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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五年，埃德蒙·胡塞爾在去世前三年，相繼在維也納和布拉格作了關於歐洲人性危機的著名演講。對他來說，形容詞“歐洲的”用來指超越於地理意義之上(比如美洲)的歐洲精神的同一性，這種精神同一性是隨著古希臘哲學而產生的。在胡塞爾看來，古希臘哲學在歷史上首次把世界(作為整體的世界)看作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古希臘哲學探詢世界問題，並非為了滿足某種實際需要，而是因為“受到了認知激情的驅使”。

    胡塞爾談到的危機在他看來是非常深刻的，他甚至自問歐洲是否能在這一危機之後繼續存在。危機的根源在他看來處於現代的初期，在伽利略和笛卡爾那裡。當時，歐洲的科學將世界縮減成科技與數學探索的一個簡單對像，具有單邊性，將具體的生活世界，即胡塞爾所稱的die
Lebenswelt，排除在視線之外了。

    科學的飛速發展很快將人類推入專業領域的條條隧道之中。人們掌握的知識越深，就變得越盲目，變得既無法看清世界的整體，又無法看清自身，就這樣掉進了胡塞爾的弟子海德格爾用一個漂亮的、幾乎神奇的叫法所稱的“對存在的遺忘”那樣一種狀態中。

    人原先被笛卡爾上升到了“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地位，結果卻成了一些超越他、賽過他、占有他的力量(科技力量、政治力量、歷史力量)的掌中物。對於這些力量來說，人具體的存在，他的“生活世界”(die
Lebenswelt)，沒有任何價值，沒有任何意義：人被隱去了，早被遺忘了。

    2

    然而我認為，將這一如此嚴峻地看待現代的觀點看作是一種簡單的控訴會很幼稚。我倒認為兩位偉大的哲學家指出了這一時代的雙重性：既墮落，又進步，而且跟所有人性的東西一樣，在它的產生之際就蘊含了其終結的種子。在我看來，這一雙重性並不貶低歐洲近四個世紀。我因為不是哲學家而是小說家，尤其眷戀這四個世紀。事實上，對我來說，現代的奠基人不光是笛卡爾，而且還是塞萬提斯。

    也許兩位現像學家在對現代進行評判的時候忘了考慮到塞萬提斯。我這樣說的意思是：假如說哲學與科學真的忘記了人的存在，那麼，相比之下尤其明顯的是，多虧有塞萬提斯，一種偉大的歐洲藝術從而形成，這正是對被遺忘了的存在進行探究。

    事實上，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分析的所有關於存在的重大主題(他認為在此之前的歐洲哲學都將它們忽視了)，在四個世紀的歐洲小說中都已被揭示、顯明、澄清。一部接一部的小說，以小說特有的方式，以小說特有的邏輯，發現了存在的不同方面：在塞萬提斯的時代，小說探討什麼是冒險；在塞繆爾·理查森那裡，小說開始審視“發生於內心的東西”，展示感情的隱秘生活；在巴爾扎克那裡，小說發現人如何扎根於歷史之中；在福樓拜那裡，小說探索直至當時都還不為人知l的日常生活的土壤；在托爾斯泰那裡，小說探尋在人作出的決定和人的行為中，非理性如何起作用。小說探索時間：馬塞爾·普魯斯特探索無法抓住的過去的瞬間；詹姆斯·喬伊斯探索無法抓住的現在的瞬間。到了托馬斯·曼那裡，小說探討神話的作用，因為來自遙遠的年代深處的神話在遙控著我們的一舉一動。等等，等等。

    從現代的初期開始，小說就一直忠誠地陪伴著人類。它也受到“認知激情”(被胡塞爾看作是歐洲精神之精髓)的驅使，去探索人的具體生活，保護這一具體生活逃過“對存在的遺忘”；讓小說永恆地照亮“生活世界”。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理解並同意赫爾曼·布洛赫一直頑固強調的：發現惟有小說纔能發現的東西，乃是小說惟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說，若不發現一點在它當時還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說。知識是小說的惟一道德。

    我還要在此加上一點：小說是全歐洲的產物；它的那些發現，盡管是通過不同的語言完成的，卻屬於整個歐洲。發現的延續(而非所有寫作的累積)構成了歐洲的小說史。隻有在這樣一個超國家的背景下，一部作品的價值(也就是說它的發現的意義)纔可能被完全看清楚，被完全理解。

    3

    一直統治著宇宙、為其劃定各種價值的秩序、區分善與惡、為每件事物賦予意義的上帝，漸漸離開了他的位置。此時，堂吉訶德從家中出來，發現世界已變得認不出來了。在審判官缺席的情況下，世界突然顯得具有某種可怕的暖昧性；惟一的、神聖的真理被分解為由人類分享的成百上千個相對真理。就這樣，現代世界誕生了，作為它的映像和表現模式的小說，也隨之誕生。

    笛卡爾認為思考的自我是一切的基礎，從而可以單獨地面對宇宙。這一態度，黑格爾有理由認為是一種英雄主義的態度。

    塞萬提斯認為世界是暖昧的，需要面對的不是一個惟一的、的真理，而是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相對真理(這些真理體現在一些被稱為小說人物的想像的自我身上)，所以人所擁有的、惟一可以確定的，是一種不確定性的智慧。做到這一點同樣需要極大的力量。

    塞萬提斯那部偉大的小說究竟想說什麼？關於這一點已有大量的文獻。有的認為是對堂吉訶德虛無縹緲的理想主義的理性化批評。有的則認為是對同一種理想主義的頌揚。這兩種闡釋都是錯誤的，因為它們都把小說的基礎看作是一種道德態度，而不是一種探詢。

    人總是希望世界中善與惡是明確區分開的，因為人有一種天生的、不可遏制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評判。宗教與意識形態就建立在這種欲望上。隻有在把小說相對性、暖昧性的語言轉化為它們獨斷的、教條的言論之後，它們纔能接受小說，與之和解。它們要求必須有一個人是對的；或者安娜·卡列寧娜是一個心胸狹隘的暴君的犧牲品，或者卡列寧是一個不道德的女人的犧牲品；或者無辜的K是被不公正的法庭壓垮的，或者在法庭的背後隱藏著神聖的正義，而K是有罪的。

    這一“或者/或者”，實際意味著無法接受人類事件具有本質上的相對性，意味著無法面對審判官的缺席。正是由於做不到這一點，小說的智慧(不確定性的智慧)變得難以接受，難以理解。

    4

    堂吉訶德啟程前往一個在他面前敞開著的世界。他可以自由地進入，又可以隨時退出。早的歐洲小說講的都是一些穿越世界的旅行，而這個世界似乎是無限的。《宿命論者雅克》一開頭就抓住了兩個主人公在路上的情景；我們既不知道他們從哪裡來，也不知道他們到哪裡去。他們所處的時間既無開始，也無終止；他們所處的空間沒有邊界，隻是處於歐洲之，中，而對於歐洲而言，未來是永遠不會終結的。

    在狄德羅之後的半個世紀，在巴爾扎克那裡，遙遠的視野消失了，就像被現代建築遮住的風景。這些現代建築是些社會機構：警察局、法庭、金融與犯罪的世界、軍隊、國家，等等。巴爾扎克的時代不再具有塞萬提斯或狄德羅那種樂呵呵的悠閑。他的時代已登上了被人稱為歷史的列車。上車容易下車難。然而，這趟列車還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它甚至還有些魅力。它向所有的乘客許諾，前方會有冒險，冒險中還帥的指揮棒。

    再往下，對愛瑪·包法利來說，視野更加狹窄，以至於看上去像被圍住似的。冒險已處於視野外的一邊，對冒險的懷念是無法忍受的。在日常生活的無聊中，夢與夢想的重要性增加了。外在世界失去了的無限被靈魂的無限所取代。個體具有無法取代的惟一性的巨大幻覺，美的歐洲幻覺之一，綻放開來。

    但是，當歷史，或者歷史的殘留物，即一種全能社會的超人力量控制人類的時候，靈魂是無限的這一幻想就失去了它的魔力。歷史不再向帥的指揮棒，它甚至不肯向他許諾一個土地測量員的職位。面對著法庭的K，面對著城堡的K，又能做什麼？做不了什麼。他至少可以跟他之前的愛瑪·包法利一樣去夢想？不，境遇的陷阱太可怕了，像一個吸塵器，將他的所有想法與所有情感都吸走：他隻能不停地想著對他的審判，想著他那土地測量員的職位。靈魂的無限，假如有的話，至此已成了人身上幾乎無用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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