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是那個時代文化的“百科全書”，它兼容並包，出入經史，旁涉道玄，最後歸宗文學；從文化形態來看，全書洋溢著體用結合的哲學精神，充滿了原始要終的史學意識，呈現出天人合一的文學觀念，幣這些又都深融於兼解折衷的思維方式之中。
首先，《文心雕龍》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它對於各家學說中有利．於說明文學問題的觀點都加以采納。至於貫穿全書的主導思想則不外儒道兩家，兩家又有區別，即以道為體，以儒為用。道體儒用、體用結合，是《文心雕龍》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征，也是傳統哲學精神在劉勰書中的一個具體體現。體用結合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一個傳統，所謂“體”指最高指早原則，所謂“用’，指實現原則的具體措施。儒、道兩家哲學代表了先秦諸子學說的最高成就，道家哲學屬於處柔守靜、返本歸根的本體哲學；儒家哲學屬於崇學尚行、建功立德的致用哲學。劉勰論文一方面要“尋根”、“索源”，探討文學之本，所以標榜道家自然之道；另一方面又要“贊聖”、“設教”，發揮文章之用，因此抬高儒家聖人之道。《原道》是《文心雕龍》的首篇，其主旨即是論文之體用。紀評：“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於道，、明其本然，識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體之尊，所以截斷眾流。”“明其當然”指文學的社會功能，“明其本然”指文學的抽像本體。載道設教，尚行重用，為儒家道統；原道溯本，談天說地，是道家趣旨。劉勰要論文之本原，必借道家思想以補儒家不足。同時，劉勰要論文之效用，又必以儒家之說克服道家的缺失。而《文心雕龍》中洋溢著的體用結合的哲學精神，是以儒道哲學為思想材料，在魏晉玄風中孕育形成的。它既是傳統文化的結晶，又是一定時代的產物。
其次，《文心雕龍》又是一部具有深厚歷史感的文論著作，全書充滿了“原始要終”的史學意識。歷史的發展是一個過程，一個有始有終、有盛有衰的過程。史家自覺地從整體的發展的角度把握這個過程，就是一種“原始要終”的史學意識。這一意識正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傳統。劉勰認為《春秋》意旨精深，文字簡約，所以左丘明就根據“原始要終”的原則，“創為傳體”，“轉受經旨，以授於後”(《文心雕龍．史傳》)。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也說自己發憤修史，意在“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將歷史盛衰作為一個過程來把握，努力從變化發展的全過程來認識歷史，是《史記》的一個重要特色，也是《史記>>成功的關鍵所在。劉勰非常重視“原始要終”的史學意識，《史傳》強調：“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征盛衰，殷鋻興廢。”除《史傳》篇論述“原始要終”的史學意義外，在其他篇目裡劉勰還進一步總結了它在文學上的意義。《章句》：“原始要終，體必鱗次”；《附會》：“原始要終，疏條布葉”；《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在《序志》篇，劉勰更是直接提出了“原始以表末”的工作要求。
復次，在《文心雕龍》中，劉勰持一種廣義的“大文學觀”，這種“大文學觀”突出表現在“天人合一”的文學觀念上，深深植根於傳統文化的思想養分中。錢穆說：“中國文化特質，可以‘一天人，合內外，六字盡之。”天人合一、心物相通的思想猶如一根紅線，貫穿子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並成為滲透各個文化學派的基本思想。《文心雕龍》所說的“道”和“文”都包括兩方面的內涵：天道一一人道；天文一一人文。天道與人道相通，本原於天人合一的自然之道，因為天地間生生不息的生命(從萬物到人)，均為陰陽二氣所化育，同體自然生命之大道；天文與人文連貫，則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文學上的反映，因為無論是天地之文還是人心之文，都表現出造化的生命精神，而最終又都切合於自然之道。那麼，劉勰又是如何具體溝通天道與人道、天文與人文的呢?大致說來，約有三法：一是借《周易》作中介，貫通天道人道；二是以“三纔”為前提，論證天人一體；三是用“聖人”作紐帶，聯結天文與人文。
最後，《文心雕龍》中體用結合的哲學精神、原始要終的史學意識和天人合一的文學觀念，追根溯源都與兼解折衷的思維方式有關。思維方式是傳統文化的內核，它深融於傳統文化的肌理之中，體現出傳統文化的民族特色。法國社會學家列維。布留爾說：“具有自己制度與風俗的一定類型的社會也必然具有自己的思維樣式。”中國文化的思維樣式雖有多種，但最基本的樣式莫過於分而為Z-、執兩用中的“中和”方式。劉勰繼承了這種“分兩尚中”的思維方式，以此來“彌綸群言”，寫作《文心》。他論文力主“折衷”，反對“復似善罵，多失折衷”(《奏啟》)的*做法，認為“折之中和，庶保無咎”(《章句》)，《序志》篇還特別申明《文心》是本著“擘肌分理，唯務折衷”的方法來寫作的。“折衷”的前提是“執兩”，隻有對事物的兩端進行具體的分析研究，“兼解以俱通”(《定勢》)，纔能處理好事物發展過程中的相互關繫，做到不偏不倚、求中持平，實現“以裁厥中”(《附會》)的目的．因為事物的發展有一個量的限度，達不到這個限度，事物就不能處於*狀態；但是超過這個限度，事物就發生質變，向反面轉化了。所以，劉勰在分析具體的文學問題時，總是采用分兩折衷的方法：一方面對文學問題分而為二，兼解俱通，提出了一繫列的對立範疇，如體與術、質與文、纔與學、奇與正、古與今等；另一方面在分兩兼解的同時，又強調“能執厥中”(《封禪》)，力求把對立的雙方統一起來，構成一個和諧的整體。這種兼解折衷的方法，就是劉勰的藝術辯證法。
《文心雕龍》在中國文論史上影響深遠，歷代研究者層出不窮，成果眾多。其中文本注釋方面，清代黃叔琳注和紀昀評的《文心雕龍輯注》?今人範文瀾的《文心雕龍注》、劉永濟的《文心雕龍校釋》最流行；字句校勘方面，楊明照的《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及《補正》、王利器的《文心雕龍校證》最重要；理論研究方面，近人黃侃的《文心雕龍札記》、化的《文心雕龍創作論》、牟世金的《文心雕龍研究》最著名。研讀者可根據需要，選擇參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