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圍觀者記錄的中國時間
一本或者更多的美國報刊的中國觀念，
傲慢或者偏見，指路牌或者參考消息，
關於選擇美國的幾本主流媒體作為對中國現代歷史記錄的補充的想定。
西方如何認識中國？他們如何發現中國，發現同樣的一件事的背後與我們認知不同的部分。他們的立場，以及價值觀，甚至他們為什麼會記錄，對於中國人來說也許並不重要的某一部分事實，或者他們發現的與我們同樣經歷的歷史有著截然不同的認知，或者判斷。巨大的差異，甚至立場鮮明的對立，或者干脆就是隔山打虎的胡思亂想的結論，但一切就這樣被他們記錄了。
這種無奈也許從很早就開始出現了。在19世紀的時候，馬可·波羅或者西方的探險者就開始了他們自己的親歷記事。故事像是發生在天國，遙遠、神秘、華麗、偉大、傳奇、輝煌，這些獻辭天生符合歷史中對於1900年或者更早的中國的歷史描述。而其後的歷史則在1900年之後的西方目擊者中，開始變異了。他們對於中國的好奇，像對一個正在發生的變化中的神秘事件的仔細探聽或者歷險。帝國的崩潰、新世界的出現、落後愚昧的農民和軍閥、帝王式的新統治者，溥儀、孫中山、蔣介石、、周恩來、鄧小平，日本人、美國人，“二戰”、抗戰、帝制、新共和以及政權，革命者的紅色蘇維埃、新中國，逃到臺灣的中華民國，英國、葡萄牙遺落的兩個殖民地……“文化大革命”、偉人的離去，開放、奧運……中國從來沒有一個百年經歷如此多的巨變，如此多的災難，如此多的奇跡。這一切全在一代人或者兩代人、三代人的眼前發生了。這個百年如此豐富，又如此經歷不凡。而這樣的歷史，在每個記錄者的筆下都發生了變異。那些歷史的撰稿人所寫的“正在發生的中國時間”，則不斷地提醒著我們，他們對於這段歷史的真實圖景或者假像，甚至誤解。
東西方的經緯使東方人與西方人的認知如此截然不同，卻又高度一致。共同的利益以及對於世界的想像力，包括我們需要發現的事件的西方位置，對於行進的、改革的、開放的，以及更加希望得到認同的中國人來講，如此急切，也更加重要。
而對於身處這個時代的中國人來說，這一切意味著他們需要更多的坐標，或者路牌。
而在更多的路牌中間，在中國的這一百年間經歷天翻地覆變化的時候，美國——這座世界文明突然出現的高峰，則在平靜地延續著他們的歷史。而他們所擁有的價值觀或者文明，使這些圍觀者們，則從很久以前就開始記錄著遠在東方的中國。
這些記錄者中，就有《時代》周刊的背影，就有《紐約時報》的眼神，就有《紐約客》的文化注視，就有《新聞周刊》的報告中的隻言片語，就有已退出歷史舞臺的《生活》雜志的中國影像……
美國人的主流媒體群所記述與想像的一百年間的中國，代表著某種文明對於另外一種文明的打量，甚至好奇。一部美國主流媒體群版本的中國百年現代歷史，就這樣無意中形成了。
這些媒體在中國的聲名之大遠超過中國人對它的了解。如《時代》周刊，這本號稱全球有影響力的美國新聞雜志，在某種意義上已成為美國人所描述的“歷史的基本草稿”。它巨大的被“神話”了的影響力與它所謂的 “《時代》好像是由一個人之手寫出來給另一個人看的立場與記述”的風格，使這份誕生在20世紀20年代的雜志，不僅成為美國人創立的價值觀下描述世界歷史的方式，甚至許多世界知名的新聞周刊，例如美國的《新聞周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德國的《鏡報》甚至中國的一些著名雜志在封面設計、內部新聞的分類上都借鋻了《時代》的方式。
但這本雜志對於中國人來說仍然很陌生與神秘。許多中國人隻知道它的名字卻很少見到過這本雜志的全面目。這個悖論具體體現在一些知識分子或者學者或者一些可以真正接觸到這本雜志的人所制造出來的假像。至少在20世紀80年代後的今天，我們可以無數次地聽到《時代》所評選出的某人成為它的封面人物，從《參考消息》或者官方的新聞機構透露出來的隻言片語讓許多人對這本神秘的、陌生的英文雜志心生好奇。它是西方的官方新聞代言。這種可怕的價值觀就這樣在一部分中國讀者的心目中誕生了，哪怕這是一本自由主義至上，甚至它的創辦人盧斯或者歷任的主編們所曾經持有的反華立場。雖然這一切在盧斯去世前數年，反華態度纔開始有所轉變。中美建交後，對華報道纔變得比較充分、客觀。
關於《時代》對於中國的報道的開始，許多人都把這歸結於曾在中國遊歷過的盧斯的中國情結上，但我更願意認為，這一切隻在於《時代》作為一份雜志的雄心與對中國的尊敬而進行的遙遠的描寫，而盧斯的中國情結恰好成為一個理由而已。精明的盧斯很早就發現了中國的重要，他在早創刊的前三期就開始零散地介紹中國。雖然隻有幾百字或更少的介紹，但繫著辮子的中國，走向共和的中華民國，仍然被他們快速地介紹給美國。中國就這樣偶然地出現在了這份雜志上。一位資深的媒體研究者稱，“在早期，《時代》對中國的報道涉及政治層面的比較多，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中國開始在世界的經濟舞臺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時代》也相應加大對中國報道的力度，同時也拓寬了報道的範圍，把中國的文化、體育、教育、經濟等多個層面的東西介紹給世界。”
《時代》雜志告訴世界的中國是這樣的：他們刊登了至少500萬字關於中國的報道。、周恩來、鄧小平、蔣介石、宋美齡等50多位中國人成為《時代》的封面人物。而更老牌的《紐約時報》對於中國報道的介入，則可以延伸至晚清。這家自19世紀中期創刊，歷經150餘年仍踞美國乃至西方主流媒體的領袖地位的老牌報紙。至少在1854年，就有文電從晚清的北京傳送至遙遠的紐約，而晚清的中國，正經歷著“千年未有之變局”，從神秘封閉的東方老大淪為“東亞病夫”，帝制遭遇千年未遇之質疑，士大夫政治沒落，積弱之國，以及西洋初遇中華時的踫撞，都在遭遇前所未有之變。《紐約時報》以當時中國人還未具備的近代眼光和技術，即時、全面、連續地觀察和記錄了這段歷史，這種跨越百年的文獻式的報道方式，令人驚嘆。而由《紐約時報》的晚清變局之報道集《晚清的帝國》，在中國出版後，更是以其獨具一格的報道模式與視角，而被評價為“這是力圖以時報原始資料重現一個世界大國之編年史的偉大嘗試”。而這家報紙至少自晚清至今，刊發了關於中國方面的報道達數千篇，近百萬字。這種獨特的美國主流報刊群對美國主流社會形成美式“中國觀”的影響線索進行了實證的探索。這些媒體對於中國的關注與《時代》上的中國，相映成章，一個即時性的甚至帶有美國式的中國觀就此形成。而他們這種連續性的報道，則間接地撰寫了一本獨特的美國史觀的中國的現代史。
另一本雖然已走入歷史的美國《生活》雜志，則用影像記錄了他們認識的中國。那些他們理解的中國人的肖像，拂去歷史的塵埃，仍可以清晰地看出當時的中國表情，帶著初次面向世界的生澀與靦腆。這些美國主流媒體所描述的中國，代表著美國人對於中國自晚清以來的觀察，以及認識。
這份報紙對於中國的某種關切，更多的時候在於他們試圖找到了解中國人的方法。而他們在自己的20世紀80年代的某一天的報紙中關於美國觀察中國的方式進行了細致入微的描寫“……中國不是一塊‘禁地’，在空中已有間諜衛星的年代，已經沒有‘禁區’”。中國領土的總面積比美國50個州的總面積稍大，在美國偵察衛星的鏡頭下，中國的一切暴露無遺。然而在世界上眾多的國家中，數中國為神秘，其神秘令世界好奇。……
對這個問題，有兩個答案，一個很容易理解，另一個則讓人喫驚。個答案是美國對中國了解並不多，因為中國非常神秘，從而掩蓋了一些事實，讓人捉摸不透。另一個讓人喫驚的答案是，美國對中國的了解除了有可能比不上蘇聯，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多。
一個在中國研究了20多年中國問題的專家說：“‘漢學’現在在美國非常流行，現在美國有10個比較大的和50個比較小的學術中心在研究中國，約有5000
對中國的觀察與研究已成為美國政策演變中不可缺少的基礎。為了取得必要的資料，做出現實的分析，美國政府和學術界的專家們都在利用大量各種各樣的公開和非公開資料。美國的領事館位於中國香港，在那裡有一個翻譯組，收集和分析大量的中國期刊，有些期刊還是從偏遠的地方偷運出來的。北京的電臺廣播以及其他一些內部電臺的廣播，都在美國設在中國周邊的先進偵聽設備的監聽之下。無人駕駛飛機、高空飛行的U—2飛機和衛星照相記錄下公路、鐵路、鋼鐵廠、油井、核工廠、導彈射擊場和軍隊的行動。他們很早就預報了中國3顆原子彈爆炸的時間。這種圍觀者的心態在《時代》雜志以及後來的《新聞周刊》的字裡行間彌漫，到處都是他們無法想像的世界，有關中國的信息量如此之大，以致政府和學術界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面臨同一個問題，即如何去梳理和鋻別這些資料。
這就是他們分析出來的中國的方式。西方世界對於中國的分析方法包括認真閱讀中國的報刊，主要是兩報一刊，他們會從上面領導人的排位來分析出領導人的地位以及政治動向。他們甚至會認真地分析一些中國人甚至也不在意的《人民日報》社論的字眼，或者公報中的部分說法，這些美國人就從與我們一起所看到的報刊與宣傳中，推斷一個他們所要認識的中國。比如他們會從報刊上的出現次數來判定他是否得病了，而數個關於毛生病的不實的推測就在這些報刊上出現。以至於中國與西方形成了一個有趣的互動，一旦有這樣的猜測出現，中國方面必然會安排這位領導人在公眾中出現一次，比如讓毛接見一位無足輕重的來訪者，而鄧小平的復出也是如此，他在被打倒的一年後，突然出現在了一次宴請中。這些就是美國人描述的中國政治，以及他們認為的中國故事。
而現在，美國人了解中國顯然比以前容易多了，互聯網打開了這扇窗戶。現在的問題是，關於中國人的信息浩如煙海，突然撲面而來，這反而增加了他們尋找有效信息的困難。因為更重要的信息與情報被淹沒了，他們必須要找到相匹配的方法。
但顯然，我們仍然可以從這幾家主流的美國媒體上看到仍然是誤解或者可以賣出大價錢的關於中國的“負面新聞”。這使中國讀者非常不能理解，甚至部分地導致了他們對這些媒體的不信任。奧運期間的CNN，就成為一個愛國主義者的標靶。但形成這種誤解的原因，則在於“那些編輯和選取這些新聞的人隻不過是服從於他們這個行業裡的市場原則，越負面，越有人看；爆炸性新聞是有市場的；好消息等於沒有消息。”“很多中國城市居民對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感到比較滿意，不會成為幫助報紙熱銷的頭條新聞。”這個由美國著名學者羅德所講述的關於西方的媒體對於中國的想像與報道模式，代表著美國主流媒體的基本價值觀。一切首先得是賣點，然後纔是政治的平衡。
從一本或者更多的美國報刊裡發現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自我優越感，以及對於另外一個國家的嘲諷或者居高臨下的偏見，在《紐約時報》、《時代》、《新聞周刊》、《華盛頓郵報》、《生活》的字句裡，俯拾皆是。他們描述中國的態度帶著冷戰時代的政治見解，甚至誤解。
這些媒體在20世紀60年代的語辭充滿著意識形態氣質。大部分的描述除了讓現代中國人充滿好奇與神秘甚至新鮮之外，更多的部分則是一些誤讀，他們大量的美國式隔山炮般的解讀，使這些描述的準確性充滿著想當然的結果。甚至把一些他們不熟悉的人的故事加到另外一個人的身上，那些初出茅廬的新記者們會用大量的形容詞來表達他們對於某個人的情緒性的描寫。而這種方法也體現在《時代》、《紐約時報》等報刊上，即使他們的記者還不能常住中國的時候，也大致如是，這使他們某一時期的報道看上去令人喫驚，如此明顯的錯誤甚至猜測會出現在這些以獨立報道聞名的報刊上。而這些錯誤多次被他們所報道的中國人詬病，甚至懷疑他們的真實意願。這種報道的不專業違背著基本的《時代》價值觀，或者《紐約時報》的獨立性。事實上，對於《時代》雜志的盧斯來說，價值觀在他喜歡中國的蔣先生或者臺灣的時候，就開始有失公允了。這使我們對於任何可能堅決地持有公平的價值觀的寫作略帶著有些絕望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