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薛憶溈對話薛憶溈：“異類”的文學之路

編輯推薦

薛憶溈近三十年獨立於主流和正統的文學道路是一條從沒有人走過的路。

他總是說：“文學不是我的選擇，而是我的宿命。”

這本全新的隨筆集，以獨特的方式將作者寫作生涯裡各種訪談文字、經歷一一展現出來。這些“作品”不僅是薛憶溈個人文學道路上的坐標，也為一代人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精神追求提供了見證。

內容簡介

薛憶溈將其寫作生涯中應邀所寫的各類訪談文字，重新梳理，以未刪節、未編輯的“原汁原味”的薛憶溈風格，呈現在這部全新的隨筆集中。

包括多篇頗具影響的訪談，如《面對卑微的生命》、《寫作是*艱難的人生冒險》、《文學永遠隻有一個方向》等。

作者簡介

薛憶溈，生於郴州，長於長沙，現居蒙特利爾。從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獲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士學位，從蒙特利爾大學獲英美文學碩士學位，從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獲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博士學位。1996—2002年任教於深圳大學文學院。2006—2007年為《南方周末》及《隨筆》雜志撰寫讀書專欄。2009—2010年受聘為香港城市大學訪問學者。2013年受聘為中山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駐院學人。1991年獲臺灣《聯合報》文學獎。2014年及2015年連續獲得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提名。

主要出版作品有：長篇小說《《遺棄》（2012年深圳讀書月“年度十大好書”、《白求恩的孩子們》（臺灣版）、《一個影子的告別》（臺灣版）、《空巢》（2014年深圳讀書月“年度十大好書”及《南方都市報》2014年度“十大中文小說”）；小說集《不肯離去的海豚》、《流動的房間》（2013

前言

為了夢中的橄欖樹（代序）
時間：二零一五年一月八日作者：薛憶溈
我於上個世紀的*後一年，也就是處女作發表十二年之後，開始接受關於文學的采訪，至今已經有將近十六年“被采”的經歷。
我的大部分訪談都是根據文化記者提供的采訪提綱“寫”成的，也就是說，它們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書面文字。為了文本的連貫、清晰和全面，我還經常會需要增減采訪提綱的內容，調整采訪提綱的結構，甚至潤色采訪提綱的語言，以增加問題與回答之間的張力。因此，我一直將這一部分訪談視為是自己的“作品”。它們的完成過程與我其他作品的創作過程有不少的相似之處。
這些“作品”中有不少的名篇，如《面對卑微的生命》、《寫作是*艱難的人生冒險》、《文學永遠隻有一個方向》等。就像我的其他作品一樣，這些“作品”不僅是我個人文學道路上的坐標，也為一代人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精神追求提供了見證。為了夢中的橄欖樹（代序）

時間：二零一五年一月八日作者：薛憶溈

我於上個世紀的*後一年，也就是處女作發表十二年之後，開始接受關於文學的采訪，至今已經有將近十六年“被采”的經歷。

我的大部分訪談都是根據文化記者提供的采訪提綱“寫”成的，也就是說，它們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書面文字。為了文本的連貫、清晰和全面，我還經常會需要增減采訪提綱的內容，調整采訪提綱的結構，甚至潤色采訪提綱的語言，以增加問題與回答之間的張力。因此，我一直將這一部分訪談視為是自己的“作品”。它們的完成過程與我其他作品的創作過程有不少的相似之處。

這些“作品”中有不少的名篇，如《面對卑微的生命》、《寫作是*艱難的人生冒險》、《文學永遠隻有一個方向》等。就像我的其他作品一樣，這些“作品”不僅是我個人文學道路上的坐標，也為一代人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精神追求提供了見證。

收集在這裡的訪談作品大都是我的“原作”，與媒體上經過刪節和編輯之後發表的版本有程度不一的出入。而為了這一次結集出版，我一如既往，又對每一篇“原作”進行了重新的梳理。

我將近三十年獨立於主流和正統的文學道路是一條從沒有人走過的路。我總是說，文學不是我的選擇，而是我的宿命。但是，在整理這些訪談作品的過程中，我還是忍不住會不斷責問自己：為什麼要如此孤獨？為什麼要如此抗爭？為什麼要如此殫精竭慮？為什麼要如此含辛茹苦？……從我們那個年代的流行歌中借用的書名就是我對所有這些責問的回答。

如果我能夠選擇，我肯定，我還是會選擇悲天憫人的文學。

在線試讀

薛憶溈采訪薛憶溈
1999年9月10日下午2點，薛憶溈在深圳文華花園景華閣一間簡陋的房間裡采訪了薛憶溈。我們之間隔著一面稍帶油垢的鏡子。我們的交談進行得非常流暢。
薛憶溈，我注意到*近這一年來，你的作品引起了媒體和讀者的關注。但是，許多讀者並不知道你並不是突然冒出來的“新人”，對你的**輪關注其實發生在九十年代初期。你能夠談談你自己的文學經歷嗎？
我的文學經歷有時候會令我自己非常洩氣。我走的是“較少人走的路”中更少人走的路。我的所有作品總是與“時局”關繫緊張，發表起來都很不容易。中篇小說《睡星》是我的“處女作”。它完稿於1986年1月。它開始被當時很有影響的《中國》雜志接受，但是，那家雜志後來因為“自由化”而被迫停刊。一年之後，《芙蓉》雜志準備將它刊出。可是，北京突然爆發了規模不小的學生運動，它再一次失去了出版的機會。1987年8月，小說由思想解放的《作家》雜志以頭條刊出。那被許多人看成是我文學生命開始的標志。其實我更願意將自己文學的起點定在1988年夏天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和耐力寫出的長篇小說《遺棄》以及1989年春節前夕，也就是《遺棄》完成不到半年之後，我寫出的第二部長篇小說。《遺棄》於1989年3月順利“自費”出版，而後來定名為《一個影子的告別》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歷經坎坷，至今仍不能出版。1990年12月，臺北的《聯合文學》和廣州的《花城》雜志同時發表了我的中篇小說《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聯合文學》雜志將它作為當期**的“小說精選”，在封面上推薦。而《花城》雜志也將小說題目列在封面的要目裡。半年之後，我的名字出現在《收獲》雜志上，這是當時的文學青年“前途無量”的標志。很快，當年的臺灣《聯合報》小說獎揭曉，我的一篇《生活中的細節》得了獎。而獲得那一年大獎的是王小波的《黃金時代》。
在那之後，你突然就從文學界消失了……
那是被迫的消失，正像紅軍長征一樣。原因與我的中篇小說《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關。有人稱那篇小說是“一個敏感年份的抒情詩”。但是，它明確的時間標志和情緒指向讓我和發表我作品的雜志都遇到了很大的麻煩。“前途無量”的文學青年前進的道路突然間就被堵死了。我的**次文學生命在極度恐懼和絕望的狀態中結束。這生命僅僅維持了四年。這是夭折。
可是經過六年的消失，你居然又“回來”了。這是生命的奇跡。你的那篇題為《重返文壇》的短文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像。薛憶溈采訪薛憶溈

1999年9月10日下午2點，薛憶溈在深圳文華花園景華閣一間簡陋的房間裡采訪了薛憶溈。我們之間隔著一面稍帶油垢的鏡子。我們的交談進行得非常流暢。

薛憶溈，我注意到*近這一年來，你的作品引起了媒體和讀者的關注。但是，許多讀者並不知道你並不是突然冒出來的“新人”，對你的**輪關注其實發生在九十年代初期。你能夠談談你自己的文學經歷嗎？

我的文學經歷有時候會令我自己非常洩氣。我走的是“較少人走的路”中更少人走的路。我的所有作品總是與“時局”關繫緊張，發表起來都很不容易。中篇小說《睡星》是我的“處女作”。它完稿於1986年1月。它開始被當時很有影響的《中國》雜志接受，但是，那家雜志後來因為“自由化”而被迫停刊。一年之後，《芙蓉》雜志準備將它刊出。可是，北京突然爆發了規模不小的學生運動，它再一次失去了出版的機會。1987年8月，小說由思想解放的《作家》雜志以頭條刊出。那被許多人看成是我文學生命開始的標志。其實我更願意將自己文學的起點定在1988年夏天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和耐力寫出的長篇小說《遺棄》以及1989年春節前夕，也就是《遺棄》完成不到半年之後，我寫出的第二部長篇小說。《遺棄》於1989年3月順利“自費”出版，而後來定名為《一個影子的告別》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歷經坎坷，至今仍不能出版。1990年12月，臺北的《聯合文學》和廣州的《花城》雜志同時發表了我的中篇小說《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聯合文學》雜志將它作為當期**的“小說精選”，在封面上推薦。而《花城》雜志也將小說題目列在封面的要目裡。半年之後，我的名字出現在《收獲》雜志上，這是當時的文學青年“前途無量”的標志。很快，當年的臺灣《聯合報》小說獎揭曉，我的一篇《生活中的細節》得了獎。而獲得那一年大獎的是王小波的《黃金時代》。

在那之後，你突然就從文學界消失了……

那是被迫的消失，正像紅軍長征一樣。原因與我的中篇小說《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關。有人稱那篇小說是“一個敏感年份的抒情詩”。但是，它明確的時間標志和情緒指向讓我和發表我作品的雜志都遇到了很大的麻煩。“前途無量”的文學青年前進的道路突然間就被堵死了。我的**次文學生命在極度恐懼和絕望的狀態中結束。這生命僅僅維持了四年。這是夭折。

可是經過六年的消失，你居然又“回來”了。這是生命的奇跡。你的那篇題為《重返文壇》的短文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像。

是的，六年過去了……那篇短文同時發表在《深圳商報》和臺灣《聯合報》上。那是我給自己發出的衝鋒令。我的“重返”其實早在短文發表之前就已經開始。1996年7月，《湖南文學》雜志發表了我的一組小說，其中題為《走進愛丁堡的黃昏》的一篇是我擱筆六年之後的新作。這次發表可以看作是我的第二次文學生命的開始。這一次，我很清楚自己行囊的重量和價值。我感覺自己很像是《百年孤獨》中那位死而復生的吉普賽浪人梅爾基亞德斯。

“重返文壇”並不是一個準確的說法，因為你從來都不屬於“文壇”。

你說得很對，我過去和現在不屬於文壇，將來也不會有那種歸屬感。除了在屬於文壇的雜志上發表作品以外，我沒有參加過任何文壇的活動。準確地說，在消失六年之後，我是重返“文學”，而不是重返“文壇”。

《遺棄》的發現當然是這次重返中*引人注目的事件。

是的，從1997年底開始，沉寂了將近九年的《遺棄》突然被幾位在國內知識界知名學者注意。他們在北京、廣州、香港等地很有影響的報刊上撰文評價和推薦，完成了我戲稱為是“世紀末的知識考古發現”。這成了中國的一個文化事件。經過將近九年的考驗，《遺棄》像它的作者一樣獲得了第二次生命。它的修訂本上個月出版並且迅速銷售一空。這真是讓我感慨萬千。我記得卡爾維諾曾經說過，十年是對人寫作纔能的考驗期。如果一個人寫了十年，還能寫，還在寫，他就應該是一個注定的寫作者了。卡爾維諾的這種“算術”正好能夠讓我對號入座，對我是一種極大的激勵。

一本書也有自己的生命期。你估計《遺棄》的生命會有多長？

這很難說。我當然希望它走得更遠。我希望有更多的讀者能夠讀到它，有更多的學者能夠研究它。《遺棄》可能是一部需要被不斷發現的作品，它裡面隱藏著許多的奧秘。

除了《遺棄》之外，你的短篇新作更是讓你的重返充滿了活力。

是的，從這一批新作裡可以看出我寫作的多樣性。《出租車司機》寫現代人日常生活的淒涼。而《歷史中的轉折點》是一個以北伐為背景的故事，寫個人在歷史中的無奈。《兩個人的車站》由發生在巴黎、北京、倫敦和東京的四個故事組成，表現死亡、愛情和信仰在時間中的變遷。《流動的房間》通過愛情和欲望的不同形態來追尋個人與城市和歷史之間的關繫。還有《廣州暴亂》，一個十六世紀的悲劇，關於權力和恐懼。還有《深圳的陰謀》，又回到了現代，表現人對愛情和記憶的狂躁……這些都是短篇小說。我對自己的寫作非常苛刻，短篇小說正好滿足了我的這種“病態”心理。我喜歡用不大的篇幅去審視很大的問題。我的作品總是在表現歷史的荒謬和生命的復雜。

你剛纔的這句話總結了自己的寫作風格。

我認為小說要去揭示歷史的荒謬和生命的復雜性。在我看來，這就是“小說的使命”。小說應該通過災難性的生活細節、簡潔又緊張的語言手段以及狡黠和邏輯的敘述策略來完成這一使命。我想做的與我能做的之間還存在著巨大的差距。我知道，隻有不斷地付出時間，不斷地付出努力，纔可能不斷縮小這種差距。寫作是需要用一生來專注的事業。

有人說你的作品太理性，你怎樣回應這種說法？

我受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雙重訓練，我喜歡學習西方的語言，我在大學裡任教，我十二歲就讀過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理性”當然會成為我的特點。但是，認真的讀者很容易在我冷靜的敘述中體會到情感的細膩和熱烈。我是一個極度敏感的人。我的每一篇作品同時又都我的這種敏感的見證，充滿了脆弱的感性。

我同意你的這種自我評價。我想這種理性與感性的交織也是你的作品能夠獲得臺灣文化人認同的原因。

在重返的途中，臺灣的《聯合報》副刊給了我很大的支持，我投寄過去的所有作品都被刊用，其中包括大陸的雜志不敢刊用的《不肯離去的海豚》。我的作品也首先是在臺灣被譯成英文的，刊登在齊邦媛女士主編的雜志上。還有香港的《純文學》雜志去年以來也在不斷登出我的作品。在大陸，給我**支持的是《天涯》雜志。

你對自己的這第二次文學生命有什麼期待嗎？

發表的艱難不能扼殺了我寫作的激情，卻扼殺了我對文學生命的許多期待。《遺棄》出版將近九年之後纔被發現，而緊接《遺棄》之後完成的第二部長篇小說至今都不能出版（盡管這部小說的評論都已經在香港的學術雜志上發表），我還能期待什麼呢？或者說，我有對創作本身的期待，卻沒有對“市場”的期待。我肯定會寫到生命的終點，我期待著在這來之不易的第二次生命中能夠創作岀令自己滿意的作品。曲折和坎坷的道路磨練了我的耐力。我有時候會感謝自己的“壞運氣”。

你經常強調自己是個人主義者。個人主人對寫作很重要嗎？

我從來沒有參加過作家協會，也從來沒有參加過官方組織的文學活動，也很少與文壇裡的人物來往。我相信文學是個人的事業，是孤獨的事業。就像獨立的意志和自由的精神一樣，孤獨也是藝術家保護精神世界裡的長城。

你還是一個悲觀主義者。

是的。我從小就對歷史和科學有濃厚的興趣。而這兩方面的興趣讓我很早就看到了暴力給人類生活帶來的災難。歷史在不斷重復非理性的暴力（如戰爭、專制等等），而科學的許多成就*後會演變為理性的暴力（如原子彈、敵敵畏等等）。歷史與科學好像在用不同的語言創作同一部悲劇。它會將人類引向何處？我的許多人物也都是悲觀主人者。他們對生活的悲觀看法經常會令我震驚。在短篇小說《兩個人的車站》的結尾處，敘述者說說：“生活是*真實的贗品。”這是多麼深的絕望啊。

讓我們躲開這種絕望吧。你喜歡哪種類型的作家和作品？

我喜歡表面很冷，裡面很熱的作家和作品。*近在讀的博爾赫斯和納博科夫都屬於這種類型。

你擁有復雜的學歷，在中國的小說作者中，你是一個罕見的例子。

我在本科階段就讀於北京航空學院（現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專業是計算機科學與工程。而我的博士學位完成於廣州外國語學院（現在的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專業是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復雜的教育背景對我的文學創作有復雜的影響。

《遺棄》的主人公是一位“業餘哲學家”，你自己現在也是用業餘時間從事寫作。你能談談現在的本職工作嗎？

我現在是深圳大學文學院的教師，主要上寫作課，有時候也教一點文學理論。我以前一直是做不好（不能也不願做好）本職工作的人，但是這一次，我做得很好。我相信我的課給了學生們多方面的啟發。我還有機會上了一個學期符號學的課。這讓我很開心。我曾經非常著迷符號學，總是盼望著有機會在那個領域走得遠一點。

在你遊歷過的西方城市中，哪一座對你的文學*有影響？

莫斯科、倫敦、愛丁堡、巴黎、阿姆斯特丹、波恩、舊金山……*令我著迷的還是愛丁堡。前面講過，《走進愛丁堡的黃昏》是標志著我重返文學的**篇作品。換句話說，我的第二次文學生命就誕生於愛丁堡。

而深圳是你現在的居住地，你的第二次文學生命在這裡發育成長。你對這座城市應該有特別的感情。

誰都知道深圳是一座時尚又浮躁的城市，對我來說，這不是這座城市的壞處，而是好處。一座時尚和浮躁的城市是不需要寫小說的人的，所以寫小說的人也不會受到太多的打擾。在深圳，我可以安心於自己的冥想，安心於自己的孤獨，安心於自己的寫作。這些年來的作品就是我與這座城市感情的見證。

後記：這是我有生以來“接受”的**次采訪。它“自言自語”的特殊形式決定了我隨後一些訪談的性質。這次采訪的原稿曾經在《萬科周刊》和香港的《純文學》雜志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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