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若無盛氣會怎樣（代序）……………李建軍

“徹底失敗的作品”——應該怎樣評價《隨想錄》

一個問題，兩個答案——關於王蒙的魯迅觀

不應該這樣寫——評《王蒙自傳》

是大像，還是甲蟲？——論《檀香刑》

寫的什麼，寫得如何？——論《蛙》

擰巴而饒舌的熱媒介敘事——劉震雲及其《手機》批判

一些結得很壞的果子——評《一腔廢話》

那些優雅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論《廢都》

被瑣事壓垮的敘事——論《秦腔》

茹志鵑抄襲孫犁了嗎？——為《百合花》辯護

路遙沒有纔華嗎？ ——論路遙文學纔情的特點與價值

求真高於行善嗎？——論王小波對菲爾丁的誤讀

自由的邊界——關於《暗示》

要把真經度與人——從餘華作品看北京“實驗教科書”的問題

隨風飛舞的繡花碎片——論《塵埃落定》

一鍋熱氣騰騰的爛粥——評《看賣娘》

為拜金時代制定叢林法則——評《狼圖騰》

怎可如此頌秦皇——從《大秦帝國》看當下歷史敘事的危機

作家享有批評豁免權嗎？（代跋）

作家享有批評豁免權嗎？（代跋）

我有時會收到一些素不相識的朋友寄來的文章。有的隻是想聽聽我的意見，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我很感謝他們的信任。有的呢，則是希望我能推薦發表。在後一類中，有一篇批評某著名作家的文章，分析問題很有眼光，也很尖銳，行文卻一點不顯焦躁、忮刻，擔得起“氣盛言宜、從容不迫”八個字。我立即把它推薦給一位編雜志的朋友，而且提醒他這是一篇值得重視的好文章。


朋友很快便給了回復。他也認為文章寫得很精彩，但是，得先放一放。我問原因。他閃爍其詞解釋是：文章批評的那位作家的身份可能要有變化，具體地說，就是有可能從政做領導，因此，好還是等等，免得陷入被動。過了數日，朋友又發郵件過來，說文章還是不發為佳，因為，水落石出，塵埃落定，那位作家已經不再是一個普通作家了，而是成了直接掌管他們的行政領導。


這件事情，一開始令我大為困惑，覺得他一介書生，如此畏避勢家，承顏候色，似乎大可不必，但設身處地一想，也就釋然了：他也是實迫處此，別無選擇！因為，在一個“拜權教”社會，權力既是許多人追求的生活目標，也是人與人關繫微妙的調節器。人在權力序列中的位置發生了變化，他對別人的態度，他臉上的表情和說話的腔調，也都會跟著起變化的；同樣，別人在他面前的言談舉止，也會“與時俱進”：不會再像過去那樣隨隨便便、渾不吝了。


細究起來，這種“權力關繫學”，不獨於今為然，而是源遠流長的。前209年，陳涉同志與人傭耕之時，悵恨不平之際，對幾個一同干活的窮哥們說：“苟富貴，無相忘。”到了次年，陳涉的事業一路雲帆直掛，凱歌高奏，在地建立了氣派豪華的根據地。一個嘗與陳涉一起在壟上種過地的人，也許是想起了“無相忘”的莊嚴承諾，便興衝衝地找了去。他以為今天的陳涉，還是過去的那個田舍郎，便敲著宮門大喊：“吾欲見涉。”警衛員見他如此放誕無禮，當時就要將他綁起來。可他仍然不加收斂，竟然叫著陳涉的名字，攔住他的車駕。等他進到宮裡，見殿屋帳帷，美輪美奂，便脫口而出喊了一句：“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翻譯成陝西話，仿佛如此：“好球勢！狗日的陳涉把事情弄大咧！”


這是一句人人都知道，但誰都不敢說出口的大實話。雖然這莽漢直接表達的，不過是對成功者的艷羨，但也抖落出陳涉造反的目的，實在不過是為了求一己之“富貴”而已。如果說了這句大不恭敬的大實話之後，他能立即覺悟，悄悄離開，那就兩下裡相安無事，賓與主皆大歡喜。然而，誰知這位不知高低深淺的二杆子，完全不明白今非昔比的道理，一點兒看不出陳涉和他的扈從死眉瞪目、很不耐煩的樣子，仍舊神色怡然，進出宮殿，搖頭曳尾，愈益發舒。他的這種嚴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表現，當然是不能原諒的錯誤行為。於是，就有政委或秘書一類人對陳涉進言了：“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他的話點到了陳涉敏感的部位：陳涉在意的就是自己化領導”，怕的就是別人無視他的尊嚴、降低他的威信。於是，這位當年故人，便被推出去斬訖了事。


陳涉故友死得的確有些冤枉，但陳涉的殺無赦，卻也不難理解。你說他死於陳涉固然不錯，但說權力假陳涉之手殺了他，似乎更為準確。的確，權力乃是一種古怪而神奇的精神現像。它總是想方設法讓自己顯得威嚴可怕。它能讓人陷入瘋狂可怕的自我中心主義，從而產生一種高人一等的幻覺和享受種種特權的欲望。權力意味著支配和服從，所以，有權的人便很在意尊卑高下的等級秩序，便懼怕別人冒犯自己的特權和威嚴。雖然，文學也是一種權利，但卻與世俗意義上的權力，迥乎不同：它反對的恰是那種惟我獨尊的自大和藐視群倫的傲慢。如果說權力意味著束縛，那麼，文學便意味著自由；如果說權力意味著差別，那麼，文學便意味著平等；如果說權力意味著對反對意見的壓制，那麼，文學便意味著對批評聲音的包容。然而，文學場裡的實際情形，卻每有違情悖理、大謬不然者。


近日，我在今年的《小說評論》第二期上，讀到一篇題為《自述》的短文，是一個“年輕”而且“著名”的作家寫的。他先是說自己，此謂之“自述”，“自述”完了，接著便是“他述”——漫不經心地談起中國當代的“優秀作家”來。他的評價尺度很奇怪：根據一個作家的“身體”，來判斷他是否優秀。他說，“你問我熱愛誰？莫言。莫言是偉大的小說家。我喜歡他身體好。他身體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我認準他身體好。當我作為一個讀者看小說的時候，我是有點怪的。透過文字，我喜歡看這個作家身體好不好，能不能喫。隻要我認為這個作家有非常強健的體魄，我就一定喜歡他的小說”，而在他看來，“莫言是有兩顆腦袋、三顆心髒、四個胃、八個腎，而這個荒謬的感受就是莫言的文字給我造成的印像”。


這位作家的高論宏議的確“有點怪的”，雖然表面上看，顯得很有氣勢，很有深意，符合古人“勢家多所宜，咳吐自成珠”的說法，但其實很有些驕倨傲暴、英雄欺人的意思在裡頭。他似乎故意不肯把話說得合乎事理常情，硬是要用誇張的語言把話說得忽忽悠悠，讓人不得要領。你從一個人的身體裡找“偉大”，倒也不是不可以，但你得把話先說明白：你究竟是先認為一個作家身體好，然後纔“一定”喜歡他的小說呢，還是先讀了作家的小說，然後纔會有對他身體的“荒謬的感受”？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偉大”純粹決定於作家的“身體”，決定於“驚人的能量”帶給你的眼、耳、鼻、舌、身的刺激，那麼，這樣的“偉大”與精神上的偉大是什麼關繫？有什麼不同？作為一個渴望被精神之光照亮的讀者，我還想知道，對文學來講，單憑“身體”是否能夠擔荷起“偉大”的重負？


然而，令人費解的還不是這些，而是下面的這段妙論：“當然，莫言的小說也有很多毛病，但是，他就是這樣，我認為莫言是一個可以在批評面前獲得豁免權的作家。他有毛病有又怎麼樣？要求莫言完美是野蠻的。”


這就有些不講道理了，從邏輯上說，比陳涉之殺故友，更顯顢頇恣睢。為什麼一個作家的作品明明“有很多毛病”，卻“可以在批評面前獲得豁免權”呢？什麼叫“他有毛病有又怎麼樣”？有了“毛病”，當然不能“在批評面前獲得豁免權”了，當然就要受到“批評”的“不滿”的質疑和“反對”的解構了。如果“要求莫言完美是野蠻的”，那吹捧“莫言是偉大的小說家”就很文明嗎？在我看來，要求莫言“完美”跡近愚蠢，吹捧他“偉大”也很不智慧，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地分析、揭示他作品中的種種問題，則無疑是負責任的態度和應該支持的行為。


那麼，這位作家為什麼如此懼怕和拒絕批評？為什麼要替莫言“在批評面前”要求“豁免權”？這反映出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怪異心理呢？


我以為，往小裡說，這是因為他不懂批評的意義和功能，往大裡說，是因為他缺乏基本的民主意識和平等理念。不懂批評就很容易誤解批評，甚至懼怕批評，就傾向於認為批評本質上是消極的，破壞性的，是“誰紅跟誰急”的嫉妒和攪局，是對他人喪心病狂的羞辱和侮蔑，是因為小小的不快而死纏爛打的報復和洩憤。他不知道批評也是一種顯示尊嚴的文化行為，也是一種“獨立的體裁”，也體現著嚴肅的態度和高尚的追求。而缺乏基本的民主意識和平等理念，一個人就會產生一種特權意識，就會利用一切借口謀求對自己有利的“豁免權”。這種對逃避批評的“豁免權”的要求，與陳涉大王的禁止別人在他面前“妄言”，同出一轍，毫無二致。


換一個角度來看，當代作家之所以厭惡真正的批評、逃避尖銳的質疑，一方面是自大和自戀的虛榮心理在作祟，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缺乏充分的自信心和力量感。自我感覺過於良好的人，不僅在自我評價時，高自標樹，大吹法螺，而且渴望來自社會的評價也同樣好、同樣高。這樣，他就很容易排斥批評性的意見，就會懷疑別人的動機，一旦遭遇尖銳的質疑，便覺得受了極大的委屈和傷害，以至惱羞成怒，惡語相加。與虛妄的自大和自許導致的情緒性反應相對應，缺乏自信心和力量感導致的強烈焦慮，則是許多的當代著名作家內心深處的另外一種精神圖景。


然而，一個人，隻有當他被人愛的時候，他纔有可能體驗到愛情的幸福；一個拳擊手，隻有當他站在拳擊場上，擊打對手並且被對手擊打的時候，他纔有可能是一個真正的拳擊手。同樣，一個作家，隻有當他被閱讀、被批評的時候，他纔能被證明在文學的意義上是活著的，套用笛卡兒的那句話來說，就是：“我被批評，故我存在。”如果由於某種原因，一個靠寫作立身的人，真的“在批評面前”獲得了“豁免權”，那麼，容我不客氣地說，他在文學上的死滅大概也就為期不遠了。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重要”的人，但卻很難再說他是一個“文學”的人。


蒂博代在他的《六說文學批評》中，曾引用過伏爾泰的一段話，道是：“我們看到，在致力於文學發展的現代國家裡，有些人成為職業批評家，正像人們為了檢查送往市場的豬是否有病設立了專門檢查豬舌頭的人一樣。文學的豬舌頭檢查者沒有發現一個健康的作家。”伏爾泰說“沒有發現一個健康的作家”，與其說是描述性的事實判斷，毋寧說是對批評的基本原則的宣示和堅執。因為，在他看來，批評，尤其是對“偉大”作家的批評，從來就不是肯定意義上的，而是否定意義上的，或者說，是病理學意義上的。他在一篇題為《論喜劇》的文章中，說過這樣一段我曾經稱引過的話：“批評應側重偉大人物的不足；若由於偏見連他們的毛病也欣賞，那麼不久我們就會步其後塵。那麼我們從名家那裡得到的啟示，或許便是如何將作品寫壞了。”


結論很明確，批評家就是豬舌檢查者，作家則是應該被檢查的對像。作家越是“偉大”，批評家越是要檢查其“不足”，——這倒不是偏要跟他過不去，而是因為他更容易成為效法的榜樣，追攀的楷模，如此說來，對他的批評，其實就是對文學理想的守護，對文學信念的捍衛。既然這樣，那麼，就沒有誰可以享有“在文學批評面前的豁免權”，無論他事實上有多麼“偉大”，無論他的“體魄”顯得有多麼“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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