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思考本書涉及到的事情，是在1975年至1977年於耶魯大學講授明治文學的時候。如果不是在那樣的異國， 我可能不曾思考這些問題。而寫作本書之際，也沒有考慮到要在美國出版。想到要以英語的形式出版，是在後來有了《作為隱喻的建築》《跨越性批判》等繫列性的工作實績之後。我是在日本文藝評論的現場，撰寫了這些文學批評。它們與其說是學術的，不如說是實踐性的批評工作，而我對此反而感到光榮自豪。

然而，1983年有人提出要將此書翻譯成英文，我則感到有些猶豫不決了。因為，我想這樣不加修改的話，外國人恐怕讀不懂的。那時，雖然同意他們翻譯，但提出了一個條件，即要大幅度修改。但是，其後就渺無音訊，直到1980年代末譯稿突然寄到了我的手中，使我頗感焦慮。因為實際上，為了修改原書我已經新寫了幾篇文章。後，我還是妥協了，隻增加了一篇“文類的消滅”，而放棄了做大幅度修改的念頭。而且，我對自己也對他人強調說，這也不錯嘛。

可說真的，我是不滿足的，並一直想找機會修改。同時，又想到這樣的機會恐怕永遠沒有吧。這回，終於得到出版我的著作“定本集”的機會，多年的願望得以實現。另外，我還把為本書德文版、韓文版、中文版所寫的序言，一並收入其中。因為，這些也是自己思考的一部分。另外，增補了一個與書中所論事項相關的年表。

                                                   二〇〇四年七月二十日

中文新譯本前言

趙京華

本書標為“岩波定本”，意在區別於日本講談社1980年版，也試圖強調這個譯本與三聯書店2003年中譯初版的不同。

這是一部文學批評史上名副其實的世界性經典，僅從書中附錄的日文版後記和世界各語種譯本的序言即可知曉。在日本國內，它有兩個版本繫列。即，由1980年講談社的單行本和1988年該社文庫版所構成的繫列，其中文庫版重印不下三十次。另一個是岩波書店的繫列。2004年岩波書店開始編輯出版《定本柄谷行人集》，該書列入其中，作者對此做了大幅度調整、增補和修訂，幾乎成了一本新著。2017年，又被列入“岩波現代文庫”繼續重印。我也是鋻於此“岩波定本”的改動之大和內容之新，而有了重譯的打算。

就是說，2003年三聯書店推出的該書譯本，也是由我翻譯的。當時依據的自然是1980年講談社版，同時也參考了1991年的英譯本。說到該書的中文版，同樣也有兩個繫統。三聯書店的繫統，由2003年初版本和2006年重印本（版式不同）以及這個即將問世的“岩波定本”構成，這應該是中文讀者比較熟悉的一版。另一個是中央編譯出版社的繫統，即由2013年版和2017年收入《柄谷行人文集》中的重印本構成。我在這兩個繫統的每次新版和重印之際，都有必要的增補和校勘。因此，譯文上略有不同，翻譯準確度和行文流暢度自然是新的更為成熟。但是，依據的是同一個講談社版，故內容上沒有大的變化。

而這個“岩波定本”則變化很大，尤其在內容上。這又可以話分兩頭，一頭是原書的改變。1980年版由六章構成，而現在這一版則增加了“類型的消失”一章（第七章），並收錄了日文版後記和世界各語種譯本的序言，另外增加了注釋和明治時期文學年表。而更主要的變化，是作者時隔25年對原版做了大幅度的內容修改，特別是構成本書核心議題的前三章，即風景的發現、內面的發現和所謂自白制度。現代文學中的主體、第三人稱客觀描寫，還有文學中自白制度的誕生，這些在前現代文學中絕無的表現手法是怎樣伴隨現代民族國家的誕生和個體獨立意識的出現而作為一種制度被創造出來的，則通過修改得到了更為清晰的呈現。25年前的一些直覺性的感悟，在如今的新版中得到了進一步的條理化，反映了作者此間思想的飛躍性發展和理論邏輯分析的深化。我說這幾乎成了一本新書，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而言的。

另一頭是中文譯本的改變。2003年三聯書店版雖然是依據1980年日本講談社版，但當時根據作者的建議增加了兩章。即，1991年英文版增補的第七章“類型之死滅”和新設的第八章“書寫語言與民族主義”，並收錄了弗雷德裡克·詹姆遜為英文版所寫序言《重疊的現代性鏡像》。2013年的中央編譯版也曾根據作者的意見，增加了中文版新版序言。而現在這個“岩波定本”的中譯，則嚴格按照岩波書店的定本來翻譯，去掉了第八章和詹姆遜的序言以及中央編譯版的中文版再版作者序，並基本上重譯了這部經典之作。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讀者可以將此作為柄谷行人的新作來閱讀，也可以比照此前的譯本來體察作者思考的演進和觀察問題的視角變化。

關於這本著作的內容構成和學術思想價值，我此前曾經寫過譯者後記（見2003年三聯書店版）加以介紹和分析，有心的讀者可以參考。而自中文版問世以來，本書在漢語讀書界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一如它在世界各地擁有強大的影響力那樣。據我了解，書中有關現代文學“風景的發現”，即認識論上的“顛倒”裝置以及文學與現代民族國家建制同時發生並形成“共謀”關繫等思考，得到了漢語讀書界的高度關注和高校在讀博士生的廣泛征引，直接影響到中國現當代文學思考方式和闡釋構架的轉變。2005年底，也就是此“岩波定本”出版後一年，我曾就本書的多重內涵和作者本人認識的變化，發表過一篇題為《與柄谷行人一起重讀〈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博覽群書》2005年第11期)的文章。現全文重錄於下面，以期給漢語讀者提供進一步的閱讀參考。

一部名著往往可以包含多重的解讀可能性，這不僅在讀者，就是在作者也是常有的事情。日本批評家柄谷行人的文藝隨筆集《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初版於1980年，迄今已25年。在日本包括初版、文庫版和文集版已經多次印行，1993年於美國出版英譯本之後，開始越出國境，迅速傳播到世界其他地區，繼德文版和韓文版之後，又有了這部中文版。這部誕生於東亞日本的批評著作，經過穿越北美、西歐的“旅行”之後，又繞回到包括韓國和中國的東亞來，在周遊世界的過程中遇到不同語境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而發生多種多樣的閱讀可能性，乃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有意思的是，近，作者本人對自己書中說了什麼也有些動搖不定了。

2004年岩波書店出版了5卷本的《定本柄谷行人集》，其第1卷收錄的便是這部早期代表作。作者借編輯文集的機會重讀《起源》後，寫下一篇《重讀之後痛感“近代文學”已然終結》的隨筆。文章不長，全文抄譯如下。

我是不去讀自己所寫的東西的，因為覺得與其如此，不如去寫新的作品。可是偶

爾也有不得不重新閱讀的時候，尤其是在《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出版英文本之際。

簡單說，我在此書中指出∶我們覺得理所當然、不言自明的東西(如文學中的風景、

言文一致運動、小說的自白等)，都是某個特定時期(明治二十年，1890年)確立起來的現代文學裝置而已。

     這種想法是在1975至1977年於耶魯大學講授明治文學時產生的。如果不是在

那樣的地方(外國)，我恐怕不會有上述思考的。當初寫作此書的時候完全沒有想到要

在美國出版，因為書中討論的主要是與日本的文學狀況相關的一般常識性事項。

    所以，到了1983年有人要英譯此書時，我便躊躇起來了。雖然後同意他們去

翻譯，但附加了一個條件，就是要做一些修改。可是，後來譯者那邊一直杳無音訊，到了1990年前後英文翻譯稿突然寄到我手上來，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要是堅持對原作加以修改的話，譯者又要返工而多費周折的。考慮到這一點，我放棄了修改全書的計劃，隻補充一個新的章節，加了若干的注釋，並寫了後記。

現在，我對自己的舊作很有些不滿。原因之一，就是出版英文本的時候，我更多

地考慮到文學特別是言文一致以後的小說，在現代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問題。這恐怕是受到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或者90年代初學術思潮的影響所至。因此，在英文本序中，我特別強調了這一點。另外，在稍後《起源》被翻譯成德文、韓文和中文之際，應譯者的邀請我分別寫了序言。面對未知的他者(各國讀者)，又讓我不斷思考起自己的著作究竟寫了些什麼。

然而，因為計劃出版《定本柄谷行人集》，去年我又重讀一遍《起源》，感到現在自己的關注重點與此前已大不相同。或者說我又回到初寫作此書的觀點上去了。比如，當今的民族主義並不需要文學，新的民族之形成也不必文學參與。民族主義雖然沒有結束，但現代文學已經終結。我深深感到，現代小說這東西實在是一段特殊歷史下的產物。

    這樣想來，我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追問現代文學的“起源”時，實際上這個文學已在走向終結了。如果沒有感到其“終結”的到來，何以會去追問它的“起源”呢？總之，我再次感到“作者很難讀懂自己的著作”。(載於2004年7月18日《朝日新聞》)

這篇文章裡，柄谷行人雖然終意在強調“作者很難讀懂自己的著作”，但還是清晰地記述了對《起源》一書，其自我認識的變化過程。他至少向讀者暗示了閱讀此書的兩條可能的線索。一是從當初的寫作意圖來講，他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於美國這一“外部”的場域獲得了從“起源”上觀察“日本現代文學”的視角，又在與保羅·德曼等耶魯學派的解構主義運動成員的交往中發現了顛覆“文學現代性”的方法，據此來分析形成於明治二十年(1890)前後的“近代文學”，發現並證實了下面這樣一些事實，即我們長期以來認為無庸置疑的“現代”“文學”等概念並非普世性的價值觀念，現代文學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客觀描寫、內心自白、言文一致的口語化書寫語言等，都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即19世紀中期以來起源於西歐而逐漸擴散到世界各地的“現代性”文學的一種“裝置”（制度）。發現了它的起源就意味著可以預見到其“終結”，《起源》一書當初就是要指出這個“現代文學”正在走向終結，如同現代性思想和社會已經在20世紀70年代前後發生轉型一樣。這可以稱之為從“文學與現代性關繫”的視角來閱讀的線索。二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柄谷行人接受了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及民族國家理論的影響，覺得《起源》一書雖然當初沒有自覺到，但實際上包含了文學在現代民族國家制度建設上所發揮作用的內容，是可以做新的闡發的。就是說，我們也可以從“文學與民族國家建制的共謀關繫”這一視角來閱讀此書。而且第二種閱讀線索在整個90年代都得到了作者的刻意強調，我們看柄谷行人所寫的英文本、德文本、韓文本和中文本的“序言”就可以明了這一點。

一部具有原創性的名著，不同的讀者可以有多樣的解讀，甚至原作者的認識也會發生變化，這些都不是什麼新奇的事情。問題是原作者到了近又對第二種解讀線索表示了“不滿”，強調自己的認識回到了當初的寫作宗旨上。作為中文本的譯者，這使我感到應該對此有所交代，因為我的“譯者後記”（2003年）依據柄谷行人當時對第二種閱讀線索的強調，而突出了《起源》一書在解構文學與民族國家建制上之共謀關繫的一面。記得有一位同行朋友在看了那篇“譯者後記”之後就曾對我說∶原作的意味很是豐富，雖然時有難解而不甚明了的地方，讀了你的譯後記就覺得問題很是清晰了然了。對於我們不懂原文的中國讀者，你的解讀可是至關重要呀。朋友的笑談是在肯定還是否定，我當時沒有馬上反應過來。現在讀到上引柄谷行人的文章，纔恍惚略有領悟。作為譯者，我所提供的一種解讀線索說不定會遮蔽原作本身的豐富性呢。

正因為如此，我在上面特意全文抄譯了柄谷行人近那篇隨筆，希望能給中國的讀者提供更多的解讀《起源》的背景資料。不過，有一個翻譯過程中的細節還是應該交代幾句。當1999年前後我接受北京朋友的建議，開始與柄谷行人聯繫此書的中文本翻譯事宜時，他就主動建議要把發表於1992年的《書寫語言與民族主義》一文收入中譯本。原因是，這篇批評雅克·德裡達隻局限於西方談“語音中心主義”，強調在18世紀的日本也出現過試圖擺脫漢字文化壓迫的日語語音中心主義的文章，與《起源》一書在內容上有密切聯繫。今天想來，這篇文章與英譯本作者序(1991)的寫作同時期，正是柄谷行人參照“想像的共同體”理論來重讀自己的《起源》之時。到了1999年前後建議收此文於中譯本，說明他依然期望讀者從“文學與民族國家建制的共謀關繫”這一閱讀線索來理解該書。也因此，有了我那篇中譯本“譯者後記”。至於他對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理論產生“不滿”，則是在那之後。

2000年6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應邀來日本法政大學與柄谷行人同臺講演。安德森的講題是《被創造的“國民語言”――不存在自然生成的東西》(Nothing Comes Naturally∶The Creation of “National Languages”)，柄谷行人的發言則是《語言與國家》(兩人的講演同時刊載於《文學界》2000年10月號，東京)。我們僅從安德森的講演題目就可以看到，時隔十幾年之後，其思考的框架依然是文學語言與民族國家的關繫問題，從內容上看也隻是增加了有關泰國、菲律賓方面的資料，論證國語與國家民族的語言未必一致，實際上是長期政治鬥爭的結果。就是說，現代國語國民文學並非自然生成之物，而是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人工塑造出來的。作為民族國家“想像”的載體，國語保證了民族主義的興起和發展。而柄谷行人則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書寫語言與民族主義》舊稿基礎上，增加有關現代資本主義“三位一體”(資本、國家、民族)牢固結合的自創理論，實際上對安德森1983年提出的“想像的共同體”理論表示了某種程度的質疑。他認為這一理論單純強調現代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情感“想像”即“表像”的方面，而忽略了民族國家與“資本”結合所構成的“實體性”方面。雖然可以說明遠離現代性中心的地域(印度尼西亞等)其民族主義興起的基礎和原因，卻無法解釋為什麼當今(20世紀90年代以後)新一輪的民族主義運動不再需要“文學”的參與而是與宗教原教旨主義等聯繫在一起。恐怕正是對文學與民族國家或者民族主義的關繫有了這樣一種新的認識，纔導致柄谷行人在2004年重讀《起源》時，開始強調自己“又回到初寫作此書的觀點上去了”。

以上，我就《起源》問世25年來原作者對自身著作認識的變化過程做了簡要的追溯和梳理。那麼，所謂“兩條可能的閱讀線索”究竟哪一個更接近原作呢？這就不是譯者所能回答的了。其實，讀者是盡可以放開視野去自由閱讀的，如果上面提供的材料能夠刺激漢語讀者的思考而做“積極閱讀”，那已經令人喜出望外了。另外，還有一個側面值得我們留意，那就是，谷行人在書裡書外、前言後記中給我們提示了許多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比如，2003年“中文版作者序”指出∶“文學似乎已經失去了昔日那種特權地位。不過，我們也不必為此而擔憂，正是在這樣的時刻，文學的存在根據將受到質疑，同時文學也會展示出其固有的力量。”的確，無論在日本還是在中國，賦予文學以深刻意義的時代已經過去，但是文學向其固有力量的回歸將是怎樣一種狀況呢？宣告了“現代文學”的終結，是否意味著誕生於19世紀中葉、以小說為中心的國民文學，其意識形態的功能已然消失而會真正退出歷史舞臺呢？又比如，上面抄譯的柄谷行人文章在談論“文學與民族國家”關繫時強調∶“當今的民族主義並不需要文學，新的民族之形成也不必文學參與。民族主義雖然沒有結束，但現代文學已經終結。”確實，觀上世紀90年代以來冷戰結束而東西兩大陣營土崩瓦解之後，新一輪的民族獨立和少數族群分離運動已不再依靠文學的力量。那麼，曾經具有“想像”民族創生國家功能的文學將被宗教或者別的什麼取代嗎？今天的“文學”是否隻剩下了“審美”“娛樂”“遊戲”――消遣的功能？在民族國家還遠未退出歷史舞臺的現在，“情感教育”――從感情上維繫民族共同體的團結――是否還可能是文學的功能之一，雖然不必是以往那樣惟一的功能？我想，這些也都是很有價值的課題，值得我們與柄谷行人一道去深入思考。

後，衷心感謝陳言女史幫我仔細校讀譯文，糾正了許多錯訛。同時，也感謝作者柄谷行人先生和三聯書店的信任，依然讓我來承擔這項愉快的翻譯工作。

           2019年01月12日

                                                        於北京太陽宮三楊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