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燕
從2003年開始寫《外灘:影像與傳奇》稿,到2012年寫完《成為和平飯店》後一稿,我的“外灘三部曲”(《外灘:影像與傳奇》、《公家花園的迷宮》、《成為和平飯店》)寫了十年。
1937年,美國作家豪塞在他描寫外灘的書裡寫道:外灘是上海外置的心髒。而我,則在六十多年後描寫了外灘如何成為新中國上海無可爭辯的像征。上海是個反復經歷滄海桑田劇變的都會,而外灘,則是這種劇變的紀念碑。
2014年,我的“外灘三部曲”集合成套,在外灘所在的城市——上海出版印行。時至今日,我想,自己努力承擔了對養育我的城市的作家使命——盡我所能,為這條充滿像征並不斷變化的河灘留下有血肉的歷史細節,為它的過去與現在,更為它的將來。
作為一個作家,我在十年來用文字和照片對自己居住的城市的探索中,摸索著表達它層層疊疊故事的寫作方式,寫作手法和詞語庫。我在努力盡到一個作家的本分。作為自幼隨父母遷徙而來的移民,我是在長年對上海往事的探究中漸漸認同它為家鄉的。
外灘三部曲,是我生命中重要的工作。
外灘寫作記
花了將近六年的時間,我打算寫一本關於外灘的書,初隻是個模糊的心願,我心中一個小聲音說:“寫一本外灘的書。”我聽到了它。
2003年夏天我寫下個句子,“沉甸甸的濕潤雲朵被海上的季風驅趕著,掠過和平飯店的綠色金字塔頂,一路向外灘後面上海遼闊的腹地奔去。”這個句子已經在修改中刪除了。從那句句子開始,我經歷了漫長的寫作,直至為後一句話,敲上後一個下引號。“後,羅伊斯將手裡的一塊六角形的巧克力遞到她手裡,玩笑似的又念了一遍臺詞:‘想喫巧克力嗎?有紫羅蘭味道的,或者你更喜歡玫瑰味道。在一個禮拜天早上新采下來,然後和奶油打在一起做的。’”我盼望的時刻,終於在一個陽光燦爛的鼕天上午到來,在電腦上敲了後一下,我的外灘故事終於結束了。
這三年裡,我想像過很多次,結束這本書的那天,我要寫一個後記。我要在後記裡開列一個長長的感謝名單,每次我接受別人的幫助,都會這麼想。兩年裡,我接受了那麼多幫助。謝意在心中堆積,漸漸壓得我喘不上氣來。
我感謝上海作家協會給予我的創作長假和資助。這給了我一個安定的心境,去做一樣復雜的,需要許多前期投入的工作。上海作家協會從我開始準備外灘材料的2001年,就開始了對這本書的資助,初他們資助的是我收集材料的兩年,然後,是開始寫作的三年。他們的期待和信任,是我的動力,也是壓力。這兩樣,正好是我需要的。回溯起來,作家協會為我一共放了十年的長創作假,上海三書,四部旅行書,加上這本外灘之書,都是在作家協會為我創造的安頓裡寫出來的。期間,我結識了不少世界各國的同行,從愛爾蘭作家到智利作家,到英國作家和美國作家,還有日本作家和玻利維亞作家,他們了解到我的情況,都開玩笑地追問過一句:“那你認為我有可能加入上海作家協會嗎?”
我感謝倫敦市長辦公室的趙冰冰小姐,我去倫敦尋找資料,她出力良多。當我寫到一半,身心疲累時,她打電話來,說:“我來帶你去好好喫一餐飯,然後,再好好喫一碗冰激凌,再好好去一個晚會放松。”那個晚會,就是在外灘18號的頂樓,它成為我書中描寫的一個場景。冰冰隱在我的角色後面,穿著一件洋紅色的繡花大襟短衫。
我感謝我英國的作家朋友們,他們為我張羅可以采訪的人,提供給我他們生活中的經驗,與我討論英國人對海事時代的立場。我和托比·利特一起去倫敦的大街小巷,和蘇珊·艾德金一起去泰晤士河岸上的老酒館,看當年吉卜林寫《叢林男孩》的地方。我在大學英文課上讀過《叢林男孩》的節選,那時對自己的未來一無所知。瑞曼史深夜送我回家。我不會忘記,他搖下車窗,隔著半街雨後滿滿的花香和沉沉睡意,大聲問:“你帶蘇珊的鑰匙了嗎?”他斯裡蘭卡人黝黑而溫柔的臉上,在路燈下充滿柔和的陰影。那時我住在蘇珊家裡,她則去澳大利亞寫文章了。他怕我忘記帶鑰匙,進不了門。2007年的春天,我們在上海再次見面,他從故鄉來,我們在一起比較了上海外灘和斯裡蘭卡的殖民時期碼頭區的現狀,這兩地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外國商人來了,河岸區發展起來了。外國商人離開了,河岸區凋謝了。外國商人又來了,河岸區的洋行舊樓,成了高級酒店,高級餐館,高級夜店,國際價格,國際格局,當地人再次離開,知識分子搖擺於激烈的民族情緒和普世文明的標準之間,在一間高級酒店舉辦的文學節受到了當地報紙的質疑,如我們一同參加的上海國際文學節一樣。他讓我看到了自己工作更大的價值,對通商口岸城市綿綿不休的困惑的表達。
海事時代早已過去,但在舊通商口岸城市發生的事情,仍舊這樣復雜,甚至更為復雜。這是我和瑞曼史的感慨。
我感謝命運引導我找到了這樣的談話,這樣的朋友。
我感謝上海史專家李天綱,這些年來,他家的電話號碼對我就像是上海GOOGLE的號碼,他的不厭其煩,讓我能找到許多我想要的資料,資料的來源,資料的真偽。他遠比GOOGLE出色的地方,是我們可以深入地討論。對上海的許多認識,都是在與他的電話討論中成熟起來的,一直說到電話的聽筒都發燙了。他是我的字典。
我感謝大英圖書館的中國部主任伍芳思。她與我分享她的研究成果,她幫我復印沙遜家族的傳記,她帶我去倫敦的公園尋找外灘公園時代的遊園法規,她甚至陪伴我去亞非學院,怕我找不到路。她說:“我們收藏了那麼多中國的好東西,我們無法歸還,所以我要幫助你。”
我感謝上海圖書館近代文獻閱覽室的工作人員,地方文獻閱覽室的工作人員,綜合閱覽室的工作人員和徐家彙藏書樓的工作人員,他們在這兩年裡不知為我搬運了多少次舊書和舊報紙雜志,有時書太重了,他們就用小車推到我桌子旁邊,有時他們搬動多年無人問津的舊報紙,從書庫出來時,已滿臉噴紅,是因為螨蟲刺激他們一直在打噴嚏。他們在我忘記帶紙筆的時候借給我紙筆,在我來不及看完的時候幫我保管資料,在我從索引裡找不到我需要的書的時候過來幫忙,他們是我的英雄。
我感謝愛荷華大學的亞太研究中心和圖書館,感謝哈佛大學中國文化工作坊,感謝維斯康辛大學東亞繫,感謝古林大學東亞繫,感謝貝茨大學東亞繫,華盛頓大學東亞繫,這些美國的大學為我到英國和美國的其他圖書館借書和檔案,照顧我的研究,安排我的演講和討論。那些對公眾的演講和與學生的討論,使用的都是我寫作的章節和照片,每次討論都給我新的啟發,這也是為什麼這本書會有這麼多次修改的原因。
感謝我的朋友艾大衛和他的妻子海倫,他們教給我怎麼做美國式的資料收集,大衛是哈佛出身的歷史學家,研究中國近代史,他膝蓋上永遠擱著一臺正在工作的戴爾電腦,我們討論了不少關於中國的事。我在美國做研究的一年中,從寫作到生活,他們對我幫助良多,連我家的葡萄酒杯子,都是來自他們的聖誕禮物。
我感謝黃浦區團委的陳蕾女士,她幫助我尋找和聯繫曾在外灘生活的家庭,與我分享她大學剛畢業時在外灘街道工作的經歷和見聞,以及自己的體會。她從來都有求必應,充滿鼓勵。有一次我去她的辦公室,但是到得晚了,遠遠地,看到她在人行道上等我,她握著電話,好像隨時準備著。
我感謝復旦大學教授周振鶴,他注釋的洋涇浜英語,對我幫助良多。
我感謝接受我訪問的那麼多與外灘有關的人物,老人和年輕人,有錢人和窮人,中國人和外國人,感謝他們付出自己的時間,打開自己的心扉,贈送自己的回憶,這些都是寶貴的個人歷史,有些不快的回憶讓他們再次受到記憶的傷害。有時我感到他們這樣做,並不是為了我,當然更不是為了他們自己,他們是為了這本書,這本寫外灘的書。他們對外灘懷有某種使命感,我想,這纔是他們接受我的原因。我感謝那些約談和偶遇的人,通過朋友輾轉介紹認識的,或者認識多年,卻剛剛意識到他的經歷對我的書的價值的人,感謝這些與外灘相關聯的人們幫助了我。
感謝我的朋友們,我維也納的朋友,我柏林的朋友,我北京的朋友,我上海的朋友,我美國的朋友,我雲南的朋友,我香港的朋友,我倫敦的朋友,他們聽我說了整整兩年的外灘故事,以至於他們有時特地問:“又有什麼好玩的故事?那本外灘的書的故事。”他們的興趣,有時是支持我在感到太困難的時候仍舊進行下去的一個原因,因為他們覺得有趣和重要。在一個人寫一本很長,也很難的書的時候,纔能體會到朋友是自己生命中的煙花,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光,如節日的夜晚看煙花怒放,他們華麗地照亮了本來辛苦和寂寞的寫作生涯。這兩年裡,有時我陪伴他們去外灘,一路上忍不住喋喋不休,常常要等到他們望著我笑,纔發覺自己話多了。但他們大多繼續笑,然後說:“你就該寫外灘,是不是?”我為這些親愛的朋友們,而感謝上帝的賜予。
感謝我的家人。他們從來沒有打擾過我的寫作,也不曾制止過我的計劃,可以說我是一個完全自由和自主的人。我要寫作,不跟他們出去喫飯,我要寫作,要離開他們到美國和歐洲,我要寫作,休息時要有人陪伴,他們總是答應下來。每年到祈福時,大家都記得為我祈禱書寫得一本比一本更好。我從不去參加子時放鞭炮,每年他們帶著一身硝煙回家來,都紛紛過來告訴我:“你的那一支,震天一樣響。”我為有這樣的家人,感謝上帝的恩寵。
在寫作的時候,我能感受到這個世界的愛,以及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