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29日星期五，我正坐在一輛旅遊車上向珍珠港進發，手機的鈴聲突然響了，調子是很逗人發笑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樂的歡樂頌。我突然有一種不祥之兆，鈴聲響了幾次之後，我纔猶豫地接通電話。


     “出事了，出大事了。” 打電話的是公司的司庫Allen。

    
“怎麼回事，Allen？”我盡可能冷靜地問道，因為我不想驚動正在跟我一起度假的太太和孩子。

    
“實在對不起，在度假的時候打擾你，因為我不能再等了。對方的股東說他們已經拉到超過百分之五十的選票。”
“什麼？”我失聲叫出來，但是馬上又壓低嗓門，悄悄地問道，“這怎麼可能呢？” “是的，他們是帶著律師來的，要接管公司。”
這個晴天霹靂猶如日本人偷襲珍珠港的重演。就像60年前日本空軍重創美國海軍一樣，我在此地遭到突然襲擊簡直是不能再更富戲劇性了。帶著太太、六歲的女兒亭亭和三歲的兒子虎子到夏威夷度假之前，公司的股東為了拉票鏖戰正酣。我反復統計了已知的反對票和未決票，算來算去總覺得反對派無法拉到足夠的選票來推翻我們。我們的假期早就預訂好了，但是因為雙方之間的差距甚微，我反復地思想鬥爭，是否應該取消假期，萬一有事可以就地解決。我經常出差，大部分時間在世界各地雲遊，很少跟孩子們在一起。因為經常跟家人分離而產生的內疚占了上風，使我後還是決定去度假。


    登上飛往夏威夷的飛機之前，我制訂了應付危機的計劃以防萬一。

    
假期還沒開始就什麼都不順。我們的班機是從紐約的拉瓜地亞機場出發，我當時完全心不在焉，因為我的國際航班總是在肯尼迪機場出發，於是我就習慣性地把全家帶到肯尼迪機場，根本就沒有想到夏威夷是國內航班。幸好當時有一班飛往明尼阿波利斯的飛機，我們總算在那兒趕上了轉飛夏威夷的班機。


    
我們的夏威夷假期實在使我大倒胃口。到珍珠港之前，我們先去了有名的威基基海灘。我負責三歲的虎子的安全。我在中學裡是校遊泳隊的隊員，可是我太太根本不讓我在海裡遊泳，更不用說把虎子背在背上遊了。我稍微往深水走幾步她就把我叫回來，老是提醒我：
“你可別忘了Jeremy。” 她不斷地提到Jeremy實在是太掃興了，我後悔真不該選擇這個海邊的勝地度假。

     我問Allen：“你有沒有向他們要贏得拉票戰的證據？”
“要了，他們隻是拿出一沓簽過字的選票晃了一晃。” “你點過票數沒有？”
“還沒有。我們的人正在會議室裡點呢。恐怕要點好久，我等不及了，所以就先給你打電話。” “你能不能讓他們等我回來再說呢？”
“好吧，我試試看。我告訴他們你在度假，他們根本不睬我。我想他們來之前就知道你正在度假。”
“Allen，請馬上給我在班離開夏威夷的航班上訂個座位，到肯尼迪、拉瓜地亞或者紐瓦克機場都行，隨便哪家航空公司，什麼艙位都行。我會盡快趕到紐約。”我用手擋著嘴悄悄地在電話上吩咐Allen，不想讓我的太太和孩子知道，能多瞞一會兒就多瞞一會兒。


     “好的，胡律師。”
盡管我自己就是律師，我還是馬上給公司在紐約的律師Russel打電話商量對策。暴曬在夏威夷的酷日之下，我的汗衫濕透已貼在背上。我們的導遊一路上總是說笑話，把全車人逗得前仰後合的。所有這一切對我來說都是既討厭又毫無意義的雜音。每到一個景點，我的眼睛在墨鏡後面杲杲地凝視著蔚藍的海水，卻視而不見。我也在風景如畫的旅遊勝地跟家人合影留念，臉上還強打著笑容，嘴裡也說著“cheese”，每張照片上的我都是在打電話。


    我現在常常自問，我去過夏威夷嗎？答案是，我當然去過的。那麼夏威夷是什麼樣的呢？答案是我不知道，或者說我什麼都不記得了。當我正在珍珠港度假的時候，他們發動了那場“政變”，時間選得實在不能再好了。


    
我跟Russel的電話不斷地被Allen和其他驚慌失措的同事們的電話打斷。我讓他們盡量冷靜下來，但他們還是不斷地給我打電話。旅遊車上跟我們一起度假的遊客們開始用擔心的眼光看我，他們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這個在當地絲毫不起眼的亞洲人，居然會在太平洋當中這個寧靜而悠閑、天堂般的小島上打這麼久的電話。我後悔出門時帶了手機，真希望回到既沒有電話、傳真機，也沒有國際互聯網的時代去，好連電和自來水都沒有。我不斷地咒罵自己，為什麼在上旅遊車之前沒有把那個該死的電話關掉。


    
我的奇怪行為當然逃不過太太的眼睛。過了一兩個景點之後，她把我拽到一邊問我到底出了什麼事。我哄她說公司裡有些急事需要我立刻處理，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但是我的電話還是不斷地響，個把鐘頭以後，我的手機終於沒電了。旅遊車到了下一個景點，我跑到一個公用電話亭，用信用卡給
Allen打電話。他已經為我在當天晚上飛往紐約的班機上訂了座位。他還告訴我，原來支持我們的一個大股東投奔了反對派，看來是大勢已去了。


    
我知道已經瞞不住太太。我們中午回到旅館喫飯，我把她拖到面向威基基海灘的陽臺上，隨手帶上門。

    
“親愛的，我想我恐怕不能跟你們度假了。我馬上得飛回紐約，因為公司裡有一些急事需要我處理。” “什麼？”她喫驚地瞪著我，“幾點的飛機？”
“三個小時以後。” “三個小時？天哪。出什麼事了？” “沒什麼大事，就是一點重要的事情。”我裝得盡量冷靜。

     “什麼事情那麼重要？他們不知道你在度假嗎？” “他們知道。”
“別人不能代你處理一下嗎？” “不行。” “你是不是不跟我們回上海去了？” “我想恐怕不行了。” “今天是星期五，你周末能干什麼呢？”
“嗯，有一些事情需要我立即處理。” “那你叫我怎麼辦啊？我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還有那麼多行李。”
“你可以把行李放在手推車上，也不用自己提。” “你說得倒輕巧，兩個孩子在機場裡到處亂跑，咱們倆都有點看不住呢。”
“非常抱歉，親愛的，但是我非走不可。” “那你去多久呢？幾天？也許我們可以在夏威夷多待兩天等你，你回來以後我們再一起去上海。”
“我也不知道要去多久。也許幾天，也許幾個星期。恐怕你得一個人到上海去了。” “你怎麼可以這麼干？你叫我怎麼跟上海家裡的人說呢？”
“你就告訴他們有些重要的事情需要我處理。”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