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亮的識與膽

◎ 陳漱渝

準確說來，我跟唐德亮僅兩面之緣；看到他的名字，是在廣東魯迅研究會出版的《魯迅世界》（現改名為《民族魂》）這份刊物上。印像中他寫的文章雖然篇幅不長，但大多旗幟鮮明，或針砭時弊，繼承了“魯迅風”；或批駁謬說，維護了魯迅的珍貴遺產。有些貌似公正持平的人會認為這是多此一舉，但我並不苟同這種看法。近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偶遇一位印度教授。他談及當下中國有人將魯迅“罵殺”“魔妖化”和“扭曲”其形像時，曾動情地反問道：“如果一個偉大的作家在他的祖國都受不到應有的尊重，那他在其他國家還會被理解並受到應有的尊重嗎？”我一時語塞。事後想，像唐德亮這樣的人，在批評界真是不應該缺失。否則，魯迅研究領域真有可能被一片噪音充塞了。

後來我纔了解到，唐德亮是一位瑤族作家。他在從事編輯工作之餘，不但研究魯迅，而且還撰寫了不少雜文、詩歌和文學評論文章，被譽為“嶺南鄉土民族詩人的代表”。可見其學識相當深廣。

“學識”這個詞當中的“識”字，不僅包含學問大、見識廣的意思，而且還另有見識高人一籌的含義。我讀過幾篇唐德亮的評論文章，比如《美化一個腐朽的王朝有何深意》《“戰士魯迅”的昨天、今天與明天》，對作者的觀點完全贊同；又讀過他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的錯謬》一文，也認為他指出的那些破綻與硬傷大多是正確的。尤其贊成他提出的這一看法：“凡入史者首先就是在當時發生過重大影響的作家作品，這是先決條件。尚未正式發表且毫無影響，未被廣大讀者知曉、接受、認可，隻是被幾個文學史專家‘發掘’出來的作品並非完全不可入史，但不宜以大量篇幅予以吹捧。‘人性’‘審美’隻應是入史的標準之一，不應是的標準。思想性、藝術性、影響力應是更重要的標準。同時，也沒有必要把階級性、政治性、革命性與人性、審美性對立起來……”

我完全不了解唐德亮的學歷，但我推測，他的學歷再高，恐怕也高不過那些名門之後，高不過那些學者、教授。既然如此，那他褒優貶劣、激濁揚清憑靠的是什麼呢？難道僅僅是靠專業知識的優勢嗎？顯然不是。我認為，唐德亮跟他批評對像之間的分歧，主要是立場、觀點、方法的分歧。立場、觀點和方法，這些詞的確顯得相當老舊，但“老理”之中有真理。置身於當下這個意識形態幾近撕裂的社會，判斷是非曲直，怎麼能離開立場、觀點和方法呢？所不同的隻是有人敢於明言，有人不願明言罷了。在立場、觀點和方法這三個關鍵詞中，關鍵的關鍵又是立場——是立場制約了對價值觀和研究方法的擇取。不僅如此，立場還決定了對史實的選取和對事實的認定。為了說明這一點，且舉一個小例子。

大約在1993年，有人在報刊發表考證文章，說清朝末年上海外國殖民者的公園門口懸掛辱華牌示，書寫“華人與犬不得入”七個大字，完全是出於偽造，是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之名蒙騙不明真相的群眾。當時我寫了一篇《也談“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短文，援引了1903年9月11日的周作人日記，證明周氏兄弟當時就是這塊牌示的目睹者。此文先發表於報紙，後收入我的隨筆集《甘瓜苦蒂集》。但不久又有一位以描寫上海風情聞名的作家，仍然沿襲這種說法，顛覆歷史，美化列強在中國的殖民統治，我又撰文批駁，雖唇焦舌燥，結果收效甚微。時至今日，這種謠言仍在不脛而走，一些熱衷美化“民國範兒”的人仍然堅持認為這種牌示從來不曾出現，完全是解放後共產黨的“愛國主義虛構”。前幾天讀到曠新年先生的一篇文章，他再次援引陳天華烈士撰寫的《猛回頭》和孫中山的《在神戶歡迎會上的演說》，三番四次證實了這塊辱華牌示確實存在，這種被殖民的記憶不應淡忘，更不能刻意抹殺。然而把有說成無，把無說成有，何止是這塊牌示？有些搞顛覆解構的人就是如此任性。他們樂此不疲，完全是由他們的立場決定的。中華民國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客觀存在，在這個時間段中，也的確有一些應該肯定的進步，有一些應該肯定的人物和事件。但如果把中華民國譽為“黃金民國”，把北洋政府譽為“鑽石北洋”，並以此作為當今現實的反襯，那這種人的屁股就坐歪了。屁股決定大腦，有些荒唐的觀點和說法也就因此應運而生。唐德亮跟那種肆意美化民國，要把歷史車輪拉向後轉的人的區別，在我看來，主要就是立場的區別。

跟“民國熱”的出現一樣，“去革命化”，這也是自蘇聯解體之後來勢越來越猛的一種思潮。反映在教材中，就是不僅反映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革命歷史的作品“大撤退”，而且就連辛亥革命時期林覺民烈士的《與妻書》也給砍掉了；而這篇作品卻被改編成話劇在臺灣上演。反映在魯迅研究領域，就是魯迅作為革命家的身份逐漸淡化，而他作為一個國學家、收藏家、“大逗逼”、喫貨、玩家乃至什麼撩妹高手、賺錢高手的身份卻日益凸顯。因為在有些人看來，革命就是殺戮、流血、反人道，而革命、戰爭和權力的性質並無本質區分。當然這也跟立場問題攸關。了解了此點，纔會明白唐德亮批評有些文學史中左翼作家及其作品被淡化的情況為什麼會頻頻出現。

談到唐德亮的“識”，還必須談到他的“膽”。我主觀臆測，像他這樣既有知識又有見地的人肯定也不在少數，更何況我們是置身於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泱泱大國。但在當今的批評界，為什麼常出現“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畸形現像？那就是因為不少人雖然跟唐德亮一樣有“識”，但未必跟他一樣有“膽”，因而面對虛無和污濁噤若寒蟬，不能像他那樣“言人所不敢言”。我說的這“不少人”中，也包括我自己。前先時候我讀到一個以魯迅為題材的話劇劇本，很不以為然，幾次產生與之榷商的衝動，但又極力壓制了自己。為什麼？就是因為投鼠忌器：想扔東西打老鼠，又怕打壞了旁邊的器物。因為在支持吹捧這個劇本的陣營中，既有我的同事，同行，還有跟我私交還不錯的人和出版社。“無欲則剛”，誠哉斯言。我從中領悟到，支撐“膽”字的其實就是一個“公”字。魯迅能夠筆掃千軍，所向披靡，就是因為他參加所有文壇論爭都是出於公心。“實為公仇，絕非和怨”，這就是魯迅對自己參加論爭初心的真實告白。所以，我佩服唐德亮的“識”，更佩服他的“膽”。

聽了我以上這番言說，讀者切不可誤解，以為唐德亮隻是一個光會舞棒子的酷評家，在撥亂反正的同時，他還寫出了不少弘揚正氣、澆灌鮮花的評論文章，如評論《吉狄馬加詩選》《李鐘聲報告文學選》等，他對鄉土詩本質精神的挖掘和對中國新詩復興的建議，也都有獨到見解，既有學術性，又有現實針對性，不像那種食洋不化、故蹈玄虛的學者，隻會把一個簡單問題繞得復雜化，結果寫出的是連自己也未必真懂的所謂理論文章。

我趕寫這篇短文的時候，正值國慶長假。但對於我而言，完全沒有假日氛圍。因為今年是魯迅誕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要參加不同的研討會，作各不相同的發言，這都需要認真準備，不能信口胡言。然而唐德亮的評論文章即將結集出版，便匆匆寫了以上文字，權充序言，倉促之處，企盼本書的作者和讀者諒解。

陳漱渝，著名魯迅研究家、文學評論家，祖籍湖南長沙，1936年生於四川重慶。1976年調入北京魯迅博物館至今，歷任副館長、魯迅研究室主任，二級研究員。全國政協第九、十屆委員；中國作協第五、六屆全委會委員，第七屆名譽委員，《魯迅全集》修訂編委會副主任，中國魯迅研究會、中華文學史料學會、中國丁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現代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1959年開始發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魯迅與女師大學生運動》《魯迅在北京》《魯迅史實新探》《許廣平的一生》《民族魂——魯迅的一生》《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魯迅史實求真錄》《宋慶齡傳》《風情·親情·鄉情——一個大陸人看臺灣》《搏擊暗夜·魯迅傳》，論文集《五四文壇鱗爪》《披沙揀金集》，學術隨筆《甘瓜苦蒂集》《倦眼朦矓集》等，主編《魯迅論爭集》等數十種，參與編注《魯迅全集》《郭沫若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