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寫這本小書的緣起，全是得自一句不經心說出來的自嘲。
半年前在臺北開會，閑暇時與友人焦桐夫婦小聚，酒足飯飽之餘，不禁談到他們的新文化事業——二魚出版社，和海峽兩岸三地的出版業。
謝秀麗剛從大陸回來，說到大陸的出版業仍然蓬勃，正方興未艾，暢銷書不少，竟然也有幾本以哈佛為名的書，銷路不錯，而暢銷的就是那本《哈佛女孩劉亦婷》，作者是她的母親，而且近還出版了一本續集。我說這位女孩曾是我班上的一個學生，禁不住又加了一句話: “既然連哈佛女孩的媽媽都能寫書，我這個老男人也是貨真價實的哈佛教授，為什麼不能？”坐在旁邊的我妻玉瑩於是當機立斷，慫恿我也寫一本關於自己的哈佛經驗的書。我仍猶豫不決，考慮到自己夫子自道似乎有自吹自捧之嫌，多年來，我寫雜文公私分明，甚少提到我在哈佛的學術生活的一面，就是為了避嫌，也許還是再考慮一下吧。
不料第二天秀麗——焦桐的夫人，也是一位極有經驗的編輯——就把出版合約交給我了，我隻好簽字，生米瞬間煮成熟飯，我隻好先為自己找幾個借口：
其一當然是我現已退休，在名義上已經不隸屬哈佛，所以更自由了，可以暢所欲言，不受拘束(其實，哈佛校方從來不管教授在外邊的言論)。寫這本小書的緣起，全是得自一句不經心說出來的自嘲。
半年前在臺北開會，閑暇時與友人焦桐夫婦小聚，酒足飯飽之餘，不禁談到他們的新文化事業——二魚出版社，和海峽兩岸三地的出版業。
謝秀麗剛從大陸回來，說到大陸的出版業仍然蓬勃，正方興未艾，暢銷書不少，竟然也有幾本以哈佛為名的書，銷路不錯，而暢銷的就是那本《哈佛女孩劉亦婷》，作者是她的母親，而且近還出版了一本續集。我說這位女孩曾是我班上的一個學生，禁不住又加了一句話: “既然連哈佛女孩的媽媽都能寫書，我這個老男人也是貨真價實的哈佛教授，為什麼不能？”坐在旁邊的我妻玉瑩於是當機立斷，慫恿我也寫一本關於自己的哈佛經驗的書。我仍猶豫不決，考慮到自己夫子自道似乎有自吹自捧之嫌，多年來，我寫雜文公私分明，甚少提到我在哈佛的學術生活的一面，就是為了避嫌，也許還是再考慮一下吧。
不料第二天秀麗——焦桐的夫人，也是一位極有經驗的編輯——就把出版合約交給我了，我隻好簽字，生米瞬間煮成熟飯，我隻好先為自己找幾個借口：
其一當然是我現已退休，在名義上已經不隸屬哈佛，所以更自由了，可以暢所欲言，不受拘束(其實，哈佛校方從來不管教授在外邊的言論)。
其二是有鋻於臺灣地區大學生出去留學的人數愈來愈少(大陸和香港似乎無此問題)，由此可以影響到知識視野愈來愈偏狹，所以目前各有關方面正在謀求解決之道，想盡快想辦法鼓勵留學。因此我這本小書或可有所助益，至少可以引起少數大學生出去留學的興趣？倒過來說，對大陸一窩蜂式的旅美渡金風氣也有所警惕作用。
其三則是個人的理由。人過60歲以後開始懷舊，留學經驗當然是個人回憶中的“高潮”，特別是在哈佛求學的那段“八年抗戰”的歲月，更難忘懷，也常同我妻津津樂道，甚至有時在學生面前也曾自誇過：“想當年我作學生的時候，每天從早到晚聽課讀書，哪像你們如此懶惰？我那個年代還沒有計算機，影印費用又貴，不忍心破費，於是自己邊看邊作筆記。聽課當然從不缺席，每學期除了選修四門正課外，還要旁聽五六門其他學科的課，每天在校園裡從這個課室趕到那個課室，為的就是不想漏過堂上大師們講的一字一句……”說著說著，就不免自鳴得意起來。
“英雄不提當年勇”——看來我還是作不了英雄，但仍自信當年的讀書經驗可以為年輕一代的學子提供少許啟發。這本書的部的份量也似乎比第二部重，可見我對自己的求學經驗的心得遠超過我的教學經驗。關於我在哈佛的這段“前半生”，曾在我與陳建華合著的《徘徊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一書中談過，那本書是現已故世的傅偉勛先生約寫的，指明要我談談個人的求學經驗，遂與建華一問一答以“對話式”的文體寫出來，我因教學事忙，由他執筆，他的文采和學識也為那本書增光不少。
這本書則是我自己執筆，但仍以口語體平鋪直敘道來，“對話”卻成了“獨白”，而且因寫作的速度太快，文字未免有“粗制濫造”之嫌。但自認這種敘述方式至少可以存真，不作雕飾的好處也就是不為自己的過去多添色彩，從平淡樸實中達到我的回憶目的。然而，當我寫到第二部——我的教學經驗時，卻開始感到不耐煩起來，非但覺得內容乏善可陳，而且發現自己的心情也很矛盾。在哈佛教授群中我算不了什麼名人，甚至覺得自己多年來受“名牌”之累，終於擺脫之後，實在不願再為這家名牌大學作廣告，因此寫來往往力不從心，對哈佛的學術地位既沒有作深層的剖析也沒有作全面的批判。所幸這不是一本學術著作，而是一本知識性的回憶錄，從個人的經驗來勾畫出哈佛生活的面貌和情趣。對於這家知識名學府——它既是我曾任教十年的地方，又是我的母校——我當然心存感激，也不可能把它批評得體無完膚。然而我由於身在其中，自然不受其惑，多年下來，對母校早已沒有什麼神秘感。也許，這一種“解惑”(disenchantment)的工作，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不再把“名牌效應”視為必然，也不鼓勵年輕學子對哈佛產生盲目的崇拜心理，這種心態在中國大陸和香港風行尤甚。說不定這本書會對哈佛的名聲產生一種反效果，我也在所不計了。
不論如何，我這兩段“哈佛經驗”彌足珍貴，可惜在回憶自己的心路歷程時，我無法用普魯斯特的那種婉轉而精致的文筆，把事無巨細反復敘述得生動異常，隻好退而求其次，後加寫一篇略帶自省的結語，為我這一代哈佛的學生作一個小小的見證。又覺全書份量仍然不足，所以在附錄中加上兩篇已經發表過的雜文，一是寫我在哈佛任教時的同事韓南教授，一是我在哈佛讀書時代有幸拜他為師的捷克漢學家普實克教授。除此之外，又征得以前的學生陳建華同意，把他的一篇描寫我講書（但也對我過譽）的文章也一並放在附錄裡。
我的妻子李玉瑩其實也是這本書的始作俑者，當然義不容辭，特別為此書寫了一篇文章，用她的感性的文筆來描述我在芝加哥和哈佛的教授生活。這本書，和我們婚後我寫的所有作品一樣，要獻給她。有人說我不愛“江山”（哈佛）愛“美人”，恐是過譽了，但也說對了一半。
半年前在臺北開會，閑暇時與友人焦桐夫婦小聚，酒足飯飽之餘，不禁談到他們的新文化事業——二魚出版社，和海峽兩岸三地的出版業。
謝秀麗剛從大陸回來，說到大陸的出版業仍然蓬勃，正方興未艾，暢銷書不少，竟然也有幾本以哈佛為名的書，銷路不錯，而暢銷的就是那本《哈佛女孩劉亦婷》，作者是她的母親，而且近還出版了一本續集。我說這位女孩曾是我班上的一個學生，禁不住又加了一句話: “既然連哈佛女孩的媽媽都能寫書，我這個老男人也是貨真價實的哈佛教授，為什麼不能？”坐在旁邊的我妻玉瑩於是當機立斷，慫恿我也寫一本關於自己的哈佛經驗的書。我仍猶豫不決，考慮到自己夫子自道似乎有自吹自捧之嫌，多年來，我寫雜文公私分明，甚少提到我在哈佛的學術生活的一面，就是為了避嫌，也許還是再考慮一下吧。
不料第二天秀麗——焦桐的夫人，也是一位極有經驗的編輯——就把出版合約交給我了，我隻好簽字，生米瞬間煮成熟飯，我隻好先為自己找幾個借口：
其一當然是我現已退休，在名義上已經不隸屬哈佛，所以更自由了，可以暢所欲言，不受拘束(其實，哈佛校方從來不管教授在外邊的言論)。寫這本小書的緣起，全是得自一句不經心說出來的自嘲。
半年前在臺北開會，閑暇時與友人焦桐夫婦小聚，酒足飯飽之餘，不禁談到他們的新文化事業——二魚出版社，和海峽兩岸三地的出版業。
謝秀麗剛從大陸回來，說到大陸的出版業仍然蓬勃，正方興未艾，暢銷書不少，竟然也有幾本以哈佛為名的書，銷路不錯，而暢銷的就是那本《哈佛女孩劉亦婷》，作者是她的母親，而且近還出版了一本續集。我說這位女孩曾是我班上的一個學生，禁不住又加了一句話: “既然連哈佛女孩的媽媽都能寫書，我這個老男人也是貨真價實的哈佛教授，為什麼不能？”坐在旁邊的我妻玉瑩於是當機立斷，慫恿我也寫一本關於自己的哈佛經驗的書。我仍猶豫不決，考慮到自己夫子自道似乎有自吹自捧之嫌，多年來，我寫雜文公私分明，甚少提到我在哈佛的學術生活的一面，就是為了避嫌，也許還是再考慮一下吧。
不料第二天秀麗——焦桐的夫人，也是一位極有經驗的編輯——就把出版合約交給我了，我隻好簽字，生米瞬間煮成熟飯，我隻好先為自己找幾個借口：
其一當然是我現已退休，在名義上已經不隸屬哈佛，所以更自由了，可以暢所欲言，不受拘束(其實，哈佛校方從來不管教授在外邊的言論)。
其二是有鋻於臺灣地區大學生出去留學的人數愈來愈少(大陸和香港似乎無此問題)，由此可以影響到知識視野愈來愈偏狹，所以目前各有關方面正在謀求解決之道，想盡快想辦法鼓勵留學。因此我這本小書或可有所助益，至少可以引起少數大學生出去留學的興趣？倒過來說，對大陸一窩蜂式的旅美渡金風氣也有所警惕作用。
其三則是個人的理由。人過60歲以後開始懷舊，留學經驗當然是個人回憶中的“高潮”，特別是在哈佛求學的那段“八年抗戰”的歲月，更難忘懷，也常同我妻津津樂道，甚至有時在學生面前也曾自誇過：“想當年我作學生的時候，每天從早到晚聽課讀書，哪像你們如此懶惰？我那個年代還沒有計算機，影印費用又貴，不忍心破費，於是自己邊看邊作筆記。聽課當然從不缺席，每學期除了選修四門正課外，還要旁聽五六門其他學科的課，每天在校園裡從這個課室趕到那個課室，為的就是不想漏過堂上大師們講的一字一句……”說著說著，就不免自鳴得意起來。
“英雄不提當年勇”——看來我還是作不了英雄，但仍自信當年的讀書經驗可以為年輕一代的學子提供少許啟發。這本書的部的份量也似乎比第二部重，可見我對自己的求學經驗的心得遠超過我的教學經驗。關於我在哈佛的這段“前半生”，曾在我與陳建華合著的《徘徊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一書中談過，那本書是現已故世的傅偉勛先生約寫的，指明要我談談個人的求學經驗，遂與建華一問一答以“對話式”的文體寫出來，我因教學事忙，由他執筆，他的文采和學識也為那本書增光不少。
這本書則是我自己執筆，但仍以口語體平鋪直敘道來，“對話”卻成了“獨白”，而且因寫作的速度太快，文字未免有“粗制濫造”之嫌。但自認這種敘述方式至少可以存真，不作雕飾的好處也就是不為自己的過去多添色彩，從平淡樸實中達到我的回憶目的。然而，當我寫到第二部——我的教學經驗時，卻開始感到不耐煩起來，非但覺得內容乏善可陳，而且發現自己的心情也很矛盾。在哈佛教授群中我算不了什麼名人，甚至覺得自己多年來受“名牌”之累，終於擺脫之後，實在不願再為這家名牌大學作廣告，因此寫來往往力不從心，對哈佛的學術地位既沒有作深層的剖析也沒有作全面的批判。所幸這不是一本學術著作，而是一本知識性的回憶錄，從個人的經驗來勾畫出哈佛生活的面貌和情趣。對於這家知識名學府——它既是我曾任教十年的地方，又是我的母校——我當然心存感激，也不可能把它批評得體無完膚。然而我由於身在其中，自然不受其惑，多年下來，對母校早已沒有什麼神秘感。也許，這一種“解惑”(disenchantment)的工作，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不再把“名牌效應”視為必然，也不鼓勵年輕學子對哈佛產生盲目的崇拜心理，這種心態在中國大陸和香港風行尤甚。說不定這本書會對哈佛的名聲產生一種反效果，我也在所不計了。
不論如何，我這兩段“哈佛經驗”彌足珍貴，可惜在回憶自己的心路歷程時，我無法用普魯斯特的那種婉轉而精致的文筆，把事無巨細反復敘述得生動異常，隻好退而求其次，後加寫一篇略帶自省的結語，為我這一代哈佛的學生作一個小小的見證。又覺全書份量仍然不足，所以在附錄中加上兩篇已經發表過的雜文，一是寫我在哈佛任教時的同事韓南教授，一是我在哈佛讀書時代有幸拜他為師的捷克漢學家普實克教授。除此之外，又征得以前的學生陳建華同意，把他的一篇描寫我講書（但也對我過譽）的文章也一並放在附錄裡。
我的妻子李玉瑩其實也是這本書的始作俑者，當然義不容辭，特別為此書寫了一篇文章，用她的感性的文筆來描述我在芝加哥和哈佛的教授生活。這本書，和我們婚後我寫的所有作品一樣，要獻給她。有人說我不愛“江山”（哈佛）愛“美人”，恐是過譽了，但也說對了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