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
你大概已經忘了我吧。可是我卻記得你。去年五月下旬的某一天我在公園裡跟你見過一面。由朋友A君的介紹，我和你談過廿多分鐘的話。當時我曾告訴你，我新從一家醫院出來，又要到一家醫院去。你問我去治什麼病，我答說割膽囊。你說，這也是一種生活經驗，不妨寫下來。我說，我想試一下，要是寫得成功，一定請你替我看一遍。你沒有表示拒絕。


     在醫院裡我真的開始寫起日記來，後來卻中斷了。

    那自然是開刀後的事。不過出院後住在某父執的家中我又憑著記憶補足了它。但我並沒有敢把我這草率的病中日記寄給你看，一則我知道你忙，二則我不知道在桂林大火後你逃到了什麼地方(我記得那天你說過你要回桂林去)。直到桂柳淪陷後我讀到你的新著《憩園》時，我纔知道你又回到了四川，而且還繼續做你的“發掘人性”的工作。因此我想起了我那本塵封了的病中日記，我找出它來重讀一遍，我覺得它雖然沒有什麼藝術價值，可以供世人閱讀，但對於像你這樣願意了解人性的人，它也許有點用處。我決定把它寄給你看。不過原稿十八章字數過多，我不想多耗費你的時間，我刪去其中的一部分，留存十章，算是一個整數。我沒有抄下副稿，我也用不著副稿。我把原稿寄給你，讓你自由處置。


    
然而有兩件事情我還得向你“添說”。我用了“添說”兩字，因為那是我無法在“日記”中敘述，而又必須讓你知道的。

     一、到今天我還沒有打聽到楊大夫(楊木華大夫)
的下落。我不知道她究竟到過衡陽沒有。醫院方面得過她六月二十二日到柳州的電報，但那是在衡陽被圍攻了兩星期之後纔收到的。那便是她的後的信息了。我問過好些從衡陽一帶逃難出來的人，都答說不知道有這樣一個人，在路上也沒有遇見過她。


    
二、給朱雲標母親的信，我至今未寫，因為我沒有問到她的通信處。我到××坡××器材庫去找過朱雲標的同事，同鄉和朋友。奇怪，他們都說不知道。(下略)
陸×× 一九四五年二月 ××先生： (上略)《病中日記》我決定交給書局出版。我想用
“第四病室”作書名。“日記”寫得不怎麼好。不過跟那些拿女人身上的任何一部分來變戲法的艷字派小說相比卻高得多了。在這紙張缺乏的時期中，我們多耗費一些印書紙，使色情讀物的產量減少一分，讓我們的兄弟子姪多得到一點新鮮的空氣呼吸，我們也算是報答了父母養育之恩，或者照另一些人的說法，是積了陰德了。


    
近我聽見一個從湘桂逃難出來的朋友說，去年八月金城江大爆炸的時候，他看見一個姓楊的女大夫非常勇敢而熱心地幫忙著搶救受難的人，有人說她受了重傷死了，又有人說她同全家的人坐火車由柳州到金城江，列車停在站上，她一個人下車買食物，她回來時列車被炸著火了。她沒有能夠救出她的親人，她自己也死在連續三小時的大爆炸中。據說那個楊大夫是一個濃發大眼的豪爽小姐。


    
不過你可不要相信她就是楊木華大夫。因為姓楊的小姐在中國不知有多少，姓楊的女大夫自然也很多，濃發大眼的豪爽小姐更是我們常見的了。況且我那朋友並沒有說過她的名字就是木華。根本他就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們可以忍耐地繼續打聽楊木華大夫的消息。

    
收到你的“日記”的時候(它在路上走了四個月)，我一個朋友剛剛害霍亂死去，這裡的衛生局長(用我們家鄉的土話解釋，他倒是名符其實的衛生局長了)，卻還負責宣言並未發現霍亂。今天在人死了數百(至少有數百罷)，而局長也居然“發現”了霍亂之後，我還看見蒼蠅釘著的剖開的西瓜一塊一塊的擺在街頭攤上引誘那些流汗的下力人，停車站旁邊人們大聲叫賣冰糕，咖啡店中干淨的桌子上，客人安閑地把一碟一碟的刨冰傾在泗瓜水杯子裡，無怪乎盟國的使節也染到了虎疫。住在這裡，人好像站在危崖的邊緣，生命是沒有一點保障的。要是我看不到你的日記印出就死去的話，請你為我謝謝我們的衛生局長，因為這是托了他的福，他間接地幫助多數平民早升天國，將來歷史會感激地記載他的名字的。


     巴金 一九四五年七月

    
下午一點鐘我搬到醫院裡來了。一個看護拿著一塊牌子引我到三等病房去。我跟著她從登記的地方出來，順著一條石板鋪的路，穿過兩道門，拐了三個灣，走進一個小小的院子。看護是一個高身材的少女，腿長，腳步下得急，這條路不用說是她走慣了的。但是我卻是次到這裡來，這天上午落過一陣雨，石板還有點滑，我又穿著膠底皮鞋，不慣走這種路，何況右手還提著一個包袱，我差一點跟不上她了。看見這個小院子我不覺寬慰地吐了一口氣，我想應該是這裡了。那個大房間黑漆的門楣上掛著“第四病室”的木牌。院子裡一叢芭蕉，十多株芍藥。


     那個看護沿著石板路走進第四病室去了。我跟在她後面。

    
跨進那道兩寸多高的門檻以後，我得到個印像：到處都是床和人。正對著門有一張條桌，桌上放了一堆紙件，鋼筆和墨水。我跟著看護走到條桌前面，她把我介紹給坐在那裡的一位穿藍色旗袍燙發的中年女人，她稱她做“汪小姐”，把手裡的牌子交給她，就匆匆地轉身走去了。


    
汪小姐站起來，一面看牌子，一面問我：“陸先生膽囊發炎？”我答道：“是。”她又問：“陸先生自己帶鋪蓋來嗎？”我答道：“沒有。”她便解釋地說：“這裡鋪蓋少，病人多，洗得不勤，不大干淨。自己帶鋪蓋來，好一點。”我說：“我以前不曉得。”我心裡倒想：“住在醫院裡，還怕什麼不干淨！”
她不再問什麼了，就指著右邊角落裡一張空著的床鋪對我說：“床已經鋪好了，第五床，請過去休息吧。” 她微微一笑，便把頭掉開了。

    
我抱著我的一包衣物，穿過病床中間窄小的過道，走向她指給我的那張病床。第五號，一塊黑底白字的洋鐵號牌掛在床頭牆上，不會讓人看錯。許多對陌生的眼睛把我一直送到第五號病床。


    
床上鋪著白布被單，是新近洗過的，不過上面還留著一塊飯碗口一般大的黃色藥跡。這使我記起了汪小姐的話。床頭靠著牆，左手挨近第六號病床，右邊靠近第四號，不過中問各有一條過道，各隔著一個小小的方木櫃，那是靠著床頭白粉牆安放的，左邊櫃上放著兩個吐痰的杯子和兩把茶壺，看那放的樣子，顯然是給我們兩人分用的，第六床的櫃子被鐵架占去了。方櫃下面有門，裡面分兩隔，全空著，可以存放我帶來的衣物。床下有一個方凳，凳上放著一把起了一點鏽的夜壺。


    
我不需要別人給我解釋，便知道在我住院的期間，我可以自由使用的東西就隻有這麼一點兒。我再看腳下，這是一片陰濕，污黑，不十分平坦的土地；我又往上看，上面沒有天花板，屋頂相當高，兩邊牆上各有兩堵通氣的高窗，兩邊木壁上各有兩排可以撐起放下的格子窗，糊窗的白皮紙破了，就不曾重糊，現在成了麻雀來往的航路。這病房比尤醫生家的病室差得太多。不過它並沒有使我失望。這隻是三等病房，每天隻住院費；並且連伙食費連普通醫藥費都算在內，比起下等的旅館壞的房間還要便宜。在這裡住上兩個月，它的全部費用是我負擔得起的。所以我得感謝尤醫生把我介紹到這個醫院來。


    
我把衣包放在床上，打開它，拿出肥皂，牙膏，牙刷放在櫃上，把臉帕掛在臉帕架上(櫃子的一邊釘得有一個臉帕架)，把別的衣物塞在櫃子裡面。櫃子並不大，不過我帶來的東西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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