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燕
從2003年開始寫《外灘：影像與傳奇》稿，到2012年寫完《成為和平飯店》後一稿，我的“外灘三部曲”（《外灘：影像與傳奇》、《公家花園的迷宮》、《成為和平飯店》）寫了十年。
1937年，美國作家豪塞在他描寫外灘的書裡寫道：外灘是上海外置的心髒。而我，則在六十多年後描寫了外灘如何成為新中國上海無可爭辯的像征。上海是個反復經歷滄海桑田劇變的都會，而外灘，則是這種劇變的紀念碑。
2014年，我的“外灘三部曲”集合成套，在外灘所在的城市——上海出版印行。時至今日，我想，自己努力承擔了對養育我的城市的作家使命——盡我所能，為這條充滿像征並不斷變化的河灘留下有血肉的歷史細節，為它的過去與現在，更為它的將來。
作為一個作家，我在十年來用文字和照片對自己居住的城市的探索中，摸索著表達它層層疊疊故事的寫作方式，寫作手法和詞語庫。我在努力盡到一個作家的本分。作為自幼隨父母遷徙而來的移民，我是在長年對上海往事的探究中漸漸認同它為家鄉的。
外灘三部曲，是我生命中重要的工作。
外灘寫作記
花了將近六年的時間，我打算寫一本關於外灘的書，初隻是個模糊的心願，我心中一個小聲音說：“寫一本外灘的書。”我聽到了它。
2003年夏天我寫下個句子，“沉甸甸的濕潤雲朵被海上的季風驅趕著，掠過和平飯店的綠色金字塔頂，一路向外灘後面上海遼闊的腹地奔去。”這個句子已經在修改中刪除了。從那句句子開始，我經歷了漫長的寫作，直至為後一句話，敲上後一個下引號。“後，羅伊斯將手裡的一塊六角形的巧克力遞到她手裡，玩笑似的又念了一遍臺詞：‘想喫巧克力嗎?有紫羅蘭味道的，或者你更喜歡玫瑰味道。在一個禮拜天早上新采下來，然後和奶油打在一起做的。’”我盼望的時刻，終於在一個陽光燦爛的鼕天上午到來，在電腦上敲了後一下，我的外灘故事終於結束了。
這三年裡，我想像過很多次，結束這本書的那天，我要寫一個後記。我要在後記裡開列一個長長的感謝名單，每次我接受別人的幫助，都會這麼想。兩年裡，我接受了那麼多幫助。謝意在心中堆積，漸漸壓得我喘不上氣來。
我感謝上海作家協會給予我的創作長假和資助。這給了我一個安定的心境，去做一樣復雜的，需要許多前期投入的工作。上海作家協會從我開始準備外灘材料的2001年，就開始了對這本書的資助，初他們資助的是我收集材料的兩年，然後，是開始寫作的三年。他們的期待和信任，是我的動力，也是壓力。這兩樣，正好是我需要的。回溯起來，作家協會為我一共放了十年的長創作假，上海三書，四部旅行書，加上這本外灘之書，都是在作家協會為我創造的安頓裡寫出來的。期間，我結識了不少世界各國的同行，從愛爾蘭作家到智利作家，到英國作家和美國作家，還有日本作家和玻利維亞作家，他們了解到我的情況，都開玩笑地追問過一句：“那你認為我有可能加入上海作家協會嗎?”
我感謝倫敦市長辦公室的趙冰冰小姐，我去倫敦尋找資料，她出力良多。當我寫到一半，身心疲累時，她打電話來，說：“我來帶你去好好喫一餐飯，然後，再好好喫一碗冰激凌，再好好去一個晚會放松。”那個晚會，就是在外灘18號的頂樓，它成為我書中描寫的一個場景。冰冰隱在我的角色後面，穿著一件洋紅色的繡花大襟短衫。
我感謝我英國的作家朋友們，他們為我張羅可以采訪的人，提供給我他們生活中的經驗，與我討論英國人對海事時代的立場。我和托比·利特一起去倫敦的大街小巷，和蘇珊·艾德金一起去泰晤士河岸上的老酒館，看當年吉卜林寫《叢林男孩》的地方。我在大學英文課上讀過《叢林男孩》的節選，那時對自己的未來一無所知。瑞曼史深夜送我回家。我不會忘記，他搖下車窗，隔著半街雨後滿滿的花香和沉沉睡意，大聲問：“你帶蘇珊的鑰匙了嗎?”他斯裡蘭卡人黝黑而溫柔的臉上，在路燈下充滿柔和的陰影。那時我住在蘇珊家裡，她則去澳大利亞寫文章了。他怕我忘記帶鑰匙，進不了門。2007年的春天，我們在上海再次見面，他從故鄉來，我們在一起比較了上海外灘和斯裡蘭卡的殖民時期碼頭區的現狀，這兩地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外國商人來了，河岸區發展起來了。外國商人離開了，河岸區凋謝了。外國商人又來了，河岸區的洋行舊樓，成了高級酒店，高級餐館，高級夜店，國際價格，國際格局，當地人再次離開，知識分子搖擺於激烈的民族情緒和普世文明的標準之間，在一間高級酒店舉辦的文學節受到了當地報紙的質疑，如我們一同參加的上海國際文學節一樣。他讓我看到了自己工作更大的價值，對通商口岸城市綿綿不休的困惑的表達。
海事時代早已過去，但在舊通商口岸城市發生的事情，仍舊這樣復雜，甚至更為復雜。這是我和瑞曼史的感慨。
我感謝命運引導我找到了這樣的談話，這樣的朋友。
我感謝上海史專家李天綱，這些年來，他家的電話號碼對我就像是上海GOOGLE的號碼，他的不厭其煩，讓我能找到許多我想要的資料，資料的來源，資料的真偽。他遠比GOOGLE出色的地方，是我們可以深入地討論。對上海的許多認識，都是在與他的電話討論中成熟起來的，一直說到電話的聽筒都發燙了。他是我的字典。
我感謝大英圖書館的中國部主任伍芳思。她與我分享她的研究成果，她幫我復印沙遜家族的傳記，她帶我去倫敦的公園尋找外灘公園時代的遊園法規，她甚至陪伴我去亞非學院，怕我找不到路。她說：“我們收藏了那麼多中國的好東西，我們無法歸還，所以我要幫助你。”
我感謝上海圖書館近代文獻閱覽室的工作人員，地方文獻閱覽室的工作人員，綜合閱覽室的工作人員和徐家彙藏書樓的工作人員，他們在這兩年裡不知為我搬運了多少次舊書和舊報紙雜志，有時書太重了，他們就用小車推到我桌子旁邊，有時他們搬動多年無人問津的舊報紙，從書庫出來時，已滿臉噴紅，是因為螨蟲刺激他們一直在打噴嚏。他們在我忘記帶紙筆的時候借給我紙筆，在我來不及看完的時候幫我保管資料，在我從索引裡找不到我需要的書的時候過來幫忙，他們是我的英雄。
我感謝愛荷華大學的亞太研究中心和圖書館，感謝哈佛大學中國文化工作坊，感謝維斯康辛大學東亞繫，感謝古林大學東亞繫，感謝貝茨大學東亞繫，華盛頓大學東亞繫，這些美國的大學為我到英國和美國的其他圖書館借書和檔案，照顧我的研究，安排我的演講和討論。那些對公眾的演講和與學生的討論，使用的都是我寫作的章節和照片，每次討論都給我新的啟發，這也是為什麼這本書會有這麼多次修改的原因。
感謝我的朋友艾大衛和他的妻子海倫，他們教給我怎麼做美國式的資料收集，大衛是哈佛出身的歷史學家，研究中國近代史，他膝蓋上永遠擱著一臺正在工作的戴爾電腦，我們討論了不少關於中國的事。我在美國做研究的一年中，從寫作到生活，他們對我幫助良多，連我家的葡萄酒杯子，都是來自他們的聖誕禮物。
我感謝黃浦區團委的陳蕾女士，她幫助我尋找和聯繫曾在外灘生活的家庭，與我分享她大學剛畢業時在外灘街道工作的經歷和見聞，以及自己的體會。她從來都有求必應，充滿鼓勵。有一次我去她的辦公室，但是到得晚了，遠遠地，看到她在人行道上等我，她握著電話，好像隨時準備著。
我感謝復旦大學教授周振鶴，他注釋的洋涇浜英語，對我幫助良多。
我感謝接受我訪問的那麼多與外灘有關的人物，老人和年輕人，有錢人和窮人，中國人和外國人，感謝他們付出自己的時間，打開自己的心扉，贈送自己的回憶，這些都是寶貴的個人歷史，有些不快的回憶讓他們再次受到記憶的傷害。有時我感到他們這樣做，並不是為了我，當然更不是為了他們自己，他們是為了這本書，這本寫外灘的書。他們對外灘懷有某種使命感，我想，這纔是他們接受我的原因。我感謝那些約談和偶遇的人，通過朋友輾轉介紹認識的，或者認識多年，卻剛剛意識到他的經歷對我的書的價值的人，感謝這些與外灘相關聯的人們幫助了我。
感謝我的朋友們，我維也納的朋友，我柏林的朋友，我北京的朋友，我上海的朋友，我美國的朋友，我雲南的朋友，我香港的朋友，我倫敦的朋友，他們聽我說了整整兩年的外灘故事，以至於他們有時特地問：“又有什麼好玩的故事?那本外灘的書的故事。”他們的興趣，有時是支持我在感到太困難的時候仍舊進行下去的一個原因，因為他們覺得有趣和重要。在一個人寫一本很長，也很難的書的時候，纔能體會到朋友是自己生命中的煙花，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光，如節日的夜晚看煙花怒放，他們華麗地照亮了本來辛苦和寂寞的寫作生涯。這兩年裡，有時我陪伴他們去外灘，一路上忍不住喋喋不休，常常要等到他們望著我笑，纔發覺自己話多了。但他們大多繼續笑，然後說：“你就該寫外灘，是不是？”我為這些親愛的朋友們，而感謝上帝的賜予。
感謝我的家人。他們從來沒有打擾過我的寫作，也不曾制止過我的計劃，可以說我是一個完全自由和自主的人。我要寫作，不跟他們出去喫飯，我要寫作，要離開他們到美國和歐洲，我要寫作，休息時要有人陪伴，他們總是答應下來。每年到祈福時，大家都記得為我祈禱書寫得一本比一本更好。我從不去參加子時放鞭炮，每年他們帶著一身硝煙回家來，都紛紛過來告訴我：“你的那一支，震天一樣響。”我為有這樣的家人，感謝上帝的恩寵。
在寫作的時候，我能感受到這個世界的愛，以及自己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