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兩黨杭州談判 1937年3月25日，夜幕悄悄降臨杭城，西湖的喧 鬧也逐漸褪去。在西湖昭慶寺旁的一幢幽靜古樸、名 日“柏廬”的別墅門口，停下了一輛小轎車，從車上 下來的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周恩來同志， 和專程從上海陪他到杭州的中共聯絡代表潘漢年，以 及國民黨聯絡代表張衝，他們秘密來到杭州。周恩來 肩負著全黨的重托，將與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直 接會面，對停止內戰、聯合抗戰的重大事宜進行談判 。次日，正在杭州休養的蔣介石邀請周恩來在西湖南 邊的煙霞寺見面。

這次會面並不容易，是兩黨領導人多方努力、多 方爭取的結果。1936年，面對日本步步緊逼的侵略態 勢，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 指出“現在是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了，本黨不得不向 貴黨再次大聲疾呼：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 統一戰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抵抗日本帝國 主義的進攻，保衛及恢復中國的領土主權，拯救全國 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中國共產黨關於“發動團結 和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敵 人——日本帝國主義”的主張日益受到廣大人民群眾 的擁護和認同。同時，國民黨內的許多上層人士也逐 漸意識到，面對中日必有一戰的局面，隻有停止內戰 ，兩黨攜手，纔能拯救民族危亡。西安事變後，周恩 來受黨的委派到西安斡旋。他處亂不驚，從容應對。

經過多方工作，取得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好結果 ，為國共兩黨正式談判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1937年2月12日，周恩來、葉劍英和國民黨的顧 祝同、張衝等人在西安開始國共領導層的輪談判 ，明確提出要國民黨承認共產黨的軍隊、邊區及各黨 派的合法地位。然而，由於雙方在民主政治與紅軍獨 立領導、蘇區隸屬等問題上的分歧，談判陷入了僵局 。由此，周恩來根據黨中央的意見，提出直接與蔣介 石面談，於是便有了這次的杭州會晤。

在3月26目的杭州談判中，周恩來指出，中國共 產黨對國共合作的立場，是站在為民族解放、民主自 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奮鬥的綱領上的，是為了國家和 民族利益的大計而謀求與國民黨合作的，尋求的是彼 此的諒解和相互的真誠，因而絕不能接受國民黨關於 “投降”“收編”的種種污蔑。同時，他重申了中國 共產黨堅持蘇區行政區完整、政府人員民選推薦、紅 軍編為3個師和紅軍領導人不變等多項主張。

共產黨方面，表示願意為了實現國內和平統一、 民主自由，達到民權主義，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發展 國民經濟，達到民生的幸福這一共同目標而抗戰到底 。

蔣介石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中共可以參加之後 召開的國民大會、國防會議；行政區可以保持完整， 但正職必須由中共推薦的南京方面的人擔任，以應付 各方；紅軍被改編為3個師，4萬餘人，可以設總司令 部，國民黨隻負責聯絡。蔣介石還特別談到過去的兩 黨合作，稱合作的失敗雙方均應檢討：要想保證永久 合作，就不要隻圖目前利益，還要計及將來。中共有 民族意識和革命精神，是一股不容忽視的新生力量， 幾個月來的和平運動影響也不錯，隻要堅守新政策， 必能達到成功。

接下來的幾天，雙方易地再談。幾經交鋒，後 商定：兩黨合作問題，先由中共方面起草一個民族統 一戰線的綱領，另定時間協商；蔣介石這一方，仍由 陳立夫與延安通過電報保持聯繫；關於紅軍改編和經 費問題，由宋子文負責與紅軍代表洽商。

3月30日，周恩來返回西安，隨即回延安彙報了 杭州談判的結果，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大約過了十 天，周恩來直接致電蔣介石，稱：“歸膚施後述及先 生合作誠意，均極興奮，現黨中正開會計議綱領及如 何與先生永久合作問題。”會議結束後就南下去同蔣 介石會晤。同時，考慮到蔣介石的建議，中共中央開 始草擬《御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民族 統一聯盟組織規約》，並討論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與 選舉法。國共談判由此開始接近後的成功。

彼時的中國，民族的危機日益加深。從1937年2 月開始，國共兩黨就如何實現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 問題，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和南京四地進行了六 次談判。在中國共產黨的倡導下，國共兩黨經過不斷 努力和不斷探索，終於掃除了重重障礙，建立了以國 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了全民 族抗戰的新時期。

杭州談判是國共兩黨走向共同抗日的重要事件， 它揭開了國共合作嶄新的篇章，是值得紀念的，更是 值得借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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