思想”。作者因此問道：“未來年代的人們還能否想像我們所經驗過的恐怖？還能否由這一代人的文字間，讀出那恐怖歲月的陰影？”（《再致友人》）如果不能體察這一代人這種刻骨銘心的恐怖記憶，大概很難理解他們的學術。正是在經歷了禁止一切獨立的思考，扼殺個體生命的自由意識，以消滅知識與知識分子為目的的“思想改造”，並且把外在的禁令化作了自我內心的“需求”（這纔是真正令人恐怖之處），亦即知識分子自身的奴化，從而推向了絕望的以後，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中，通過痛苦的反思，獲得了一次真正的覺醒；同時又在歷史提供的特殊機遇中，與直接承續了五四精神的老一輩學者相遇，不僅接受了較為嚴格的學術訓練，而且在精神譜繫上與新文化傳統相聯結，並進而把自我的新覺醒轉化成了新的學術。於是有了對研究對像（中國現代文學及其創造者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獨立發現，同時又是真實的自我的發現與展示。我曾這樣描述自己本學術著作《心靈的探尋》：“這是我的《狂人日 記》：次發現‘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發昏’，次明白：數十年‘時時喫人的地方’，‘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也未必在無意之中沒有喫過人！於是有了我的次‘反戈一擊’：面對幾十年形成的，幾乎滲入靈魂、血肉的觀念、準則、理想、信仰，次發問：‘從來如此，便對麼？’同時有了我的次‘掙扎’，次靈魂的呼號：‘沒有喫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這裡說的不隻是我自己，或許也包括趙園在內的我的許多同代人，以及《艱難的選擇》這樣的一大批起步之作。而且這樣地與魯迅相類比，也並非想攀附前賢，不過是強調這一代人從以對人的奴役為主要特征的極“左”文化束縛中解放出來，與五四那一代掙脫不把人當作人的“封建文化”的束縛是同樣“艱難”與偉大的。這時間上至少間隔了兩三代的兩代人也因此而結下精神上的不解之“緣”。這一代人學術的初形態與特點，都應該從這樣的思想的掙扎與解放、覺醒中得到描述與說明。

比如，正是因為有了那個知識分子被視為“臭老九”，而被剝奪了存在權利的時代，這纔有了這一聲“認識你自己”的吶喊。這本是五四先驅對希臘哲人遙遠的呼應，現在又被趙園鄭重其事地當作自己著作的題詞；有了以“知識分子的心靈史”作為自己的持續（甚至終生的）研究對像與課題的學術選擇，並爆發出如此巨大的講述熱情：就這本《艱難的選擇》而言，不僅有了“上篇”“下篇”，還要將“不能或未及寫入本書‘正文’的缺乏連貫性的思想和印像”寫成“餘論”，並且宣稱“打算繼續寫下去，直到無可再寫為止”，於是又有了“附錄”“附錄一”“附錄二”，以至“附錄三”。自己寫不夠，還要朋友也“海闊天空”地“寫一點”，子平兄洋洋灑灑地寫了一大篇，似乎還不過癮……這本身已經構成了一種典型的學術現像：子平當時即已意識到：“仿佛不是我們選擇了題目，而是題目選擇了我們。我們被糾纏上了，命中注定的，要與它撕扯不開。”這在後人（比如九十年代的學人？）看來，或許是幼稚與可笑的吧；但我們這輩人卻從此再也擺脫不了“無休止地反省自己”的宿命，而那毫無顧忌的熱情是再也不會重復了。借用曹禺劇本中一個人物的說法，“叫你想想忍不住要哭，想想又忍不住要笑啊！”這不可重復的欲求與熱情同時也是那個時代（八十年代）的讀者的。隻要想想這個事實就足以使後代人瞠目結舌：僅這部《艱難的選擇》印刷總數即達萬餘冊。據作者說，類似的“嚴肅的學術著作”還有“印至一二十萬冊之多”的（《十年回首》）。作者這樣不知疲倦地述說，讀者也這般如痴如醉地傾聽，這樣的知識饑渴，對知識者如此的關注，對學術著作這般的青睞，就是在五四時期也是未曾有過的。這裡或許也存在著某種誤解（例如有些人還分不清“文學”與“學術”），免不了幼稚之嫌，但其中的真誠與純潔卻是無可懷疑，並讓人永遠懷想的。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了一代學人的學術選擇。一切出於這樣的一種學術衝動（推動力），如趙園所說，“在我，猛烈的渴望是認識這個世界，同時在對像世界中體驗自己的生命”。因此，這樣的學術必然是主體投入的（作者在一篇回憶文章裡這樣寫道：“曾經有過一個時期，人們幾乎聞‘主觀’而發抖，他們恨不能把自己的靈魂整個兒地藏起來。……我們現在終於有可能隨隨便便地談論‘主觀’了”，這主體意識的恢復與強化本身即是一種解放），既是“自我表達乃至宣洩的欲望”的滿足，又是自我的反省與反思，因而不免是“今是而昨非”的不斷質疑與否定，更是在自我（思想力、想像力與表現力）的挑戰中尋求生命的擴展與升華，學術在這裡不過是生命的實現方式，是對“人”（自我）的生命深度與力度的永遠的追求。這樣的學術同時又是“介入”式的，它的“問題意識”產生於現實，它的思考卻是有距離的，更帶專業性、學理性的，是更根本、也是更超越的，學術的價值正是實現於“現實性”與“超越性”的張力之中，這一代人是既向往“連帶著生活的、文學的感性血肉，充溢著、噴發著人生氣息的”研究境界，又“追求理論發現，追求對對像、對自我超越的姿態”的。這樣的學術選擇本身，即包含著對作為研究對像的“中國現代作家與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一種理解與把握方式，一種發現與敘述方式：把現代文學史視為“現代知識者的精神產品”，“作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精神歷史的一種表現形態”；“試圖由心靈的創造物去接近創造者的心靈，由這些心靈去親近那整個文學時代；試圖憑借歷史知識、藝術理論和個人經驗（包括審美經驗）探尋這藝術世界的深層結構，同時由這特殊世界去‘復原’那個時代的感性面貌”（參看本書上篇第三章第二節與“餘論”的有關論述）。這樣的“對現代文學作 品的思想史的興趣”與選擇，同時也意味著對學術風格的一種選擇：充滿了詩的激情，同時又是冷靜的反思。王曉明因此在關於本書的一篇評論中，提到了趙園的矛盾：“我不懷疑趙園是想當一回冷靜的研究者，可到頭來她還是更像一個熱烈的抒情者”；既渴望著自由地袒露自己，卻由於積習，更因為經常提及的內在的恐懼，又使她提筆時不免有意無意地曲折掩映，她不滿意於此，一再稱之為“病態”，卻又不能擺脫，這掙扎（不僅是思想的，更是文字表達的）之苦，也同樣屬於這一代學人。但正如王曉明所說，“也唯其如此，趙園的情感表現自有一種深沉的意味。一旦她的深埋的激情穿過各種思考與表達的障礙，迂回而出，那種獨特的深厚和凝重感，那種飽滿的力度，就遠非一般的抒情議論所可比擬”。不可否認，以上的學術選擇，也是自覺的“揚長避短”：既是一種智慧，也包含著無奈。這一代人被稱為“學者”，其實是有幾分尷尬的：他（她）們是在“批判封、資、修”的文化國策中成長起來的，無論於“中”（特別是古代傳統）、於“外”兩方面的文化修養都是先天不足的；比如說吧，在這次重讀中，我就注意到，趙園的這本專著很少引述，所引的也大都是馬克思的著作、魯迅的著作、還有部分的俄國思想家、文學家的論述，這其實就是我們這一代學人的學術的“根底”（記得一位友人在讀我的《心靈的探尋》時，也有類似的發現，曾對我當面談過），這自然是既狹隘又可憐的。更為尷尬的是，我們有機會闖入（或者說是誤入）學術界時，都已是“高齡青年”（這是一個有幾分可笑，又令人心酸的稱謂），全面更新知識結構已無可能，我們也試圖做些彌補，卻都收效甚微。於是我們隻能避開純學術的研究，發揮自己人生經驗，以及內心體驗都比較豐富的優勢，以一個覺醒者的眼光，反戈一擊，做一點歷史的反省、反思的工作，用我近年愛用的說法，即是通過我們的學術研究，“將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為後代人真正的學術創造提供一些基礎性的事實材料與歷史當事人的總結。命中注定的，這隻能是過渡的一代學人。趙園說：“我們參與著‘積累’。我們的成績將沉積在土層中，成為對‘天纔’的滋養。”這正是一種難得的清醒；她接著又反問道：“這難道不是值得欣悅的？”這真誠同樣令人感動。

但似乎也沒有必要妄自菲薄。盡管也有人曾在這些顯而易見的弱點（包括知識結構的缺陷）上大做文章，試圖從根本上否認這一代學人的存在價值，但他們也都報以苦笑而置之不理，依然走自己的路。這種自信、自尊與自重是建立在這樣的自覺意識上的：盡管具體的學術選擇必然地存在著時代與歷史的局限，但在其背後，卻存在著也許是更為根本的知識分子立場的選擇，而這顯然是有著更為長遠的意義的。在我看來，這或許可以概括為“獨立、自由、批判與創造”的立場。這樣的知識分子立場在中國現代本來是五四那一代人所開創的；我們通常講“北大精神”，按我的理解，就培領導下的北大所建立的這樣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範式。問題是，以後這樣的精神卻逐漸失落，以致魯迅有“五四失精神”之說。而到了五六十年代，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當知識分子成為被改造，以至被專政的對像時，這樣的“獨立、自由、批判與創造”的立場也就喪失殆盡。如前文所說，趙園這一代學人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以至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上的地位與意義，正在於對這樣的中斷了的現代知識分子（精神與學術）傳統的恢復與承接。因此，當趙園（及她的同代學人）宣布，“我們首先是‘人’，然後纔是以‘學術’為業的人”，追求“人生意境與學術境界的合致”（《邂逅“學術”》）時，實際上就是在要求知識分子人格的獨立與思想的自由，以及學術擺脫任何（政治的與商業的，等等）依附關繫的獨立與自由；而趙園這一代學人學術上的強烈的自省性，則更是魯迅批判傳統的直接繼承，懷疑與否定不僅指向外部的一切奴役體制、觀念，更指向自身的奴性，這正是顯示了批判的徹底性的；在該書中，趙園以“尋夢人”概括中國知識分子（以及自身），表示更“關心作為創造者的知識者的心靈狀態”，為 中國知識分子缺乏“天馬行空般的狂想，放縱的藝術想像”，中國現代文學“缺少一個真正瑰麗動人的‘童心世界’”而感到遺憾，以至於沮喪，正是表明了這一代學人是怎樣地期待著被長期壓抑的學術的創造力的大釋放，向慕著為人與治學的大人格、大境界啊！在我看來，正是這樣的“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精神構成了八十年代中國學術（而中國現代文學正是八十年代中國學術的前沿）的核心與精髓，它的具體學術成果（包括本書在內），可能存在這樣、那樣的局限，但它為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現代學術精神範式的重建，所奠定的大格局與基礎，卻是彌足珍貴，並具有長遠的生命力的。

到現在為止，我們都是偏於對趙園這一代學人的總體學術選擇與風格的討論，而較少涉及趙園的研究個性，而趙園又恰恰是以個性的鮮明著稱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的。但我們也要坦率地指出，《艱難的選擇》並非真正體現趙園研究風格之作，盡管她的獨特性已經處處顯露，比如同樣是對現代文學作品思想史式的關注，趙園仍處處抓住文學的形式、審美這一中介環節，顯示了極好的，並且是十分獨到的藝術感覺與思想穿透力；但她在寫作本書時，也許是更注重與同代人整體風格的靠攏與和諧的。這本身即是一個饒有興味的學術現像：這一代學人本來是以個性的張揚為主要追求的；但他們卻又有很強的群體意識（這或許也是過渡的一代的特點？），並且首先表現出一種“代”的特征，據我的觀察，這一代學人各自學術個性的明晰化與分離，恐怕要到八十年代末與九十年代初。同樣有意思的是，趙園本人也十分重視她與同代學人之間深刻的精神聯繫，在好幾篇文章中都談到八十年代外部學術環境（特別是她具體生存於其中的現代文學研究界的學術小環境）對她的思想形成與成長的意義，她甚至說出這樣的話：“我相信我及我的同代人所做的，隻是在‘總體估量’中纔有意義”（《邂逅“學術”》）。理解與運用這個判斷當然要加以一定的限制，但它的提醒仍是重要的：在我們考察趙園的學術時，在矚目於她的鮮明的學術個性的同時，不可忽略她是出現於八十年代的中國學者：這個時代培育了她，她也參與了八十年代學術精神傳統的創造，而時代學術的正面與負面都深刻地影響著她的治學之道與成長之路。但趙園之為趙園，還在於她在努力認同於同代人的選擇的同時，更是頑強地維護自己“這一個”的思想與學術上的獨立性，以及個體生命的不可侵犯性。在一篇文章裡，她談到了在一次演講之後，“突然懷疑自己被講臺所操縱”，“被操縱於聽眾的情緒”，於是，“對講臺感到了厭倦”，進而做出了反省：“交流的渴望，是極其正常而不可抗拒的誘惑”，但在演講中卻不可避免地變成了“表演”；她質問自己：“你為了‘交流’而犧牲了真誠。這代價是否值得？”（《十年回首》）而這樣的“演講”所顯示的學者的存在方式，作者與讀者（聽眾）的關繫，以及由此產生的學術思維與表達上的“演講風”，與此相應的心態，等等，正是八十年代中國學術潮流的重要表征。趙園恰恰是在對之產生的厭倦中，更清醒地認識了真實的自我實在需要、適合什麼，於是她鄭重地、 並且不失時機地自動地“由八十年代的氛圍中脫出，與某些聯繫脫榫，回到更宜於我的‘獨處’與‘自語’狀態”，“回到我的性情，我本有的態度、方式”（《〈自選集〉自序》《十年回首》）。趙園的這一“脫出”發生在八十年代末與九十年代初。我自己幾乎在同時也產生過這樣的對“表演”的厭倦感，也有過脫出的念頭（參看拙作《自說自話：我的選擇》）。但我終於沒有做到，這也是由我的性情所決定的。在我看來，無論是趙園的脫出，還是我的在困惑與矛盾中的堅守，都是對自我個性的追尋與堅持；因此，從表面上看，九十年代以後，我們的人生、學術之道都顯示出不同的風貌，但在內在精神上卻依然相通——對於這一點，我是從不懷疑的；因為所變化的僅是具體的生存方式、學術道路的選擇，而根本的知識分子的立場的選擇是沒有，也不能變的。於是，趙園在“確認書齋之為我的‘生活方式’”以後，“在日復一日的讀與寫中”，又“體驗著自己的被制作，被寫作這行為制作，被那一套‘學術話語’制作，被學術方式制作”，她發現“學術已壓殺了我們的有關能力——像張愛玲那樣活躍的語言感覺，那樣富於靈性的想像與聯想”，於是終於有了趙園式的一聲呼叫：“這‘職業化’的嫻熟令我恐懼！”（《代價》）。這呼叫出現於學院派學術成為九十年代的學術潮流時，實在是意義重大的。趙園十分清楚，學術“這份職業是適合我的”，她對命運的這一安排甚至“懷著感激”，她恐怕永遠要在書齋裡生存下去，那幾乎是的她的去處，她不可能反對學院派的學術，但趙園之為趙園，或者說她的難得之處，正在於她“依賴書齋環境， 同時知道其代價”，敢於正視與揭示 學院學術的負面，所存在的學術“陷阱”，“保有了這一份自省、自審的能力（也無論這能力是否有妨生存）”（《代價》）。趙園從八十年代學術氛圍中的自動脫出，對九十年代學院派學術（以至學術自身）的質疑，充分地表明了她的拒絕進入一切潮流的獨立立場：她既不奢望影響潮流，更無論領導潮流，同時警惕著潮流對自我人生與學術的個人性的侵犯與壓抑。她更警覺於來自自我的侵犯與壓抑：她在一篇文章中談到，自己每走進書店，想到我的書就要和那些乏人問津的書們擠在一起，先就有了一點失落之感；但她又立刻作出了反省：“寫到這裡，又暗自驚詫於對‘行情’的關心，寫作學術論文時，是從不在意有幾個讀者的，這裡豈不正有對某種角色、位置的確認？”（《〈獨語〉自序》）我們自然也可以把這些看作趙園的內在矛盾與選擇的艱難：既渴望又拒絕某種（社會）角色與位置；既選擇了學術，又抗拒著學術的束縛；既向往非學術的寫作，又清醒其必有的弊端。但我卻從這掙扎的背後，看到了對維護個體人格獨立與精神自由的高度自覺；這種自覺有的時候甚至成為一種不無病態的過敏：是那樣小心翼翼地保護著僅屬於自己的那一個小角落（趙園因此給自己創造了“窗下”的意像）的安寧與自由，而時刻驚懼於來自任何方面的干擾與侵犯，這不禁使人想到，或許那“在夢中也銜著小手絹”的恐怖記憶仍然時刻威脅著這位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都是敏感的學人？……

另一方面，趙園也在時刻緊張地反省著自己。因此，對於本試筆之作，首先作出“再思考”的正是作者本人，這是再自然也不過的了。而且就在本書出版三個月之後，讀者似乎還來不及做出反應，作者就已經在疾呼“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貧困’，渴望著補充，渴望著校正，渴望著更新”了。甚至不讓自己有一點自我陶醉（喘息）的機會，這是典型的趙園風格。而且這檢討又是極認真的，主要有二。一是發現了自己的研究視野中的許多盲點：在反思五十、六十、七十年代被弄得混亂不清的“知識者的個性發展與社會責任”“知識者與政治”“知識者與人民”等的關繫時，必然更關注於激進知識分子的選擇，而把同時存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選擇“輕易地繞過了”；在強調與突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與傳統的“鄉土中國”的那一重聯繫的時候，卻將“異於傳統文化的都市文化與都市性格”這一種研究中的“艱難”回避了；在對文學史材料的思想史的運用中，往往偏於抽取文學作品的經驗內容而相對忽略了形式，等等。趙園又進一步追問產生以上研究盲點的內在原因，她發現了“為了統一性而忽略多樣性，為了概念犧牲事實”這樣的文學史研究思維與方法上的問題。而在我看來，這背後或許還有一個文學史觀的問題，弈即歷史決定論、歷史進化論的影響，使得我們這些學人也許是過分熱衷於將紛繁復雜的歷史納入沿著既定目標不斷前進的秩序之中，從而使自己陷入了顧此失彼的尷尬境地。趙園在以後所寫的《〈自選集〉自序》等文裡，更是發現了自己的研究的“致命缺陷”：對於自己的研究課題以及論述“據以展開的前提缺乏反省”——在未對“知識者”的概念進行界定，“在未審查所論時期知識者所使用的‘人民’這一概念、也未清理由五四到當代（也即論者使用這一概念之時）語義衍變的情況下，‘關繫’的歷史就付諸了論述”。而在趙園看來，這一缺陷甚至帶有某種不可克服性，因為自己（這一代人）“並非沒有反省的願望，而是缺乏反省能力”。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未免過於悲觀，但非但其真誠性無可懷疑，而那種渴望突破自己、卻已無能為力，即所謂“明白了，卻已經晚了”的悲哀，也是一杯真實的苦酒，並且也隻能由這一代人自己吞下。趙園在近年所寫的好些文章中反復述說的“老態”，我理解其所傾訴的，也正是這樣的情懷。

但這一代學人也並非無事可做，面對各方的擠壓，他們也有自己的必須堅守的東西。當有人把對八十年代的學術進行的反省推向另一個，例如，把五四先驅者描繪成歷史文化的“罪人”，漠視或根本否認五四新文化傳統；例如，重又不加分析、毫無保留地肯定一種選擇（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的選擇），而鄙薄另一種選擇（激進 主義的、 革命的選擇），學術界很多人卻對此保持可疑的沉默，又是趙園著文公開表示：“厭惡於（這類）隨時準備著將鼻梁塗白的‘反思’，厭惡於那永不吝於‘向過去告別’的輕浮，尤其不能忍受對‘歷史’對前輩選擇的輕薄的嘲弄。在我看來，那是對生命的褻瀆，對他人生命的輕薄。那一代人畢竟經由‘革命’， 尋找過人生之‘重’。即使在理念的外殼被拋棄之後，甚至在‘污穢與血’畢現之後，仍有這‘重’在。”（《鄉土之二》）趙園在這裡所要維護的，依然是人的生命選擇的尊嚴與自由。是的，在“獨立、自由、批判、創造”這一知識分子的基本立場上，是不能作出任何讓步的。幾代人（連同我們自 己）的充滿血和淚的經驗教訓已經證明，這是一條“底線”，往後退一步，我們就什麼都沒有了，就由“人”變成“奴”，由“知識者”變成“幫忙與幫閑”了，所謂“學術”也會被“奴化”了。在反思歷史，包括對八十年代的中國學術進行歷史的總結時，我們要敢於正視與校正曾經有過的失誤，同時也應警惕：我們是否放棄得太多了？這樣想，如此提出問題，大概不是無的放矢吧？就要結束這篇或許過長的序言時， 我又看到了一位九十年代的北大研究生的一段話：“我向往八十年代，我的遺憾便是沒有搭上八十年代的末班車。八十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有三個可貴的特點：一是單純明朗的理想主義，二是不屈不撓地參與歷史的熱情，三是對‘知識分子’身份的空前自覺。”不知道這位青年學生的意見 在他的同代人中間有多大的代表性，但至少證明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還是給後代人提供了某些可供懷想的東西，作為這一代人中的一個成員，我是因此而感到了某種欣慰的，不知道趙園以為如何。當然，我也想告訴這位年輕的朋友：不要將八十年代過於理想化，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價值，也存在著自己的問題；即使是你所看到、並且十分向往的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的這些特點，在有著確實可貴的價值的同時，也存在著負面的因素。後來者應該站得更高，在繼承、堅持的同時，也要對之進行質疑。我們並不迷信進化論，後人不是注定了必然超過前人，但作為過來人卻又是真誠地期待著新的一代能夠超越於自己。當然，我們這一代的路還沒有走完，不過，也隻是沿著已經選定了的人生與學術之路，走到底就是了。

    趙園，你說呢？

1998年6月3日寫畢於燕北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