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時候回歸到對“女權主義”本質的討論了。事實上,當從女性自身的視角來看待她們在現代社會所經受的風險時,我們並沒有太多把握為她們所承受的一切劃分出明確的道德邊界。她們所受到的傷害,並不能簡單地通過訴諸法律或向議會要求平等權利得到解決。盡管這樣的方式很重要,但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它們並不利於女權主義得到真正的理解。一個容易被忽視卻無比重要的事實是,這種通過強制方式實現的“平等”,往往會使問題進入到更加不可解決的狀態——當矛盾徹底激化時,那些原始的、瀕於消彌的所謂“原始權威”甚至會因此而死灰復燃。對於女性來說,解決問題更好的方式,必定是繼續爭取自己應有的自由,但絕非是以沒有理性的方式。
我所談論的“女性”僅僅指的是“女性中的一部分”。任何女權主義者都沒有權力聲稱自己可以代表所有女性。在本書中,我試圖沿著那些曾教會我獨立思考,以及那些可以為我們勾勒出女權主義全新輪廓的傑出女性的生命軌跡,探討女權主義的真實含義。一個人或許會支持女性為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所做的辯護,但當我們由問題的表面進一步去挖掘人性與歷史的負面時,我們所可能觸踫到的卻往往是主流觀念所不願意面對的內容。我們需要利用女性自身的能力來講述她們自己的故事,並以這樣的方式吸引更多人介入更深入的討論之中,從而還原這些故事的本質。我們需要一種“無所畏懼”的女權主義,即將那些卑鄙、令人不快的內容也包含到我們的討論中來,而非一味地抗拒它們。這想必會與大多數女權主義者渴望的那種理性的、平衡的,那種所謂女性可以“自己主宰命運”的理想世界有所出入。這並非是由於這樣的願望本身不切實際,或是一個瘋狂而卑鄙的世界已經滿足了我們的期待,而是對於女性本身來說,她們就擁有看穿這世界的瘋狂、冷酷無情,看穿人們往往會因利己而摒棄公平的真實模樣的天賦。但出於對理想的狂熱,女人們卻更傾向於將自己隱約感覺到的這些掩埋起來,加入到遊行的隊伍中去。
在性別平等主義者的口中,“個人即政治”顯然已是老生常談。這種觀點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是因為它恰當地將注意力投向女人原本私密的私人領域,卻在多數時候屢屢為“家族權威”侵犯。但或許是由於它主動回避了對這一問題裡關鍵的部分——“當我們談論個人及私密時,我們究竟在談論什麼”——的討論,它作為一種觀點的價值,在今天正在漸漸褪色。事實上,對於苦難中的女性而言,她們承受的,並非隻是來自暴力的侵犯,同時也包含了某種目的性的匱乏。如果說在這本書中我談到的那些傑出女性,恰好滿足了我所試圖證實的觀點,那正是因為她們都曾對人格的完整進行過無比艱難而卓越的追求。借由她們的夢想與噩夢,我們可以看到這世界齷齪不堪的部分,而那恰恰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用托妮·莫裡森的話說,“那些不可言說之物”。)
因而這部講述女人們悲慘境遇的作品,同時也是一次對“女權主義”本身的反思。我們需要回到那個初的賭注:個人是一切問題的關鍵,但這顯然是不夠的,我們還要為它添上新的注腳。對於女權主義者來說,她們應當將自己在黑暗中遭遇和學會的一切告訴這個世界,而非一味地將自己的要求訴諸政治。事實上,當性別問題被放置在政治的語境下進行討論時,它所起到的作用,僅僅是使本就混亂的“政治圓桌”變得更加混亂。所有問題都應當在它自己的語境下被討論,因此,比起如何通過政治參與改變性別問題的現狀,我更關心的問題是:當性別平等者通過政治參與及其他手段使自己的主張逐漸深入人心時,這種意識究竟會對現實社會中的個人話語與觀念產生怎樣有意或無意的限制?
但當我試圖尋找有關這個問題的線索時,我發現自己逐漸深入的是一個更加黑暗的境地:在我們的時代,女性所遭受的苦難,通常是隱性的、不可見的。基於此,我嘗試遵循另外一條路徑——通過把握那些不為人們所熟知的女性的經歷,來探討現代女權主義運動的狀況。我將第二部分視作一個盡管悲觀但至關重要的提醒,因為這一部分提供的案例告訴我們,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至今仍然未能擺脫“家族權威”統治的陰影。那些仍然屢屢發生的“榮譽殺人”事件,就好像是一道道刺眼的標記,嘲笑著女權主義者們自鳴得意的“成果”,以及天生樂觀者對女性自由程度的錯誤估計。沒有什麼比那些可以在網絡上迅速流傳的“艷照”更有說服力了——而這類事件的受害者往往隻能是女性。盡管我們堅信在現代社會中,女性至少可以維持“基本水準”之上的自由,但當矛盾真正產生時,這類事件卻通常會包含某種“失控”的因子。當然,我們也絕不可以忽視,與這些“隱性傷害”相對的,那些對女性人格肆無忌憚的凌駕,仍然留存在我們的“文明”之中。
人們通常會將“榮譽殺人”事件歸因於某種文化差異的結果,從而可以限度地置身事外。但在我看來,事實絕非如此。女性並未獲得真正的自由,而在這個問題上,西方文明並沒有表現出人們通常所想像的那種優越性。女權運動的目的是為女性謀求平等和自由——尤其是在性關繫中,但我們也要警惕這種傾向會演化成另外一種錯誤的。性關繫中的糾紛,通常會被當作丑聞而被掩蓋。可是當我們試圖以解決為目的對這些問題進行關注和討論時,我們又會遭遇另外的尷尬:大多數旁觀者隻會將這類事件當作某種低俗的消遣品。“榮譽殺人”事件往往是現代社會中“激怒權威”典型的例子。盡管文明產生的結果會對原本不受限制的“權威暴力”加以緩和,但一種來自欺騙的觀點卻會為濫用暴力提供有力的支撐——隻是因為女性的愚昧和放蕩,纔使得這個世界如此不堪,於是任何“規訓與勸誡”纔變得必要且合理。
這本書裡出現的女性有一個共同點:她們都曾因自己“大膽”的行為而受到警告。她們的故事提醒我們,作為早在啟蒙運動中便被提及的“人類隻要不懈地堅持理性,便足可以驅散愚昧”的美好願景,在今天依舊任重道遠。可即便如此,我也不希望女權主義者出於自衛的考慮,同樣選擇的、非理性的方式來處理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比起在黑暗中摸索蠟燭想盡辦法點燃它,以光明驅散黑暗,不惜為此撞得頭破血流,真正學會如何面對黑暗或許是人們在身處黑暗之中時更好的辦法。如果說我將要講述的這些故事裡有一些值得人們借鋻的經驗,那便是我們需要想清楚,我們努力想要尋找的,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所在。
這本書意在通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例,改變某些已經成形的、有關性別平等主義的看法。而通過講述這些悲慘卻隱含了無比強大力量的故事,我希望所有人——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都可以對更美好的未來有所期許。我希望可以通過這些偉大的故事來說服我的讀者,內心的力量,終將使我們戰勝黑暗,成為更好的自己。
傑奎琳·羅斯
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