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進入大學讀書的十七年後開始寫這本書，這一年我35歲，再過幾個星期就要結婚了。讓我感到欣慰的是，即將到來的婚姻生活，並沒有讓我覺得這是我人生的結束。但是，我也沒有覺得這是一個新的開始。

當我走過走廊，或者說走進法官辦公室準備結婚的時候，我已經過了十四年的獨身生活，而我那位成年不久就結婚的母親，在我這個年齡已經結婚十四年了。在這些年裡，我結交過朋友，也和朋友鬧翻過；我搬過家，換過工作，升過職，也被炒過魷魚；我獨居過，也和人合住過；我遇見過形形色色的室友，有投緣的，也有不投緣的；我使用過各種避孕手段，也生過幾次大病；我自己支付賬單，也遭遇過入不敷出的窘境；我戀愛過，也失戀過，甚至曾經在五年的時間裡一直沒有男伴；我搬到新的街區，熟悉新的環境，擔心害怕過，也開心自在過；我有過傷痛、恐懼，也有過歡笑、厭倦。我是一個成年人：一個復雜、但又復雜得很“合理”的人。我是一個身邊沒有男人陪伴的人，但我有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城市、我的事業——更有我自己。

我並不孤獨。除我之外，還有許多形形色色的人和我一樣。

事實上，2009年，美國已婚女性的比例已降至50%以下。那麼，從1890年至1980年一直維持在20至22歲之間的平均初婚年齡，又有什麼變化呢？今天，女性平均初婚年齡約為27歲，而且在許多城市這個數字還要大很多。我半數的閨蜜到了35歲左右依然單身。

在我步入成年的那幾年，美國女性已經開闢了一種全新的成人生活模式——她們不是用婚姻來開啟自己的成人生活，而是先讓自己過上幾年獨立的未婚生活，有許多人甚至終身不婚。這些獨立的女性不再是異數，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受人苛責。社會的改變同樣帶來了婚姻的變革，而這場革命的受益者又將進一步改變這個國家：他們將重新計算女性的平均壽命，重新定義婚姻和家庭的概念，重新描繪為人妻母的生活內涵。簡而言之，他們要改變的是美國一半以上人口的命運。

單身女性的數量（包括無婚史的、喪夫的、離異的和分居的）在美國歷史上次超過了已婚女性。更令人喫驚的是，34歲以下無婚史的成年人數量占到了46%，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上升了12%。30歲以下女性能夠結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今隻有20%左右的美國女性在29歲之前結婚，而在1960年，這個比例是將近60%。美國人口資料局的一份報告，將當前美國未婚青年的比例高於已婚青年的現像稱為“大反轉”（a dramatic reversal）。對於年輕女性來說，不結婚和結婚頭一回都成了正常現像，盡管在人們的意識裡還不是如此。

英國新聞記者漢娜·貝茨（Hannah Betts）在2013年寫道：“如果有人問在我這一生中社會發生了哪些變化，我會說，我童年時期受人貶損的‘老處女’，現如今轉變成了‘獨身主義者’的概念。‘獨身主義者’就是41 歲的我目前的狀態。”

今天的年輕女性不必像我當初那樣，擔心沒有婚姻的未來生活將會怎樣，因為我們周圍有的是這樣的例子。如今，沒有按部就班地走入婚姻，雖然對許多人來說是造成他們精神焦慮或經濟窘迫的一個因素；但也不至於因此遭到社會的排斥，甚至淪落到必須服用鎮靜劑的地步。

既然女性跨入成年不再由早早地結婚嫁人來界定，那麼理應有一整套新的標準來衡量女性是否成熟。這是亟需認真討論的問題。

在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也就是1997 年，新聞記者凱蒂·羅菲（Katie
Roiphe）寫了一本書，談及她那一代未婚女性的困惑。在這四年前，她曾發表《宿醉之晨：校園中的性、恐懼和女性主義》（The Morning After: Sex,
Fear and Feminism on Campus）一書，長篇大論地批判當時對校園約會暴力（date
rape）的激烈討論。羅菲相信，究其根本，女大學生之“情欲自主”和獨立是導致校園約會暴力發生的原因。然而，隨著羅菲與她的支持者即將跨入30 歲（其中許多人依然未婚），她們逐漸意識到獨身生活的長遠影響，反倒渴望起“19世紀那種簡單而令人向往的婚姻模式”來。

現在男女同居和分手就像家常便飯，先同居後結婚，對他們來說毫無思想負擔。近我在一個聚會上聽到一個很漂亮的女人不無遺憾地說，“在我們母親這一代，到了我們這個年紀她們不會養貓，而是早早嫁人了”。我認識不少這樣正常、有頭腦的年輕女子，她們正處於特別漫長的青春期迷茫中——在當前的美國，你可以讓你的青春期延續到20多歲、30多歲都沒有問題。養貓還是結婚——這種浪漫的情感是模糊而且不堪一擊的。雖然我們偶爾也會去聚會，和不甚相識的人上床，但我們的枕邊卻總有一本讀了無數遍的《曼斯菲爾德莊園》或《愛瑪》——那是我們對一個更加有序的世界的向往。

羅菲眼中那種無序的、不結婚的狀態事實上正是一種新的秩序，至少是一種新常態。在這種狀態下，女性的命運不再是簡單的二選一（不是結婚就是養貓）。相反，現如今她們的生活道路上有越來越多的選擇，有越來越多的旁支岔道，有越來越多在以前幾乎就是禁忌的生活方式。

盡管羅菲可能會覺得，自己因為婚姻姍姍來遲而一直走不出青春期，事實上，她過著十分成熟的成人生活—她談過戀愛，有哈佛大學的校園生活，還有蒸蒸日上的事業。不同的是，羅菲和她的支持者們的狀態不是、也不需要由結婚還是養貓這個問題來決定，因為她們有自己的工作，有性生活，也有彼此。她們雖然嘴裡說著向往簡·奧斯丁那個時代的“有序世界”，但是她們自己所處的這個世界，卻是簡·奧斯丁永遠也無法想像的——奧斯丁的小說並不是關於婚姻生活的美好藍圖，而是對強加於女性身上的，由婚姻認同帶來的經濟和道德束縛，十分復雜的抗議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