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的詩歌主要是《詩經》和《楚辭》。《詩經》大約是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之間，以黃河流域為主的一批詩歌。《詩經》的內容有風、雅、頌三類，風是《國風》，是當時采集的民俗歌謠之詩；雅分《大雅》與《小雅》，一般認為，天子享用的音樂為《大雅》，諸侯享用的音樂為《小雅》，雅是正的意思；頌是宗廟祭祀時的樂歌。《詩經》的藝術成就主要體現在《國風》與《小雅》之中。其中保留了先民們勞動生活的現實圖景和民俗風情，開創了詩歌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影響了整個中國詩史。《詩經》采用的賦、比、興的藝術手法，也成為後代詩人作詩時所遵循與發揚的方法。“風、雅、頌”與“賦、比、興”合在一起，稱為六義。宋人朱熹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賦的意思是直陳事物，比的意思是用他物來比喻此物，興的意思是先說其他事物，用來引起自己所耍表達的意思或引起詩的正文。《詩經》主要是四言體的旬式。四言的句子，既有整齊的形式美，又便於雙音節詞組的運用，奠定了中國古代詩歌以雙音節為一“頓”的基本節奏形式。同時，它的押韻方式對後代詩歌也有很大的影響。


    
前四世紀，南方的楚國出現了新的詩體——騷體。騷體源於楚國的詩歌《楚辭》，當時在楚國詩人屈原寫的詩中有一篇名叫《離騷》，於是後人也把楚辭稱為“騷”。與《詩經》相比，《楚辭》的形式有幾個特點：一是旬式不整齊。每旬字數可長可短，與《詩經》的四言體不同。而以五言、六言、七言為主，少數句子達到九言，是雜言詩體；二是每首詩的句數不受限制，也可以不用韻。或一篇之中，既有押韻的句子，也有不押韻的句子；三是句中或句末加語助詞“兮”、“些”等字，還在詩中大量運用之、乎、者、也、以、而等虛詞，使詩句在節奏上有了更豐富的變化。《楚辭》在內容上與《詩經》也很不同。首先是具有奔放恣肆的浪漫主義精神。如屈原在《離騷》中，憑借著自己豐富淵博的學識，奇妙開闊的想像，磅礡熾熱的激情，斑斕繽紛的辭采，將筆端馳騁於人間與天界的廣闊空間，具有強烈的抒情意味。《楚辭》的表現手法主要是“香草美人之思”，這與《詩經》的比興手法既有聯繫又有區別。聯繫在於同是類比，廣義上都屬於比興。區別在於《楚辭》中的比喻，往往具有政治上的含意，將它作為“賢臣”與“君王”的符號和作者“政治理想”與“高尚人格”的像征。


    
漢代詩歌值得重視的是樂府與古詩。“樂府”原是指國家設立的詩、樂、舞三者結合的音樂機構。而到了六朝時期，人們把這一機構制作與采集的可以和樂而歌的詩也稱為樂府，於是樂府便由原來的機構名稱轉化為詩體名稱，故後人也稱漢代的民歌為樂府詩。漢代的樂府詩在藝術上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往往在事情的敘述當中穿插人物的對話，以達到表現人物性格和豐富情節的藝術效果。漢樂府的句式也參差不齊，不拘一格，節奏明快，活潑自然。西漢樂府多四言，東漢樂府多五言。五言樂府以《陌上桑》與《孔雀東南飛》為代表。五言詩與四言詩的主要區別在於把單音節詞與雙音節詞組合起來，寓變化於整齊之中，既擴大了詩的容量，又使得詩整齊勻稱。


    
文人五言詩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這是一組漢末無名詩人所創作的抒情短詩，早見於粱蕭統所編的《文選》，本來泛題“古詩”，後來成為這一類詩歌的專用名稱。詩史上認為《古詩十九首》是“千古五言之祖”。這一組詩，繼承了《詩經》以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特點，像征著中國五言古詩的成熟與定型。這些詩的作者是具有相當文化修養的下層知識分子。他們為了更好地抒發因遭壓抑而產生的憤懣不平，打破了當時從形式上尊崇《詩經》、《楚辭》專尚四言與騷體的積習，大膽地向民歌學習，從而將文人創作與民間風謠結合起來。這在中國詩歌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到了建安時期，政治與文學都起了很大變化。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從政治上說，它標志著一個王朝的極度衰敗，天下三分的局勢也在此時開始形成；從文學上說，則是中國文學走的開始。建安詩歌主要是指生活在當時的曹操、曹丕、曹植和依附於他們的“建安七子”即王粲、孔融、陳琳、徐千、阮璃、應場、劉楨諸人的詩。這一時期，雖然天下混亂，但以曹操為首的政治集團，用人唯纔，使得被壓抑的文人重新走上政治舞臺，煥發出建功立業的思想，在文學上就形成了建安詩歌“雅好慷慨
”的特點。當時傑出的文學家，大多也是政治家。建安詩歌既受漢樂府詩的熏染，又富有創造精神，風格剛健。內容真切。開創了一代詩風，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建安時期已是曹氏掌權，加以詩風與後代具有密切的聯繫，故習慣上歸於魏晉時期。


    
進入魏晉南北朝以後，詩史上值得稱道的是以下幾種詩體：正始體、太康體、陶淵明體與永明體；當然也還有頗受後人批評的詩體：宮體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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