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柳巷 號

一、天津“八大家”之“天成號”韓家

二、韓家的女人們

三、韓誦裳：士大夫型的銀行家

第二章 燕京大學

一、母親與音樂

二、父親與燕大

三、韓德章：一介書生 書生一世

四、韓俊華、李連普：彌久不衰的玉簪花

五、韓升華、傅銅：三位千金進燕大

六、韓德莊：燕大女學生 長眠黑土地

第三章 清華園甲所

一、梅貽琦：生斯長斯 吾愛吾廬

二、西南聯大 教育奇跡

三、臺灣清華 篳路藍縷

四、韓詠華：落葉歸根 定居北京

第四章 麻線胡同 號

一、韓權華：萬裡姻緣一線牽

二、衛立煌：鐵馬冰河入夢來

三、韓恂華、邝壽堃：海歸世家 實業救國

四、李惠年、汪德昭：鸞鳳和鳴 科學報國

五、韓德揚：半生蹉跎 半生輝煌

第五章 燕東園 號

一、童年時光

二、母親創作傳世的幼兒歌曲

三、父親學術生涯的重大轉折

四、韓德剛：德澤惠人 無欲則剛

五、高珍：跨過了三個世紀的老人

六、數學是解釋世界的，音樂是表現世界的

後 記

進入我的記憶時，她們都已年過半百，但她們那份氣質脫俗的民國範兒，無論遭際如何也不失體面和風度的從容，高齡之後依然保持的嫻雅，著實令人過目難忘。母親的幾位姑姑都是20 世紀初中國女性中接受現代教育的一代先驅，她們的婚姻又將各自的人生不可避免地卷進了時代的漩渦。——徐泓

梅貽琦：西南聯大  教育奇跡

韓詠華與梅貽琦

與西南聯大問世幾乎同一時間，1938 年夏天，韓詠華帶著五個孩子，作別南柳巷韓宅，和清華幾家教授結伴一路南下。他們走的是海路，先經天津、上海到香港，再乘船到越南海防，又經嘉林乘車過河，再由開遠到達昆明。歷時兩個多月，他們終於找到了梅貽琦，歷經一年多的戰亂分離後，闔家在大西南的昆明團聚。本次長途旅行途經香港地區，還有屬越南的海防，當時需要辦理證件。上面這張照片，就是在北平照相館拍證件照時，韓詠華臨時起

意拍的。

梅祖芬回憶：“當時我們一家、歷史繫雷海宗教授的太太和一個小女孩—那個女孩比我年紀還小點，還有一位劉太太帶著一個小孩，由清華一位管總務的畢正宣老師領著坐火車先到天津。之後我們買了船票，從天津到上海，從上海到香港。我記得那船叫海口船，是一種很長的大船。為了安全，慎重起見，船開得特別慢，本來八天的行程，十六天纔到。到香港後我們繼續坐船到越南，那時候叫安南。後來又走了好長時間，下船後再坐火車。不記得是怎麼纔到了昆明，反正時間挺長的，也挺艱苦的。”他們剛到昆明的時候住在大觀樓附近。梅祖芬說“就是有那副特長對聯的大觀樓”。她記得剛到的時候，看見父親書桌上有一張他用毛筆寫的字條：“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這是她有生以來記住的第一句宋詞。

梅貽琦一家的合影，攝於1939 年。

後排左起：梅貽琦、韓詠華、梅祖肜；前排左起：梅祖芬、梅祖彥、梅祖彬、梅祖杉

梅家來昆明後，先住在東寺街花椒巷6 號，後常住西倉坡5 號，這是清華大學昆明辦事處。據梅祖芬回憶，西倉坡原來有東西兩個院子，在一次轟炸中東院被炸出了一個大坑。他們家住的西院，呈三合院的格局，三面有房，且均為上下兩層樓。按照韓詠華的描述：“正面小樓上是月涵的書房和臥室。樓下即是聯大辦公處。我住在西面小樓上，樓下是會客室。教務長潘光旦先生住在南面的樓上。”

梅祖芬清楚記得樓下大廳是清華的辦事處，她說：“學校開會就在大廳裡。”她對清華秘書長潘光旦教授也住在這個院子裡同樣記憶清晰，因為她和潘光旦的女兒就合住在辦事處左邊的一個房間。韓詠華對在西南聯大這段生活描述得很詳盡，後來許多寫梅貽琦夫婦的文章，內容基本來源於此，可惜，或斷章取義，或添油加醋，或借題發揮，甚至有的還無中生有，為尊重事實的原貌，我在此還是恢復韓詠華原本的文字吧：

我們的家先住在昆明花椒巷，一年後遷往西倉坡。……月涵一到昆明，就把校長專用的小汽車交給學校公用了。他外出開會、辦事，近則步行，遠則搭蔣校長或別人的車，無車可乘也從不埋怨。他經常和孩子們一起安步當車，走一段不近的路。在昆明的幾年中，除了辦校外，突出的事情就是跑警報，幾乎天天要跑。日本飛機來轟炸時，從容飛來，從容飛走，可以說是暢行無阻，如入無人之境。一有警報，國民黨空軍自己先把飛機飛走，保護起來。昆明根本談不上什麼空防。西南聯大也沒有防空設施，飛機一來大家就跑開躲起來。月涵在走開之前，總是先把文件收拾妥當，放好鎖好纔走。他作為校長，也和教師、學生們一起跑到學校後面的小山上，在墳頭之間躲避一下。日本飛機轟炸，至今還給我們的記憶留下一件很難過的事。每次跑警報，辦事處都是把學校的文件放在一個簡易的防空洞內，留下兩個工友看守。一次，大家上午跑出去，下午回來時，發現辦事處已經被炸，文件全被炸毀，兩位工友也被炸死。他們之中一個是青年，另一個是老人，姓尹，以前每次大家跑警報回來時，他都預備些熱茶給大家喝，可是這次卻不幸被炸死了。1941 年鼕，珍珠港事件發生後，有些美國空軍部隊來到昆明，日本飛機不大敢來轟炸了，跑警報的事纔少了一些。

另一位親歷者，清華的陳岱孫教授對跑警報也印像深刻：

一有警報，我們就往後山跑，上墳堆裡去，飛機來了，就趴在墳堆裡看著下炸彈，下了炸彈以後飛機飛走了，我們纔站起來。那時候，張伯苓校長在重慶，蔣夢麟也經常到重慶去，有時也在昆明，但是很少參與學校裡的事情。梅校長就是那個時候的校長，盡管名義上是常委。他經常每天辦公，警報一來，也跟學生一樣一起往後山跑，飛機來時，跟學生一樣趴在學生身邊。所以當時，學生看起來，梅校長是很親近的。

在跑警報中，梅貽琦臨危不懼、先人後己的君子風範給女生留下了深刻的印像：“有一次在緊急警報後，來不及走避的同學，便集中在南院防空洞前，看見梅校長到來，當然請校長先行，而敵機已來空中機槍掃射，在這樣危急的情況下，校長仍堅持我們一個個先進去，自己殿後。長者風範，真令人欽仰。”レ

梅祖彥在自傳體的《八十自述》裡對初到昆明這段日子也有記述，主要講了父母如何抓緊他的學業，但字裡行間也寫到了被“跑警報”嚴重打亂的日常秩序。

到昆明不久，就有日軍飛機來轟炸，很多地方中學都疏散到鄉下或外地去了。父母為我們請了家庭教師，在家學習，分初中、高中兩個班。我和瀋銘謙、朱文華在初中班，我們的主要教師是王般先生（他當時是西南聯大助教，解放後為北京外交學院教授），他兼教中文、英文和史地等課，梅美德先生教幾何。1939 年全家遷到城北，這個私塾也就停辦了。高中班的學生多數考入大學。

從這一年夏天到1940 年夏天，我又在家自學了一年，由父親教些數學、物理，到張彭春夫人家去學英文，自己學習歷史、地理等。這一年的學習方式很不正規，但也適合當時需要常跑警報的環境。1940 年秋考入昆明私立天南中學（英國公理會辦），插班入高中二年級。此時家住城北，學校在城南，每天走路一個來回。後來空襲緊張，學校隻在清早和傍晚上課，那就得每天跑兩個來回，馮友蘭先生的公子馮鐘遼和我自幼是好友，現在又是同學。我們每天在昆明的大街上不停地奔走，倒也把身體練出來了。

韓詠華在文章中還提到了搭蔣校長的車，這位“蔣校長”指的就是北大校長蔣夢麟。韓詠華說，西南聯大三位常委原定每人輪流任兩年主席，但張伯苓和蔣夢麟兩位先生均在重慶另外任職，梅貽琦隻好一人辦理日常事務，遇到大事再找他們兩位商議，因此更加忙碌。確實如此，盡管是三校聯合，但清華在西南聯大中占據主體地位。在西南聯大成立之初，無論是學生人數還是教師人數，清華都占了半數之多。而在西南聯大辦學的八年多中，雖然名義上是三位校常務委員集體領導，但實際上，聯大的日常校務和重大決策都是由梅貽琦主導的。

看來，蔣校長應該不常來昆明，他的車自然很難搭上。因此，梅貽琦在多篇日記中記下了他和子女安步當車的快樂。隨手舉一例：1941 年5 月11 日，是個星期日，上午八點半，梅貽琦帶次女梅祖肜、公子梅祖彥及幼女梅祖芬去梨煙村，回程時“同步行返城內”。梨煙村是清華大學教授和職員家屬居住地，坐落在玉案山腳下，坐西朝東，村後大山橫亙，全村南北延展約三四裡。一條主街在村中蜿蜒，街道兩旁散落著農家住戶，樹叢、池塘和打谷場點綴其間。據說過去村裡梨樹很多，有“梨園”之稱。在雲南話裡“園”和“煙”相諧，因此通常在文字上把這個村子寫成“梨煙村”，後來正式定名為“龍院村”。梅貽琦在日記中寫道：“四點與三孩同步行返城內，六點到家。因途中緩緩行來尚不覺倦，三孩則較為高興矣。”ワ兩年以後，他與孩子步行，仍然興致甚高：“（1943 年）2 月9 日 午飯為徐行敏夫婦約新村，往返與肜、彥步行，頗有趣。”ヰ在校友蔡麟筆的悼念文章中也有生動如畫的一筆：“梅先生……每天早晨由西倉坡清華辦事處步行到新校舍，每天往返四次，四季藍布長衫一襲，手杖一根，八年如一日。”

1941— 1943 年，是西南聯大師生最為艱難的時期。據《西南聯合大學與清華大學（1937 — 1946）》記錄，當時昆明物價為抗戰初期的404 倍，而聯大教職員薪金隻有原薪金的10.6 倍。梅貽琦在日記中也曾描述過一家人為避空襲租住了西郊龍院村的李家院子：“屋中瓦頂未加承塵，數日來，灰沙、雜屑、干草、亂葉，每次風起，便由瓦縫千百細隙簌簌落下，桌椅床盆無論拂拭若干次，一回首間，便又滿布一層，湯裡飯裡隨喫隨落。每頓飯時，咽下灰土不知多少。”韓詠華留下了更為詳盡具體的記述：

我們和潘光旦先生兩家一起在辦事處包飯，經常喫的是白飯拌辣椒，沒有青菜，有時喫菠菜豆腐湯，大家就很高興了。教授們的月薪，在一九三八、三九年還能夠維持三個星期的生活，到後來就隻夠半個月用的了。不足之處，隻好由夫人們去想辦法，有的繡圍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食品，拿出去賣。我年歲比別人大些，視力也不很好，隻能幫助做做圍巾穗子。以後庶務趙世昌先生介紹我做糕點去賣。趙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鄉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個銀錠形的木模子做成糕，兩三分鐘蒸一塊，取名“定勝糕”（即抗戰一定勝利之意），由我挎著籃子，步行四十五分鐘到“冠生園”寄賣。月涵還不同意我們在辦事處操作，隻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質繫教授袁復禮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個孩子，比我們的孩子小，有時糕賣不掉時，就給他們的孩子喫。有人建議我們把爐子支在“冠生園”門前現做現賣，我礙於月涵的面子，沒肯這樣做。賣糕時我穿著藍布褂子，自稱姓韓而不說姓梅。……由於路走得多，鞋襪又不合腳，有一次把腳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腫起來。

以上即是流傳最廣的“梅校長夫人挎籃賣定勝糕”的來龍去脈。

我向表姨梅祖芬核實這段往事，她做了一些補充：“趙世昌先生是潘光旦夫人的弟弟，他教給我娘他們的配方：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加上白糖和好面。之後，寶狀的木模子做成糕，放在爐子上蒸，兩三分鐘蒸一塊，蒸出來的糕是粉紅色的。在二表舅母家裡制作，由我娘負責送到冠生園寄賣。有時我也跟著去送。”

話中提到的“二表舅母”即袁復禮先生的夫人。袁復禮是韓詠華的表弟，那時他們一家八口也住在西倉坡，和梅家在一條胡同，兩家相距不遠，他們的生活也很艱苦。西南聯大一些教師靠兼課獲取的額外收入來補貼家用，而袁復禮從來沒有去兼過一節課，全部心思都放在學生身上。他家子女多，收入少，到了鼕天孩子們都穿不上毛衣。學生們看不過去，大家湊錢買了幾斤粗毛線送去，好幾次都被袁先生拒絕了。最後不得不請一個研究生去再三說情，袁先生纔勉強收下了。

袁復禮的夫人廖家珊也是大學畢業生，為了讓丈夫把全部精力用在事業上，她放棄了工作，承擔起全部的家務重擔，六個孩子都是她一手帶大的。韓詠華說過：“袁家有六個孩子，比我們的孩子小，有時候糕賣不掉時，就給他們的孩子喫。”這段話講的正是這一段時間兩家互助共度艱難。在自己家中，韓詠華把賣糕得的錢給祖彬、祖肜每，那時兩人已經上西南聯大了，祖杉、祖彥還在讀中學，所以給他們每人，最小的祖芬也，讓他們添置學習用品。“後來，梅先生很覺不安，因為教授夫人們孩子多，家務忙，顧了做零工，就顧不上管家，這樣不是長久之計。以後由清華工學院為駐華美軍承擔設計，建造房子，得了錢分給教職工貼補生活，大家的日子就過得好一點了。”

如此清苦的日子一直延續到抗戰末期。1945 年4 月底，在成都燕京大學做代校長的梅貽寶恰因公干應邀赴美。戰時赴美隻有美國空軍運輸機可乘，他當時由重慶、成都飛到昆明，抵達時天色已晚，需次日續飛，正好趁便去看五哥、五嫂。他寫道：“好不容易找到那‘校長公館’。校長家裡飛來了不速之客，難免有些緊張。尤其是晚飯已過。給我安排喫一頓飯，亦頗費周章。大概是向同院住的陳福田家裡討來的面包牛油，連過夜的行軍床。……諸姪們看到‘老叔’很是親熱。”

這張床就搭設在書架前、書桌旁，被子也是臨時借來的。晚上梅貽琦一面看學校公文，一面和弟弟敘談家常。梅貽寶說：“當晚隻見祖彥姪悶悶不樂，迥異尋常。……我問到祖彥，‘五哥’纔說，兩天前跑警報，彥姪把一副眼鏡連盒給跑丟了。家裡無錢給他再配一付（副），而他沒有眼鏡就不能念書，故而父子都覺十分窘困。”梅貽寶感慨不已：“亦曾聽說‘五哥’在昆明主持聯大，生活不寬裕，但未料到他們一貧至此。遐邇傳聞的校長太太制賣定勝糕的佳話，大概就屬於這個時期。現在想來，近乎奇談，亦應視為吾國教育界從業員的美談。”

西南聯大的學生讀書、生活的條件也很艱苦。1941 年，著名的經濟學家劉國光當時還是一個十八歲的學生，他考進西南聯大時，學校已在文林街口外建起新的校舍，他說：“西南聯大辦學條件很簡陋，先是借用中學校舍和會館作教室，待到我上學時，聯大已在文林街的昆華北院和北門外建起了簡易校舍，其簡易程度超乎現代人的想像：茅草房、煤油燈、幾十人的大通鋪。讀書生活很清苦，經常喫不飽，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隻能喫兩頓飯。早上喝稀的，晚上喫干的，米粒中夾雜著小石子，成了‘八寶飯’。還不時地拉警報，躲避敵機襲擊。”我後來看到了對新校舍更細致的描述：一排排的土坯房，窗戶是個大圓窟窿，沒有玻璃，豎插幾根帶著樹皮的木棍作為護欄。空氣流通條件倒是極好的。屋頂原是鐵皮蓋子，後來因為經費不足便把鐵皮拆下來賣了，換成茅草屋頂。那土頭土腦的樣子根本不像個高等學府，倒像鄉村裡的莊稼大院。走進校門，便是貫穿南北的一條長長的土路。這土路一下雨便泥濘不堪，幾乎下不得腳。還有對學生宿舍的描述：大筒子間，一間房裡睡四十多個人，上下兩層的木板床靠牆排成兩大排，每排十個，與兩面的牆壁成垂直形狀站立著。兩排大床中間是個通道，格局就像火車車廂裡的臥鋪。

    梅祖彥1942 年考入西南聯大， 學號為31598（31 代表民國三十一年）。這時梅家已經有四個孩子在聯大讀書了：祖彬在外語繫、祖肜在生物繫、祖杉在社會繫、祖彥在機械繫。重慶政府為西南聯大的學生發放了補助金，但梅貽琦不讓自己的子女領取。

梅祖彥講述自己上學時的情景時說：

聯大工學院新生都住昆中北院。有兩排木結構的二層樓，每間屋裡放四張雙層床，一間屋裡住八個人，我的床位靠近門口，東西丟了好幾回，最後隻好搬回家去住了。

…………

從二年級起，就到拓東路去上課。這一段的學習生活給我的印像不很愉快。因為這一年的功課更重了，每周都有一兩次測驗，學生永遠處於緊張狀態。這時已入深秋，學生們蜷伏在用木板搭成的小桌上做作業，縮手縮腳，很多課是在迤西會館大院的二樓明廊上的，秋天清早計算尺都凍上了，要用口呵氣纔能拉動。同時學生生活條件也太差，比在新校舍還要差，學生自己組織膳團，輪流辦理伙食，要缺課去監廚買菜，喫得不好，還要受到大家批評。

梅祖彥對“不知有多少流亡學生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拼命學習”感佩不已，他對西南聯大各位名師開出的眾多課程記憶猶新：“一年級的功課都是在新校舍上的，印像最深的幾位教師有楊周翰（英文讀本）、王佐良（英文作文）、鄭華熾（物理）、蔡維藩（西洋通史），蔡先生講課猶如說書，倒背如流。當時雷海宗先生開中國通史課，很受學生歡迎，可惜選課時沒有選上。馮友蘭先生給我們上倫理學，在昆中北院的一個露天講壇上課，大家都說當年孔老夫子一定就是這樣開講的。西南聯大的教學很注重大課演講，特別是基礎課，課後要同學自己看參考書，很少輔導，因此要求學生有很高的自學能力。參考書中有很多是外文書，所以也要求學生學會英文。”

二年級的課程屬於工學院的專業課了：力學（白家祉）、微分方程（嚴道岸）、機械學（劉仙洲）、工程畫（李揖祥）、化學（張為申）、測量（楊式德）、金工（強明倫）、木工（劉國模）。梅祖彥說後兩者都是很有意思的課程，他尤其喜歡木工，“因為它干淨，而且不像鉗工那樣艱苦”。

就在西南聯大教師生活水平降到冰點的1942 — 1943 年，據《西南聯合大學與清華大學（1937 — 1946）》統計，校中同人不但更動較少，且教職員工有增無減，成為西南聯大史上教授最多的時候。西南聯大的教師隊伍常年穩定在三百五十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講師、專任講師、教員及助教，其中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師總數的一半以上。在一百七十九名教授、副教授中，有一百五十多名年富力強、朝氣蓬勃的曾留學歐美的海歸學者。全盛時期的西南聯大共開出一千六百多門課程。1931 年12 月，梅貽琦在接任清華大學校長的就職演說中說：“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梅貽琦在主持西南聯大的這段時間裡實現了“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