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書寫《中國西部新文學史》（即《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修訂版）序言時，我們的思緒常常不自覺地遊離到文學之外。遙望西部，內心湧動的不僅僅是對奇詭的自然造化的神往，還有對層層累積的歷史文化、多民族色彩不斷探尋的衝動。地處歐亞內陸的西部，從人類的童年開始，就是一塊生長英雄和英雄史詩的高地，一塊放牧著野心和激情的高地。這裡曾是人類文明的交彙地之一，世界幾大文明在此留下了踫撞、融彙的歷史印記。古“絲綢之路”既是連接東西方的玉石、絲綢、瓷器、香料、茶葉等的貿易之路，也是古代中國連接歐亞大陸的重要樞紐和通向世界的主要通道。無論是“喜馬拉雅運動”與青藏高原的隆起，還是昆侖神話對中華民族起源的哺育與想像，從遠古的地質變遷到人文化地“根”的溯源，一切都充滿了神秘的昭示意義。這裡還是珍稀動植物的海洋，1925年至1927年，美國植物學家、人類學家約瑟夫·洛克在青藏高原東北邊緣的迭部一帶流連忘返，他由衷地慨嘆：“我平生未見過如此絢麗的景色。如果《創世記》的作者曾看見迭部的美景，將會把亞當和夏娃的誕生地放在這裡。”不僅如此，這裡還有古像雄文明、神秘的樓蘭古國、大地灣早期農業種植與建築藝術、聞名世界的彩陶藝術、遍布各地的青銅藝術、橫貫數千裡的石窟長廊等歷史遺存。還有與水有關的文明進化烙印：亞洲的古像——黃河古像，就發現於隴東馬蓮河畔；河西走廊昌馬盆地發現的生活在大約1.1億年前的“甘肅鳥”化石，是世界上古老的今鳥型類化石，填補了鳥類進化史的空白。這種鳥，長有翅膀，能像鴨子一樣潛水，以魚、昆蟲為食，偶爾也喫植物……一切都說明了西部高地很久以前水草豐茂的事實。面對洪荒時代留下的久遠的刻痕，我們不止一次地想像，洪水過後的西部高地，不止一群人沿著洪水退去的足跡遠行，向太陽升起的地方遷徙，那也許就是人類初的足跡。總有一些隆起的高地牽掛著我們的夢想，因為文明進化的階梯在此完成。人類進化源頭產生裂變時的巨大能量——文明的光芒始終照耀著人類的旅程。考量人類文明的進程，缺失了什麼？丟掉了什麼？這是人類經常面臨的課題。就像一個人，雖然到了暮年，但總忘不了童年，因為童年孕育著巨大的光芒和能量，滋養了一個人成長的歷程。人類也無法忘掉或者拋棄自己的童年，不管走得多遠，也需要在此尋找力量。文明的進程就是在這樣的不斷回望中完成。
對於中國西部文學的持續關注也正是源於以上思考。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全球化語境下的地域文化差異日益凸現，我們的研究視野也拓展至全球化語境下的文明衝突和地域文化的深層，而自成格局的西部文學美學價值的發現，使我們產生了建構中國西部文學史的初衝動。經過多次學術踫撞和交流，孕育之中的《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架構呼之欲出。2000年，我們擬訂了寫作的初步宗旨和大綱，在此基礎上經過反復醞釀，於2002年申報的“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順利地通過了立項。然而，研究之路從一開始就是不平坦的。迄今為止，我們的現代文學史著作已經足有千種之多，呈現出了“百花齊放”的可喜局面。然而，我們又不得不遺憾地說：由於種種原因，現行的現代文學史無論是在有意識層面還是無意識層面，都將西部文學邊緣化了。換言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著史視角始終停滯在以農耕文明為主體的中原文學板塊和以現代文明為主體的東南沿海文學板塊上，雖然對西部文學的研究和關注也多有局部的涉及，但是總覺得不夠繫統，有一種難言的拼貼感和隔膜感。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們對大量西部文學的文本閱讀得太少；我們對西部文化生態——以遊牧文明為主體的多民族文化形態的不熟悉；我們對西部風土人情、風俗風景的陌生；我們對西部作家表達情感的方式，乃至審美觀念與文本的書寫方式都有著天然的距離感。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撰寫宗旨就凸顯了出來：全面地、繫統地勾畫西部現代文學史的面貌，將它置於一個獨立的、自成體繫的學科研究序列，既要成為我們的研究視角，又要成為我們觀照一切西部文學的價值理念。於是，用新視角去打撈和鉤沉被中國現代文學史忽略、遺忘乃至湮沒的許多優秀作家作品；以新的理念去重新解讀和詮釋大量文本生成的意義，包括那些沒有被發掘的有意味的形式，便成為我們撰寫《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的主體架構和價值觀的關鍵所在，也成為這部文學史修訂版的一個基本遵循。
鋻於此，我們清楚地認識到：西部現代文學史的建構並非是簡單地編撰一部區域的文學門類史，它是西部獨特的文明形態的像征和顯現，受制於西部的自然環境、生產方式、社會歷史進程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樣性、混雜性、獨特性的影響，並一直呼應著中國現代文學主潮的脈動。所以，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站在歷史文明形態的高度，用一種西部文化精神的整體觀來統攝西部文學中的每一個文學現像、社團流派和作家作品。隻有這樣，我們纔有可能把西部文學的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理性高度。
在編撰文學史的過程中，我們首先遇到的難題就是史料和資料的搜集。可出乎意料的是，當我們發出大量信函向西部作家征集資料時，一捆捆書籍和雪片般的信札如期而至。新疆作家陳漠的來信道出了許多西部作家的心聲：“我雖是一個文學新手，但卻有著極其虔誠而積極的期待。關於中國西部文學，我從來沒有消極過。我覺得，對於每一位西部作家來說，無論在任何時候，我們都應當保持一種健康而平和的心態。我們應當站在人類應有的精神高度從事我們的生活和寫作，我們應當把生命一般寶貴的寫作生活建造得更加樸素和動人……我心中的西部文學一直在遠處金光閃爍著，在遠處等我、在遠處發出醉人的咆哮。我是怎樣期待這一切呀！我等待著那條通往來日的秘密通道！”甘肅作家柏原在信中說：“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的建構和寫作，是主流話語對放逐已久的西部文化的深切關注，這一寫作本身的價值遠遠超越了在當下的意義……”我們沒有想到的是，許多作家對我們的研究課題如此盡心盡責並表達了深切的期盼，他們對西部文學發展的那份誠意和熱望使我們深深地感動了，我們沒有理由對這一研究工作有半點馬虎。
如何確立撰寫的總體思路和方法當然也是成書的關鍵。首先，西部現代文學史的空間區域的劃分和時段上下限是個難點。在空間區域的釐定上，“文化西部”成為我們劃分西部邊界的內在標準。這裡的“西部”是一個由自然環境、生產方式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等要素構成的獨特的文明形態的指稱，是以遊牧文明為背景的融彙了遊牧、農耕和前工業的文明範疇（另外兩個中國的文明範疇是：中部以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為主體的文明範疇，沿海都市以後工業與後現代文明景觀呈現的文明範疇）。在時段劃分上，我們本著西部文學的內在邏輯線索，參照政治社會文化的變遷，但不唯政治標準劃分切割的理念，對西部現代文學進行分期，盡量做到接近歷史的真實與客觀。其次，作為文學史觀照的主體對像的作家作品，我們既要用宏觀的文化視野和人文理性的價值觀去概括其總體特征；同時也要以微觀細致的文學研究的方法去進行工具性的梳理。從形而上到形而下再到形而上，成為我們內在的撰寫視角。在研究中，我們著重強調的是這部文學史的內在的審美邏輯線索和文化精神線索的貫穿。因此，確立了西部文學“三畫”（風俗畫、風景畫、風情畫）和“四彩”（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的研究格局，以此來剖析文本。唯此，我們纔將獲得對西部文學準確的文學本質的美學把握。
在新世紀的這十幾年中，有媒體和研究者指出，2004年出版的《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是中國部西部文學史，它填補了中國文學史書寫的空白——全面繫統地勾畫了20世紀西部文學發展的脈絡和演進過程。由於文學史收入的作家比較全面，闡述獨到，而且敘述方式采用了不同於以往的文學史書寫方式，所以，文學史不僅走進了高校，也走到了研究者案頭，可以說它的價值和意義就在時間的刻度裡……而我們始終認為，這部文學史之所以會得到太多的肯定，主要源於對西部文學價值的重新發現，其實我們的研究隻是打撈了人類文明長河中一些閃爍的貝殼而已。正如初版序言結尾寫的那樣，2004年出版“《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所關注的是西部文學的進行時，因此，遺漏和局限也會隨著時光流逝畢現，但我們追蹤的目光不會停止”，所以說，時過十多年的再一次大規模修訂和補充，就是我們不斷追蹤、思考的結果，也是對這一承諾的兌現。本次修訂的一個重點是將西部文學史的書寫時段由初版西部文學史的截止時間2003年拓展至2017年。修訂版增加了兩章十五節十六餘萬字的內容，對四個章節給予了大幅度修改、刪減，還對通篇內容進行修改、補充。來自全國著名高校和研究機構的二十多位文學研究者進行了為時三年的修訂，除一批年輕的文學研究新銳參與外，這一次還邀請到了賀仲明、李玲、陳霖、黃軼等文學研究專家加盟。修訂版更名為《中國西部新文學史》。正如研究者說的，十多年前，這一部文學史的寫作價值遠遠超越了時代的意義，而今，源自文化自覺的“重新寫作”依然如此。
十餘年來，西部文學湧現了大量新生代作家，部分西部作家的創作也發生了很多改變和突破。所以，此次重新修訂的內容之一就是補充了自2003年至今出現的新晉作家作品、老作家的創新與變化，以及推動西部文學發展的現代文學制度如文學期刊、社群、文學活動對西部文學的影響等。《飛天·大學生詩苑》是文學期刊中增補的內容之一，這個欄目曾刊載約一千一百人的兩千三百多首詩歌，涉及三十多個省市的五百多所高校，包括港澳和旅美大學生。一批已有影響的青年詩人如葉延濱、徐敬亞、葉舟、於堅、王家新、海子等人都可從《大學生詩苑》尋覓到當年脫穎而出的蹤跡。可以說，《飛天》是80年代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一個重要陣地。這一次修訂，在原文學史1949—1979期間增加了“西部想像與別具一格的文學書寫”一節。井上靖、梁羽生、金庸三人進入西部文學史書寫視閾，是因為他們具有很重要的文學史意義。幾位作家都未到過西部，而西部卻又成為他們的書寫對像；他們在這一時期的寫作風格，為1949年以後三十年間的中國文學書寫和文學史書寫所獨見。日本作家井上靖的《敦煌》繫列和《樓蘭》繫列西部小說曾在日本掀起了“中國西部熱”“敦煌熱”，實際上他本人是1977年纔來到中國的，應該看到那些歷史小說是來自於他對中國西部的想像。梁羽生的武俠小說有三十五部，其中“天山繫列”有二十部，而純粹以天山為背景的有十二部。金庸的《白馬嘯西風》這部小說的故事就完全發生在新疆。當然，金庸其他作品中涉及西部的篇幅沒有《白馬嘯西風》這麼重，但這些足以顯示西部是他寫作的重要文化符號和想像空間。重新修訂的另一個深刻原因在於：西部文學本身蘊含的深刻文化像征意味。作為美學精神的內化——西部風骨，已經成為西部文學、西部文化對於中國文學和文化的饋贈和貢獻。尤其是自20世紀80年代掀起的“西部文學熱”到新世紀的今天，中國文學一直存在一個顯性與潛藏著的“精神上的西進”，向西部尋找精神資源和動力，尋找生命的力和美，尋找詩性浪漫主義和夢想。因為西部是一個獨特的存在，是一個精神的高地，是英雄史詩成長和流傳的高地，是這個文化消費時代的“存”與“真”。西部蘊藏著豐富的文學內容，是文學的富礦。從文明史的視角看，西部文學具有“活化石”的意義。長期以來，這是一個被忽略的領域，理論界對此關注不夠。而西部作家深陷其中，由於沒有外在文明的參照，創作視野也受到極大的限制。這一現狀是“文明差序格局”和中國文學的地域空間造就的。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呼喚並期待：西部的作家能夠用自己的文學智慧和恆定的價值理念創作出無愧於一個大時代的鴻篇巨制，不要忽略腳下具有世界意義的文學描寫素——那個能夠創造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富礦——原始的、野性的自然形態和尚未被完全破壞的文化形態所給予的審美觀照。在這一點上，我們比較認同“茅盾文學新人獎”獲得者弋舟對此作出的呼應，他說：“‘西部特色’將是一個日新月異的所指……那些亙古與恆常的準則，永遠會作用在我們的審美中”，“在主題表達中，堅持一個中國作家應有的人性價值立場是毋庸置疑的；而重要的是在題材領域裡我們在多種選擇中，可能自然生態的描寫，風景、風情和風俗的描寫應該成為我們的長項；而浪漫主義的描寫方法也應該成為恢復中國現代文學此類缺失素。所有這些特質的揮發，一定會使西部文學的特征予以凸顯，使其成為中國文學發展新的迷人的風景線”弋舟：《站立在城市的地平線上》，《當代作家評論》，2015年第4期。。這也正是我們追尋和期待的。
後，我們首先要感謝的是那些為本書撰寫工作提供了大量資料的西部作家和文學工作者，沒有他們的奉獻，此書的寫作肯定會受到阻遏。再者，要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給予的支持，在文學史出版十年後提出修訂的建議並竭力促成了修訂工作的完成。沒有上述熱心者的無私幫助，此書的問世都是很困難的，我們再次表示誠摯的感激之情。後還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深知西部文學研究尚有許多盲區，亟待更多的文學研究者去關注、去開墾，尤其是那些用少數民族文字書寫的文學作品，囿於種種條件限制，我們無法對其展開大規模的翻譯和研究，隻是關注了翻譯成漢語的部分作家作品。在此，我們深表遺憾。這部《中國西部新文學史》存在的缺憾，希望得到大家的關注和修正。當然，我們追蹤西部文學的目光也是不會停止的。
丁帆馬永強
2018年4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