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本再版序言

潘小松

    明毅兄找我商量再版舊譯《莫斯科日記 ·柏林紀事》，我愉快地表示同意。給舊譯寫新序，沒有人規定必須，也少見譯者全然無動於衷。至少校核了幾處誤植之類的話是該有的。
    至於導讀，我仍然覺得沒有資格來寫，因為到今天為止，我仍然沒有讀懂本雅明。會讀《莫斯科日記 ·柏林紀事》的人，在文本的字裡行間解讀出很多東西，我則一如既往糊塗懵懂。
      好在我讀到了兩篇很適合當《莫斯科日記 ·柏林紀事》“導讀”的文章：一篇是羅羅的文章“關繫的實質——從《莫斯科日記》看阿斯婭對本雅明的影響”；另一篇是王璞的文章“單行街上的遊蕩者——讀本雅明《莫斯科日記》 ”。

    羅羅認為本雅明與阿斯婭的關繫是研究本雅明的學者必須面對的問題，要描述本雅明“皈依馬克思主義”的過程，就必須回顧他與阿斯婭的愛情經歷。羅羅引用寫《本雅明傳》的布羅德森的話說，“在一定程度上，阿斯婭在本雅明試圖與一種社會現實建立精神聯繫的過程中是一個不可替代的中介”。
    肖勒姆認為，從《莫斯科日記》中看不出本雅明所愛的這個女人智慧上有什麼出眾，“怎麼這個女人一點學術輪廓都看不出”。我在舊譯序中寫道：“我在讀英文本的《莫斯科日記》時也有這種感覺，在那裡面阿斯婭成天病歪歪的，隻知道讓本雅明給她買喫買穿…… 1929年和 1930年阿斯婭兩度前往柏林和法蘭克福，本雅明為了她竟要離婚！”
    羅羅說，肖勒姆是一個純粹的猶太復國運動者，阿斯婭是拉脫維亞共產黨。“肖勒姆可能看低了阿斯婭的話，那麼潘小松對阿斯婭的不乏惡意的誤解就讓人費解了。因為，從《莫斯科日記》可以看出，阿斯婭本人的智慧和她的思想對本雅明的影響是極大且這種影響相當深遠。 ”
   下面的信息我也是在羅羅的文章裡讀到的。

    1924年，本雅明在意大利的卡普裡島住了幾個月，與阿斯婭相遇，對馬克思主義發生興趣。
     阿斯婭的自傳：“一次我想去商店買些杏仁。我不知道意大利語‘杏仁’怎麼說，賣貨的不明白我要什麼。這時站在我旁邊的男人說：‘尊敬的女士，要我幫忙嗎？’‘請幫幫我。’我說。”
     “我的印像——眼鏡閃出的光像小車前照明燈，又濃又黑的頭發，小鼻子，笨拙的雙手——他把紙包都掉到地上了。結論：一個抑郁的知識分子，還是有錢的。”
    本雅明在 1924年給肖勒姆的信中把阿斯婭稱為一個傑出的女共產主義者。
    他和阿斯婭一起為《法蘭克福報》寫《那不勒斯掠影》。
   1925年 10月，本雅明在裡加拜訪了阿斯婭。阿斯婭正忙著導演一部政治劇，有被逮捕的危險，沒有心情招待他。
   本雅明在《單行道》中記載了這次冷遇：“沒人期待我來，沒人認識我。我孤獨地在街上走了兩個小時，此後再也沒這樣看這些街道。” 
   又說：“假如她用眼睛的火柴接觸我，我也許會像一本雜志般灰飛煙滅。”
   阿斯婭的名字出現在《單行道》。
   “1926年秋季，當本雅明得知阿斯婭 ·拉西斯在神經失常後住進療養院時，他無法掩飾自己的焦急，設法拿到在當時極不容易弄到的蘇聯簽證，坐火車於 12月 6日趕到莫斯科，《莫斯科日記》就是他對從這一天1927年 1月 31日離開為止的記錄。 ”
   1928年，阿斯婭來到柏林。“在柏林的杜塞爾多夫街，他們同居了差不多兩個月時間。”本雅明陪她參加“無產階級革命作家團”的活動。傳記作家：本雅明要求與朵拉離婚，是阿斯婭起了決定作用，“在 40歲以前有一個新的開始”。
  “1929年，他甚至想接受阿斯婭的安排移民蘇聯。”這個計劃終失敗了。阿斯婭在她的回憶錄中，承認失敗的原因是蘇聯當時需要的不是本雅明這樣的文學評論家。
   1935年，本雅明給阿斯婭的信中，還同她談了自己的計劃。阿斯婭於 1936年被捕前夕寫信給本雅明，試圖重修舊好。“本雅明由於經濟狀況窘迫，無法響應。”
   “1940年本雅明自殺前後一段時間，阿斯婭早已於 1936年在哈薩克斯坦被拘留，長達十年。她的情人賴希也不斷遭到流放和關押。”阿斯婭與本雅明書信有的一直到 1987年纔全部發表。《莫斯科日記》在 1980年纔得以全文公開發表。
   讀過《莫斯科日記》的人，“都不能不為本雅明那種讓人坐立不安的深情所打動”。莫斯科，“在我生活中的位置是這樣的：我隻能通過你來體驗這座城市（1月 18日） ”。

   “對本雅明來說，它就是一座阿斯婭之城，在這裡，他分享著這個
女人的一切情感和焦慮，雖然情況常常令人沮喪：‘我們站在劇場前一個大廣場的熱鬧處。我內心的愛恨風雨般交加。後互道了聲再見，她在上出租車處，我仍在她身後，不知是跟著她好，還是不跟妙，一步步在她身後跳著。’（1月 30日） ”

  王璞的文章“單行街上的遊蕩者——讀本雅明《莫斯科日記》”也得讀書三昧。

  盧那察爾斯基 1929年讀了本雅明為《文學百科全書》寫的“歌德”詞條後寫道：“它展現了作者相當的纔華，見解也時常尖銳得驚人，但沒得出任何結論……思想極不明確。”
王璞說：“我是在本雅明《莫斯科日記》附錄裡讀到這段話的。也正是因為讀了那本書，令我有了寫作本文的衝動，好像終於發現了一把開門之鑰一樣，雖然用它不見得就能在那座迷宮暢行無阻，但或許可以進入其中某一房間了吧 !  ”
  王璞接著表示，《莫斯科日記》非常好讀，非常世俗。“說來好笑，我首先注意到它的一個特點是：幾乎每一篇日記都要詳略不等地寫到喫，比如說天日記就有兩處：‘在我房間喫了點東西’，‘一頓不賴的午飯頗如我意’。”
   王璞還引了如下內容表示欣賞：

   12月 11日：“為了不使東西受凍，他們給商品蓋上羊毛毯，上面隻陳列兩三個樣品。大量的食品是面包和其他烘烤面食，各種卷圈；點心店裡有誘人的蘋果餡餅。棉花糖的花樣真是繁多。昨天下午我同阿斯婭在一家點心店裡，他們賣杯裝的摜奶油。阿斯婭喫了份帶蛋白筒的，我則喝了咖啡。”
   1月 20日：“巴舍斯基引誘我步行到特維爾斯卡婭大街，答應帶我去一家妓女經常光顧的咖啡館。在咖啡館裡沒看見什麼引人注目的，不過至少弄了冷盤魚和螃蟹喫。”
   1月 29日：“我不再記得我們談了些什麼了，記得的是當我離開時，阿斯婭給了我一個吻。隨後在阿爾巴特大街上的餐館想弄點熱的喫，卻徒勞了。我點的是湯，他們上的卻是兩塊奶酪。”

  下面的信息和判斷也是王璞先生的：

   阿斯婭是本雅明莫斯科之行的主要理由。他生前出版的僅有的一兩本書之一《單行街》就是獻給她的。 
  “《莫斯科日記》展現了本雅明不為人知的、世俗的一面嗎？這是我注意到他熱衷於談喫時的念頭。”本雅明在別的著作裡談的大都是書啦、畫啦、古董店啦、博物館啦，諸如此類高雅的事物。莫斯科是他特別為之寫了一本書的三大城市之一，另外那兩個城市是柏林和巴黎。關於柏林，他寫了兩本書《柏林紀事》和《世紀之交的柏林童年》，關於巴黎的那本是《巴黎——十九世紀之都》。
   “我想，《莫斯科日記》裡之所以寫了那麼多的喫，是因為喫，的確是 1929年至 1930年莫斯科重要的東西。 ”
    有人說，由於逗留短暫，不懂俄文，本雅明看到的莫斯科其實隻是阿斯婭和賴希的莫斯科。“不對，讀這本日記我知道，即使如此，憑著他那超人的敏感和智能，他仍然從這個城市的面部表情上，把到了它的脈搏。向導徒有其名，旅人反客為主的事，我們不也曾經踫到過嗎？ ”

    關於《柏林紀事》，王璞先生的解讀是：

   在柏林，他看到的是動物園、各種樓堂館所、青年團會場、妓院，通往學校的道路、墓地、咖啡館、網球場、大禮堂……這都不奇怪，令人驚異的是現實中的這一切都被當作浮光掠影，成為一場場夢的點綴。中間穿插著書裡面的冒險故事。這樣，城市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背景，那些街道、長廊和房屋變成了通向這個迷宮的信道和標志。“這些信道在生活不同的階段總是把我們引向朋友、叛徒、愛人、學生或老師那兒。”（《柏林紀事》）
   “換句話說，柏林無論在他童年記憶中，還是在他的想像中，都帶著迷宮的性質。可以供他在裡面幻想和迷失。”
   巴黎就不同了，“巴黎教會了我迷路的藝術：它圓了我一個夢，這個夢在學校作業本污漬斑斑的紙頁上的迷宮裡早就露出端倪（《柏林紀事》）”。

   在莫斯科，人家卻要他目的地明確，非左即右，非此即彼，這是一個不充許迷路的城市，“此路不通”的標牌後面往往就是死亡陷阱。

  “在電影或舞臺上表現悲劇性的愛情糾葛會被視為反革命宣傳，社會問題喜劇還有存在的可能性，其諷刺的對像基本上是新生的資產階級。”
   “有個解說員，我們聽到的每個展品上都是所示卡片上已經說明了的東西。”在一所教堂，“先步入的是寬敞的前廳，周圍有幾幅聖徒的畫像。管理這教堂的女人似乎想怎麼地就怎麼地。教堂裡很昏暗，昏暗的燈光
使人感覺鬼鬼祟祟的。在這樣的房子裡似乎可以培養肮髒的勾當，甚至大屠殺”。
   隻有跟食物有關的景物閃灼點點奇異色彩，關於食物的景像是這城市引人注目的表情：
   “在阿赫特尼路上有一奇觀：女人們手拿一塊墊著草的生肉站在那兒，向過路人兜售，有的則拿著雞或類似的東西。她們是沒有執照的攤販。當執勤人員出現時，她們拿起東西就跑。”
   “經常可以穿行拱廊街來到國營商店跟前：排隊買黃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商店不計其數，買東西的人則更多，而所能供應的全部東西無非是一籃蘋果、橙子或花生。”

   王璞先生指出：在這樣的地方迷路也無樂趣可言。莫斯科這個想像中天堂般虛幻的地方，卻如此的世俗；尋找小食店成了在這個城市遊蕩的樂趣和目標之一。從那裡遙看巴黎那個在巴爾扎克筆下紙醉金迷的城市，反而帶上一層詩意光彩。
   王璞認為，憑著本雅明對空間自由的敏感，莫斯科沒有成為他展開“思想的背景”，隻成了他那條單行街上的一貼標題，一段的章節，一個多玄機的隱喻。雖有一份愛情作點綴，仍顯得色彩貧乏。“我發現自己面對著一座不可攻克的堡壘。然而我對自己說，我在這座堡壘——莫斯科面前出現就已算是初的勝利了。 ”
    在《莫斯科日記》裡，一切都倒轉了，像一個快步疾行的人突然慢了下來，“踉踉蹌蹌走路了”。而且是一種醉漢式的踉蹌，一般意義上的大事他三言兩語帶過，衣食住行的瑣事倒寫得具體而微。
   王璞接著說：《莫斯科日記》就是一場酒後的漫步，妙言警句從有關食物、衣著、住所的瑣碎描寫中偶爾閃露。可是在這些偶爾閃露的妙語中還是看得出那位在單行街東張西望遊蕩者的身影，“他的啰嗦是為了沉默，他的踟躕是為了拐彎，他終於沒有進入那座堡壘，那個賽場，也沒能進入觀眾的視野”。在其他作品中他那樣一往無前，“而在《莫斯科日記》裡，他是從後面向前遙看的”。

   我覺得羅羅和王璞的文章都當得《莫斯科日記 ·柏林紀事》的導讀。他們的文章較長，可惜我隻能斷章取義。他們雖然通過我的譯本讀“日記”和“紀事”，但對本雅明的體會遠非我這個譯者所能及。譯者在此特別申謝。
   還要特別表示感謝的有三個人：一位是促成舊譯再版的王明毅兄。沒有他的賞識，舊譯無機緣再版。另兩位是責任編輯魏丹和李紅燕。沒有她們的辛勤勞動，新版不會如此讓讀者感覺賞心悅目。
2011年5月11日草於宣南小同文館之大案

譯 序
潘小松
    西方現當代哲學家在中國真是受到非常的禮遇，他們的知名度高得有點莫名其妙。比如說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1892-1940年），其實沒有多少讀者能真正讀懂他（包括從事德語文學研究的德國本土教授），卻常有人提他。我自己也遇到這種尷尬。我幾年前曾以《卡夫卡般孤獨的批評家》為題寫過動態，介紹他的日記在國外出版的情況，及至朋友來問我本雅明的理論到底是什麼，我卻無言以對。
   海德格爾的情人漢娜 ·阿倫特說，本雅明“學識淵博，但卻不是學者；他研究文本及注釋，但卻不是語言學家；他翻譯普魯斯特、聖一瓊·佩斯和波德萊爾的作品，但卻不是翻譯家；他對神學頗有興趣，但卻不是神學家；他寫文學評論，但卻不是文學批評家”。①本雅明的朋友肖勒姆和他的中國知音劉像愚都說他是純粹的哲學家。好吧，讓我們來看看瓦爾特 ·本雅明這位德國哲學家寫的《莫斯科日記》是怎麼回事。 
   1926年 12月 6日到 1927年 1月底，本雅明在莫斯科待了兩個月。導致他成行的有三個因素：首先，他不能忘懷昔日在意大利卡普裡相遇的情人、拉脫維亞女導演阿斯婭 ·拉西斯；其次，他想近距離觀察俄羅斯的情形，以便考慮久懸未決的德國共產黨黨籍問題；後，他要為提供川資的報紙寫報道。《莫斯科》等長文於 1927年初發表。《莫斯科日記》是本雅明去世後四十年纔發表的，這顯然是他自己的意願。
   本雅明滿心希望為俄國文學貢獻自己的德國文學和文化知識，然而他所看到的蘇俄現實卻令他大失所望，終於不再抱幻想。《莫斯科日記》對前蘇聯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宗教等方面都有坦率的批評。
  《莫斯科日記》的另一核心內容是本雅明自己和阿斯婭的尷尬關繫。阿斯婭此時已另有男人（德國導演伯恩哈德 ·賴希）。在死前出版的回憶錄《職業革命家》裡，阿斯婭用了一個章節寫本雅明。據說她的回憶錄與本雅明的《莫斯科日記》大有出入。
   本雅明 1924年 5月在意大利卡普裡初遇阿斯婭。阿斯婭是本雅明生活中第三個起到重要作用的女人。然而，肖勒姆說，《莫斯科日記》看不出他所愛的這個女人智慧上有什麼出眾。我在讀英文本的《莫斯科日記》時也有這種感覺，在那裡面阿斯婭成天病歪歪的，隻知道讓本雅明給她買喫買穿。本雅明寫她住精神病院，但卻隻字沒提她到底得的什麼病。日記裡大抵寫他倆在她的病房，隻有幾次在他旅館的房間。拉西斯此前生的孩子已八九歲，也是一副病病歪歪的樣子。本雅明徒勞地追逐阿斯婭，日記裡經常出現爭吵的場面。朋友們都很奇怪：這對情人除了吵架好像沒有什麼交流。 1929年和 1930年阿斯婭兩度前往柏林和法蘭克福，本雅明為了她竟要離婚！
  《莫斯科日記》當然不止這些。就我閱讀所及，本雅明在日記中對戲劇表演、建築藝術、城市風俗、俄羅斯宗教、飲食、衣著諸多方面都發表了自己的見解。另外，他的《莫斯科日記》對研究斯大林時期的文學藝術（哪怕是為政治服務的）史來講，也是一份詳盡的史料。
   關於《柏林紀事》我不想再多說什麼了，因為它的個人色彩太濃，是本雅明式（卡夫卡式？）的回憶錄，講的是他少年時代柏林及他家庭的情形。這本書是本雅明在“不惑”之年寫的，有許多牢騷和情緒，有些筆觸還很晦澀。
   我想，向讀者交待一下本雅明的生平還是必要的。
   本雅明 1892年 7月 15日生於柏林一個猶太商人家庭。祖母與海涅是姑表兄妹。二十歲之前主要在愷撒 ·弗裡德裡希學校（從前譯作腓特烈—伊頓公學）受教育。這一段經歷是《柏林紀事》對舊式教育的牢騷之主要源頭，本雅明矛頭直指“現代化的合理主義與普魯士傳統的等級制、軍國主義以及宗教倫理等權威制度……在本雅明眼中，柏林舊式的建築就像是這些舊制度的像征，構成了他少年時代的社會氛圍”。1912年，本雅明入弗賴堡大學。他的學習方法獨特，廣覽書籍，從不參加考試。他還參加學生運動，擔任過柏林自由學生會主席，積極從事“青年文化運動”。這一時期結識了主張弘揚猶太傳統並從事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肖勒姆。 1916年，本雅明入慕尼黑大學，依然以自學為主。 1919年通過博士論文《德國浪漫派的藝術批評概念》並獲相應學位。 20年代前期，本氏向海德堡大學和法蘭克福大學申請教授資格未成功，日後資格論文《德國悲劇的起源》倒成為他重要的著作。 1925年起賣文為生，隨後流亡巴黎， 1926年訪莫斯科。其間修訂《追憶逝水年華》譯稿，為《文學世界》撰寫書稿。 1928-1933年，本雅明在柏林和法蘭克福電臺任記者兼撰稿人。 1933年 3月中旬，希特勒上臺不久，本雅明離德赴巴黎和西班牙、丹麥、意大利等地流亡八年，其間完成論波德萊爾、卡夫卡等重要論著。 1940年 9月 26日，為避蓋世太保，本雅明在法西邊境自殺。“本雅明懷著巨大的思想矛盾與痛苦過早地離開了人間。他短暫而坎坷的一生既刻上了個人悲劇命運的印記，也刻上了他那個多難而憂郁的時代的印記。他為後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
   關於本雅明的學術思想和代表性論著不是譯者筆力堪述的，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他的主要著作讀讀，這裡就不談了。
   譯者要感謝東方出版社劉麗華為此書的編輯所付出的辛勤勞動。另外，沒有她的鼓勵，譯者也不敢譯本雅明的文字。《莫斯科日記》和《柏林紀事》皆由英文轉譯。注解除注明外均為英譯者原注。
是為譯序。
2000年 5月15日夜於“我家園”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