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中國古代文學建構於詩史之間,因為創造和建構了中國古代文學及其體繫、格局與藝術結構的審美主體,始終徘徊於詩史之間。這裡所謂的“史”,是敘事的,更是史官的,經典的,儒家的,廟堂的,而“詩”則既異於,又源於和本於“史”。
關於我國古代文學藝術結構及模式的探討,離不開對文學家的心性人格的把握,離不開對文化發展的歷史背景及其體繫模式的追溯和宏觀考察,也離不開對於文學抒情、敘事等不同種類和體裁之間的相互影響的分析。
文學結構既然是作者心靈藝術化的顯現形式,那麼,知人論世,把握作為創作主體的文士的心性人格模式,不僅是文學結構論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對於文學結構與模式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古代人將詩人、作家統稱為文士,早的文士大約是史官。商代以前的史官擔當溝通天地人神的使命,參與祭祝、卜筮等宗教活動,周代以後,史官的職責轉而為記載國君的言行。班固《漢書·藝文志》說:“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①“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說法,史書(如《隋書·經籍志》)上和典籍(如《禮記·玉藻》)中多有記載,《史通·史官建置》亦有此說。
關於我國古代文學藝術結構及模式的探討,離不開對文學家的心性人格的把握,離不開對文化發展的歷史背景及其體繫模式的追溯和宏觀考察,也離不開對於文學抒情、敘事等不同種類和體裁之間的相互影響的分析。
文學結構既然是作者心靈藝術化的顯現形式,那麼,知人論世,把握作為創作主體的文士的心性人格模式,不僅是文學結構論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對於文學結構與模式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古代人將詩人、作家統稱為文士,早的文士大約是史官。商代以前的史官擔當溝通天地人神的使命,參與祭祝、卜筮等宗教活動,周代以後,史官的職責轉而為記載國君的言行。班固《漢書·藝文志》說:“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①“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說法,史書(如《隋書·經籍志》)上和典籍(如《禮記·玉藻》)中多有記載,《史通·史官建置》亦有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