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文事

《腐蝕》：讀者改變主人公命運的名著

《包身工》寫作的“協力者”

遲出四十年的《草鞋腳》

巴金與一位友人的遺著出版

朱自清與《聞一多全集》

鄭振鐸與《北平箋譜》

茅盾點染《李自成》

李淑一與《蝶戀花·答李淑一》

曹聚仁：記錄出一本經典

郭沫若與《資本論》

史沫特萊創作朱德傳記《偉大的道路》

《文壇登龍術》的由來及遭遇



人緣

徐志摩“欣賞”瀋從文

葉聖陶慧眼識丁玲

瀋從文結緣林宰平

周作人援手郁達夫

施蟄存與丁玲的同學之誼

郭沫若魯迅的恩怨及餘響

柳亞子詩追孫中山

豐子愷曹聚仁一飯結“怨”

郁達夫與張友鸞的師生情

陳毅與作家阿英

三名家“悠然”跑警報

艾青與王震的深厚情誼

劉紹棠與周揚的一段恩怨

文革中，瀋從文函慰巴金家人



秘聞

洪深狀告大光明劇院始末

民國年間的一次“民意測驗”

“詞的解放”的風波

郭沫若斥責瀋從文前瀋對郭的評議

“腰斬張資平”前後

《韶山的節日》事件始末

《屈原》襲用《李爾王》？

“馬恩”何時人《女神》

《烽煙圖》手稿的離奇經歷

周越然如何以教科書“致富”？

《荷花澱》如何被刪及誤讀

《胡笳十八拍》如何形成大論爭？

郭沫若的入黨時間為何不一致？

華君武在延安畫了哪些漫畫？

後記

《包身工》寫作的“協力者”

即使今天讀去，夏衍的《包身工》仍然是一篇有豐富材料，有現代觀念，同時筆帶深情，有藝術感染力的優秀作品。在特殊條件下，這樣一篇反映失去人身自由的女工非人生活的報告文學，得來自然也相當不易。


雖然《包身工》的開始寫作是在1935年，可作者初步了解“包身工”的情況，卻是在更早的。1929年左右。當時夏衍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住在上海滬東一帶。這裡是工人區，幾位也在做工運的同志便常在他這裡落腳：將自己的長衫或西服脫下，換上工人裝束到工廠去。從這些同志口中，他開始知道了有“包身工”的特別現像。後來，夏衍從一位在工人夜校任教員的馮姓女子那裡，了解到許多關於包身工的事情，這就使夏衍縈繞於心了。


1932年，導演瀋西苓想寫一個以上海女工為題材的電影劇本，夏衍就將自己了解的包身工情況告訴了他。依據夏衍的介紹，瀋西苓寫出一個劇本《女性的吶喊》，經夏衍修改補充完成，於當年投入拍攝並上映。應該說，這是部現代文藝描寫包身工生活的作品。當然，由於種種原因，這部電影拍攝得並不很成功，產生的反響也不大。可是，為了寫作劇本，夏衍又搜集了不少有關包身工的材料，對這些包身工的悲慘遭遇感到了“靈魂的震動”。經過這次調查和與夏衍在日本留學時見到的情況比照，他更感到憤怒，更加覺得應將這“人間地獄”的情形揭發出來。可當時工作十分繁忙，無法進一步調查和從容寫出，這個題材便擱了下來。


1935年時，上海共產黨組織又一次遭到破壞，夏衍被迫在一家小公寓裡隱蔽了半年多。在這段時間，他再一次開始了有關包身工材料的搜集。經過那位在工人夜校任教員的馮姓女子幫助，夏衍認識了一位在日本內外棉紗廠做工的青年團員杏弟。和杏弟談過幾次後，夏衍覺得，要了解包身工的真實生活，單憑材料肯定不夠，必須具體進行實地觀察。


初，夏衍找到一位在日本紗廠當職員的中學同學幫忙，到包身工工作的車間去考察過幾次，對她們的勞動條件有了一些直觀感受。可是，要想知道“帶工頭”對包身工是如何管理的，包身工生活狀況如何，就非得到她們住宿的工房去調查。這時，就需要杏弟這樣的女性幫忙了。


杏弟先帶夏衍去的是福臨路東洋紗廠工房。他們當時並沒有相互約好彼此關繫的介紹。可是進了杏弟熟識的那家帶工頭的後門，杏弟便指著自己帶去的妹妹對老板娘講：這是我的同鄉，在工廠做活。隨後又指著夏衍介紹：這是她的“爺叔”（即叔叔），在水電公司辦事的。杏弟坦然地介紹，倒叫夏衍有些反應不上來。看著夏衍沒接話，杏弟又說，這同鄉獨自租房子不方便，她爺叔的意思是在這一帶找一個“搭飯”的地點。這樣一來，夏衍便可以“爺叔”的名義，到工房裡去觀察一番。


可是，這樣一般地看看，似乎還不夠。要了解她們的生活情況，還必須在早晨和晚上，在包身工們上班下班時纔看得到。於是，在杏弟的幫助下，夏衍決定，在這個時段去仔細觀察。但是，這在當時也並不容易。夏衍住在麥特赫斯德路（今泰興路），離工房所在的楊樹浦有十多裡的距離。為在早上五點鐘之前趕到那裡，就得半夜三點起身，步行過去，纔剛好能看見包身工上班的情形。這樣的觀察不是一天兩天，而進行了很長一段時間。從四月到六月，夏衍整整走了兩個多月，用他後來的話“做了兩個多月的‘夜工’”，這纔比較詳細觀察到了她們的許多日常生活。在作品《包身工》裡，我們看到大量有關包身工被喊叫起床，因勞累而顧不得害羞，相互踩踏，在離人不到一尺的馬桶上很響地小便，“半裸體地起來開門，拎著褲子爭奪馬桶，將身體稍稍背轉一下就會公然在男人面前換衣服”的狀態；這些“包身工”，早晨是四點半以前起床，簡單洗洗之後，喫一些洋鉛桶裝的“漿糊一般的薄粥”；她們的定食是兩粥一飯，早晚喫粥，中午干飯。粥的內容“可不和一般通用的意義一樣，裡面是較少的秈米、鍋焦、碎米，和較多的鄉下人用來喂豬的豆腐的渣粕！粥菜，這是不可能的事了，有幾個‘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場去收集一些萵苣菜的葉瓣，用鹽鹵漬一浸，就是她們難得的佳肴”。這隻是夏衍兩個月辛苦“夜工”觀察的一部分現像。


在這個過程中，杏弟是一個熱心人。她為了幫助夏衍了解情況，曾經幾次趕上早班，混在包身工的隊伍裡，向她們打探一些內部情況。可包身工由於被嚴密管理，不允許向外透露情況，再是看見杏弟服裝與她們略微不同，就害怕得不敢說什麼；有人甚至以為杏弟是“包打聽”一類人，根本不說一句話。當時的調查，想進一步了解包身工的內心感受，真個十分艱難。


經過杏弟等人幫助，夏衍看到了這些“包身工”可怕的工作環境：工廠裡，連“猛烈的騷音”也會消滅，“不，麻痺了你的聽覺，馬達的吼叫，皮帶的拍擊，錠子的轉動，齒輪的軋轢……一切使人難受的聲音，好像被壓縮了的空氣一般的緊裝在這紅磚的廠房裡面，分辨不出這是什麼聲音，也決沒有使你的聽覺有分別這些音響的餘裕。”


為了使得棉紗不容易扯斷，車間裡必需有噴霧的裝置。這樣，無論春夏秋鼕，這些女工都必須在這樣的潮濕的環境中勞作。“她們每天過著黃霉，每天接觸到一種飽和著水蒸氣的熱氣。……身上有一點被蚊虱咬開或者被機器踫傷而破皮的時候，很快地就會引起潰爛。盛夏一百一五六度的溫度下面工作的情景，那就決不是‘外面人’所能想像的了。”還有“塵埃，那種使人難受的程度，更在意料之外了。”據夏衍看到和了解到的情況：“紗廠女工沒有一個有健康的顏色，做十二小時的工，據調查每人平均要吸人0．15克的花絮。”


這一切，震動了夏衍。他要把這種可怕的生活狀態寫出來，而且不要虛構，完全“力求真實，一點也沒有虛構和誇張。”文章中，夏衍不僅記述事實，還發表感慨：“美國哲人愛瑪生的朋友，達維特·索洛曾在一本書上說過，美國鐵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橫臥著一個愛爾蘭工人的尸首，那麼我也這樣聯想，在東洋廠的每一個錠子上面，都附托著一個中國奴隸的冤魂。”“黑夜，靜寂的、死一般的長夜。表面上，這兒似乎還沒有自覺，還沒有團結，還沒有反抗——她們住在一個偉大的鍛冶場裡面，閃爍的火花常常在她們身邊擦過，可是，在這些被強壓強榨著的生物，好像連那可以引火，可以燃燒的火種也已經消散掉了。不過，黎明的到來還是沒法可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國人當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這些殖民主義者當心呻吟著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魂。”二十多年後夏衍回憶當時寫作的情形時，仍然認真地說：“她們的勞動強度，她們的勞動和生活條件，當時的工資制度，我都盡可能地作了實事求是的調查，由此，在今天的個人同志們看來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當時卻是鐵一般的事實。”


《包身工》寫作在後的補充階段，夏衍希望杏弟幫助自己搜集更多有關包身工身世際遇方面的情況。可在1936年6月，一家名為《光明》的半月刊雜志創刊，急著要稿，夏衍便將這篇文章給了這家雜志。《包身工》刊發出來後，由於真實反映了上海日本紗廠的一群“包身工”的非人生活狀態，“沒有光，沒有熱，沒有希望……沒有法律，沒有人道。這兒有的是二十世紀的爛熟技術、機械、體制，和對這種體制忠實地服務著的十五六世紀封建制度下的奴隸！”產生了較為強烈的反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