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中國古代文學建構於詩史之間，因為創造和建構了中國古代文學及其體繫、格局與藝術結構的審美主體，始終徘徊於詩史之間。這裡所謂的“史”，是敘事的，更是史官的，經典的，儒家的，廟堂的，而“詩”則既異於，又源於和本於“史”。
關於我國古代文學藝術結構及模式的探討，離不開對文學家的心性人格的把握，離不開對文化發展的歷史背景及其體繫模式的追溯和宏觀考察，也離不開對於文學抒情、敘事等不同種類和體裁之間的相互影響的分析。
文學結構既然是作者心靈藝術化的顯現形式，那麼，知人論世，把握作為創作主體的文士的心性人格模式，不僅是文學結構論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對於文學結構與模式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古代人將詩人、作家統稱為文士，早的文士大約是史官。商代以前的史官擔當溝通天地人神的使命，參與祭祝、卜筮等宗教活動，周代以後，史官的職責轉而為記載國君的言行。班固《漢書·藝文志》說：“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①“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說法，史書（如《隋書·經籍志》）上和典籍（如《禮記·玉藻》）中多有記載，《史通·史官建置》亦有此說。
關於我國古代文學藝術結構及模式的探討，離不開對文學家的心性人格的把握，離不開對文化發展的歷史背景及其體繫模式的追溯和宏觀考察，也離不開對於文學抒情、敘事等不同種類和體裁之間的相互影響的分析。
文學結構既然是作者心靈藝術化的顯現形式，那麼，知人論世，把握作為創作主體的文士的心性人格模式，不僅是文學結構論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對於文學結構與模式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古代人將詩人、作家統稱為文士，早的文士大約是史官。商代以前的史官擔當溝通天地人神的使命，參與祭祝、卜筮等宗教活動，周代以後，史官的職責轉而為記載國君的言行。班固《漢書·藝文志》說：“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①“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說法，史書（如《隋書·經籍志》）上和典籍（如《禮記·玉藻》）中多有記載，《史通·史官建置》亦有此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