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古今之爭(平)

內容簡介

作為《20世紀中國學術論辯書繫》的一個分支，本卷試圖從現當代文學的各個側面評述有關論辯的歷史情況及各方觀點，希望為讀者搭建一個回望世紀性論爭的小小平臺。文學卷分古典文學與現當代文學兩大部分。結構體例呈現出兩種風格。

緒論世紀之辯：新舊文學陣營的對峙
一、新舊之衝突
二、中西之比較
三、文白之優劣
四、激進與保守的分野
章橫空出世：文化激進主義與新文學的倡導
一、革命與改良策略的交響
二、“活的文學”的建構
三、“人的文學”的張揚
第二章破舊立新：新文學對舊文學的批判
一、“選學妖孽，桐城謬種”
二、“舊詩的骸骨已被人扛著向張著口的墳墓去了”
三、“舊戲不能不推翻”
四、黑幕小說：“殺人放火奸淫拐騙的講義”緒論世紀之辯：新舊文學陣營的對峙
一、新舊之衝突
二、中西之比較
三、文白之優劣
四、激進與保守的分野
章橫空出世：文化激進主義與新文學的倡導
一、革命與改良策略的交響
二、“活的文學”的建構
三、“人的文學”的張揚
第二章破舊立新：新文學對舊文學的批判
一、“選學妖孽，桐城謬種”
二、“舊詩的骸骨已被人扛著向張著口的墳墓去了”
三、“舊戲不能不推翻”
四、黑幕小說：“殺人放火奸淫拐騙的講義”
五、鴛鴦蝴蝶派：“文字上的手淫”
第三章整理國故：五四文人對於傳統文化的清理
一、《新潮》與《國故》的抗衡
二、梁啟超與胡適的爭辯
三、新文化同人間的駁難
四、當下的審視視角
第四章重估“學衡”：學衡派的歷史痕跡與現代意義
一、學衡派的歷史選擇
二、主流學術話語的邊緣學派
三、傳統回歸時的移位思考
第五章考量“甲寅”：新文學與甲寅派的論辯
一、時代觀念的錯位
二、文學理念的對決
三、文化影響的辯駁
第六章百年是非：啟蒙話語下的白話文論爭
一、近代維新運動對白話文的提倡
二、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文白之爭
三、文藝大眾化視野中的白話文
四、世紀末對五四白話文的歷史重估
第七章世紀回眸：新文學的自我審視與反思
一、叩問背後的真實
二、重撥語言迷霧
三、山雨欲來風滿樓
四、文學的自主選擇
主要參考文獻目錄
後記
編輯後記

在線試讀

章橫空出世：文化激進主義與新文學的倡導
中國文學觀念的近代變革，並沒有促成一種具有嶄新形態和面貌的文學樣式出現。盡管近代文學也在一定程度上顛覆和打破了根深蒂固的文學傳統和審美規範，但它與傳統文學的“臍帶”尚未徹底地撕開和斷裂。在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中，隻有以1915年《青年雜志》（自第二卷起改名為《新青年》）創刊為開端，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重要組成部分的五四新文學運動，纔以徹底的“斷裂性”姿態從根本上破壞和動搖了傳統文學的牢固根基，從而創造出了獨具一格、別開生面的中國新文學。總之，五四時期是文學革命的時代，它大膽地引進西方各種文藝思潮和理論學說，激進地批判和否定中國傳統的封建舊文學，推進了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
一、革命與改良策略的交響
中國文學在五四時期能夠順利地從傳統向現代轉型，乃借助於“五四”激進文人革命激情的全面噴發和無比威力，而直接倡導中國新文學並推動其蓬勃發展的則首推激進文人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憑借《新青年》這一生龍活虎的傳播媒介，中國文學首次以激進的“革命”方式在文學歷史的長河中綻放出靚麗的青春風采。
在學界看來，1917年1月和2月，胡適的《文學改良刍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在《新青年》第2卷第5號和第6號上的先後發表，標志著五四文學革命的正式發端。在文學革命的運思方式上，胡適和陳獨秀雖然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差異，但總體來看，他們的並不含有暴力、暴動傾向的革命姿態，卻意味著對中國傳統文學的徹底顛覆和全面背叛。
作為文學革命出色的拓荒者，胡適先提出了文學革命的主張，正如陳獨秀所說：“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然而，隨著學界對胡適正面歷史價值的不斷定性，反而對其撰寫的可以視為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經典的《文學改良刍議》的認識存在更大歧義。一個比較突出的觀點是認為胡適的《文學改良刍議》一文並無“革命”的內涵，是陳獨秀把它粗暴地改為帶有政治色彩的“革命”。看起來這種反思不無道理，但觸摸歷史脈搏它卻經不起診斷和推敲。實際上，胡適的“革命”意念由來已久，“革命”本來就是《文學改良爭議》的題中之旨、文中之意。它響亮提出的“八不主義”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學的徹底性革命和根本性破壞，其宣告的文學的終結和新文學的來臨，足可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章橫空出世：文化激進主義與新文學的倡導
中國文學觀念的近代變革，並沒有促成一種具有嶄新形態和面貌的文學樣式出現。盡管近代文學也在一定程度上顛覆和打破了根深蒂固的文學傳統和審美規範，但它與傳統文學的“臍帶”尚未徹底地撕開和斷裂。在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中，隻有以1915年《青年雜志》（自第二卷起改名為《新青年》）創刊為開端，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重要組成部分的五四新文學運動，纔以徹底的“斷裂性”姿態從根本上破壞和動搖了傳統文學的牢固根基，從而創造出了獨具一格、別開生面的中國新文學。總之，五四時期是文學革命的時代，它大膽地引進西方各種文藝思潮和理論學說，激進地批判和否定中國傳統的封建舊文學，推進了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
一、革命與改良策略的交響
中國文學在五四時期能夠順利地從傳統向現代轉型，乃借助於“五四”激進文人革命激情的全面噴發和無比威力，而直接倡導中國新文學並推動其蓬勃發展的則首推激進文人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憑借《新青年》這一生龍活虎的傳播媒介，中國文學首次以激進的“革命”方式在文學歷史的長河中綻放出靚麗的青春風采。
在學界看來，1917年1月和2月，胡適的《文學改良刍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在《新青年》第2卷第5號和第6號上的先後發表，標志著五四文學革命的正式發端。在文學革命的運思方式上，胡適和陳獨秀雖然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差異，但總體來看，他們的並不含有暴力、暴動傾向的革命姿態，卻意味著對中國傳統文學的徹底顛覆和全面背叛。
作為文學革命出色的拓荒者，胡適先提出了文學革命的主張，正如陳獨秀所說：“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然而，隨著學界對胡適正面歷史價值的不斷定性，反而對其撰寫的可以視為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經典的《文學改良刍議》的認識存在更大歧義。一個比較突出的觀點是認為胡適的《文學改良刍議》一文並無“革命”的內涵，是陳獨秀把它粗暴地改為帶有政治色彩的“革命”。看起來這種反思不無道理，但觸摸歷史脈搏它卻經不起診斷和推敲。實際上，胡適的“革命”意念由來已久，“革命”本來就是《文學改良爭議》的題中之旨、文中之意。它響亮提出的“八不主義”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學的徹底性革命和根本性破壞，其宣告的文學的終結和新文學的來臨，足可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
我們知道，留學美國期問的胡適早在1915年夏秋就開始了中國文學革命的思考，產生了除舊革新的願望。同年8月他撰寫的《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提出了文言文是半死的文學、白話文是活的文學、文言是死的語言、白話是活的語言的論斷，萌發了文學革命的思想。同年9月，他則在為同學梅光迪去哈佛大學所作的一首白話詩中首次公開提出了文學革命的構想。雖然胡適的文學革命思想沒有得到同學和朋友們的贊同，但胡適在與他們的爭論、辯駁中越來越意識到了中國傳統文學的弊端；越來越清楚了自己的主張、建議的革命性意義，也越來越堅定了自己文學革命的信念，並大膽宣稱“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話是一種活的語言”，“白話可以產生流文學”，“白話的文學為中國千年來僅有之文學”。1916年8月19日，在致朱經農的信中，他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建設新文學的八項要點。到這個時候，胡適的文學革命思想應該說已經形成了綱領性的意見，達到了理論形態比較成熟的境地。同時，胡適即給國內的陳獨秀寫信，正式提出了上述文學革命的八項條件。陳獨秀非常高興，不僅將胡適之來信刊載於1916年10月第2卷第2號的《新青年》上，而且很快復信給胡適，認為胡適所提出的“文學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項，其餘六事，僕無不合十贊嘆”，極力誇贊它“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同時希望胡適“詳其理由，指陳得失，衍為一文，以告當世”。
然而，胡適正式以理性的眼光、學理的態度撰寫《文學改良刍議》回應陳獨秀的時候，卻將“文學革命”置換成了“文學改良”。個中原因，胡適曾經有如下一段真情告白，他說：“我受了在美國的朋友的反對，膽子變小了，態度變謙虛了，所以此文標題但稱‘文學改良刍議’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學革命’的旗子。”並認為：“這是一個外國留學生對於國內學者的謙遜態度。文字題為‘刍議’，詩集題為‘嘗試’，是可以不引起很大的反感的了。”
從理論上講，我們應該尊重當事人就事論事的觀點，但我們不能為當事人的自述所迷惑，而應該從其表面言辭深入其內心實質，捕捉和挖掘當事人言辭之中隱藏的深層心理動機。就筆者的理解而言，在國人普遍對“革命”“深惡而痛絕之”的情境之下，胡適將“革命”置換為“改良”，認為“其所主張容有矯枉過正之處……謂之刍議，猶雲未定草也。伏惟國人同志有以匡糾是正之”，指出“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等諸如此類的表白，並不代表胡適文學革命立場的軟弱和妥協，實際上乃不失為一種有膽識、有見地、有眼光、有分寸的革命策略。遠在異國他鄉的胡適，在陳獨秀給予他發表言論機會之際，之所以不敢公開張揚革命而低調處理自己的文學革命意向，自然與胡適自身向來對於“革命”的理解和認識密切相關。以進化思想、實用主義作為理論支持的胡適，並不認為“革命”是對過往的激進否決，而是把“革命”視做進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他說：“歷史的進化有兩種：一種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種是順著自然的趨勢，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進，後者可叫做革命。”這種置換策略吻合胡適本人“處之以溫和，持之以冷靜”的精神氣質和溫柔敦厚的性格情狀。即使剛毅果敢如魯迅者，也覺得胡適的做法具有可行性。他說：“首先來嘗試這工作的是‘五四運動’前一年，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革命’這兩個字，在這裡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聽到就害怕的。但這和文學兩字連起來的‘革命’，卻沒有法國革命的‘革命’那麼可怕，不過是革新，改換一個字，就很平和了，我們就稱為‘文學革新’罷，中國文字上，這樣的花樣是很多的。”¨叫不過我們也要同魯迅那樣“想一想”，胡適這種花樣的韜略究竟是什麼？胡適說“不敢提起‘文學革命’的旗子”可能僅僅隻是中國文字上變化的一種花樣罷了，並非真的就顛覆或消解了“文學革命”的深層用意。其實，在胡適的“倉庫”裡，“刀槍”有的是。一待陳獨秀大膽地掀開了他改良面紗遮掩著的革命旗幟之後的次年，決心在破壞的基礎上建設“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胡適，便勇敢地接過了陳獨秀果敢豎起的“革命”旗幟，或者說又繼續了他自己原初的“革命”路徑，隨即寫出了大膽斷言中國“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隻有些死文學，隻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的名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該文與陳獨秀《文學革命論》一文標題的區別，就是添加了“建設的”三個字，因此表面上看可以說是挪用了陳獨秀文章的標題，而實質上表示胡適對陳獨秀規劃的文學革命方案和激進的文學革命精神的高度認可和贊同。胡適認為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就“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這樣就“不能不從破壞一方面下手”，對於“那些腐敗文學，個個都該存一個‘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個個都該從建設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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