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案微痕

周作人的八幅自壽詩手跡

周作人之死與八十自壽詩

周作人的五封遺札

文案遺緒

周作人讀《遊仙窟》

周作人與“珍本叢書”

周作人《雅言》疑案

周作人的蘇州之旅

佚案秘境

周作人：北伐與“北大消滅”

周作人專訪稿發現記

周作人“新聞讀者的苦口談”之講演

周作人“落水”備忘錄

試讀

周作人的八幅自壽詩手跡

◎1934：打油詩中知天命

1885年1月15日，周作人出生於浙江省紹興城內東昌坊口新臺門周宅。到1934年1月13日，其五十虛歲生日將來之際，他按照中國的傳統做壽“做虛不做實”的習俗，用南朝志明和尚“牛山體”的打油詩體式，於1月13日吟詠自己的五十大壽，自壽詩雲：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

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

老去無端玩骨董，閑來隨分種胡麻。

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宅喫苦茶。

詩的大意說周作人前世為出家和尚，今世卻是人世間的居士，已到孔子所說的“知天命”之年。閑來無事就在街頭聽人談鬼，窗下畫蛇；玩骨董，種胡麻；若問這是為什麼，請到寒舍一面品嘗苦茶，一面聽我閑聊罷。此詩表現了周五十歲時的心態與情態，可謂其後半生人生態度的一份宣言書。

詩中的首聯，其實概括了周氏家族中一個流傳的典故。據說在周作人出生當晚，一個族叔外出到半夜纔回來，走近堂內的門時，他似乎看見一個白胡子老頭站在那裡，而周就恰在此時降生，所以周常說自己是“老人轉世”。但其族人們卻以訛傳訛，將“白胡老人”說成是“老和尚”了，因此後來周在其《知堂回想錄》中說：“我做的那首打油詩，普通被稱為‘五十自壽詩’的七律，其首聯雲：‘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即是這個典故。”

又過了兩天，周作人在家設五桌酒席宴請親友，當日，他又用13日做的詩的原韻寫了一首：

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裡蛇。

徒羨低頭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談狐說鬼尋常事，隻欠工夫喫講茶。

周作人這兩首“自壽詩”寫成後，曾在首詩後加了個後序說：“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五十自壽詩，仿牛山志明和和尚體。錄呈巨淵兄一笑。”所謂“牛山體”是指仿南朝志明和尚的《牛山四十屁》詩的風格寫成的。詩寫成後，周開始抄贈友人。首後所加小序中所稱的“巨淵兄”即趙巨淵，他把周抄贈給他的題詩，又寄給了上海《現代》雜志。這本雜志的編者施蜇存和杜衡，也是周的友人，迅即就在當年2月1日出版的《現代》月刊第4卷第4期上，將其影印刊載出來，並改題為《五十誕辰自詠詩稿》，署名知堂。他們為之還專門做了一期“周作人五十誕辰之祝賀”的專版，除此題詩之外，還有周與家人的合影，甚至把他五十壽宴的請帖都影印了出來。

◎1934—1964：八幅題詩三十年

直至今日，就現存的周作人自壽詩手跡來看，從1934年到1964年，從其50歲到80歲的30年間，都一直在以各種方式題贈友人。由此也足見這組詩的聲名遠播，幾乎就成了周一生詩文行跡的代言之作。在目前已知的，共計八幅周氏自壽詩手跡中，除了有一幅自題自留的寫件之外，以及送給趙巨淵的那幅之外，還有六幅題贈友人之作，可以在此約略介紹一下。

這六幅手跡中，其中四幅是後來贈送給日本友人的。其一為款題“武者小路先生哂政”，受贈者為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日本小說家，劇作家。其二款題為“福田先生雅令”，鈐有“知堂八十以後作”印鋻及“甲辰仲秋”的落款，知此書應寫於1964年秋。這位“福田”先生，可能即指福田清人（1904—？），他是當年“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主辦方的日本文學報國會事務局職員。其三款題“關橋先生哂政”，則待考。但從鈐有“知堂五十五以後作”的印鋻來看，這幅題字也作於1939年之後了，當是奉題應酬之作，並非五十歲生辰當年的贈題之作。其四款題“岡田先生哂政”，受贈者可能是岡田武松（1874-1956），日本著名的氣像學家，也曾是東亞文化協議會第二次協議會的日方評議員，在1938年12月的會議議事錄上，曾與周作人同列一冊。

題贈國內友人的那兩幅則比較特別，一幅是周早年贈林語堂的，另有一幅是周晚年贈鮑耀明的。贈林語堂的那幅自不必說，後來引發的眾多文人唱和與爭論的所謂“自壽詩案”，正源出於這幅作品。這場“詩案”的始作俑者，毫無疑問應該是林語堂。此時林語堂在上海籌辦小品文半月刊《人世間》，自任主編，於是借題發揮，大做文章。他特意邀請了很多文人寫詩唱和，並在4月5日出版的《人間世》創刊號上刊出，周題詩手跡的影印件隨之公布出來，周還特別為之重新擬題為“偶作打油詩二首”。同期《人間世》上，還刊載了劉半農、瀋尹默和林語堂的唱和詩。

而另一幅新近公布出來的周作人自壽詩手跡，則是周於1960年題贈給香港友人鮑耀明的。據周1960年10月13日致鮑耀明信，則可約略知道1960年這幅題詩的來龍去脈。信中提及：“命寫舊詩，茲以曲園舊箋（繫曲園後人用舊版新印者，亦已廿年前的事了）寫一通，聊以塞責，隻有墨而無寶也。該箋疑用的是洋紅（？），恐不能付襪，裱了怕沁。”

這幅題詩的確很特別，沒有上款，沒有“自壽詩”之謂，也沒有後來改題的“打油詩”之稱，確實也沒有裝裱，哪怕是簡單的托裱也沒有，隻是兩張原樣的薄薄箋紙。題詩的箋紙確也特別，為紅格信箋，箋右側上方印有“仿蒼頡篇六十字為一章”，左側下方印有“曲園制”字樣。這種箋紙，其實是清末樸學大師俞樾（號曲園）所制；而之所以在民國時代還能用到這種“前清遺制”，則有賴於周作人的學生、俞樾曾孫俞平伯(1900－1990)的重印。

1930年6月，開明書店出版了俞平伯所著《燕知草》，其中就附印了這種箋紙。俞還專門為此撰寫了一篇“出賣信紙”的小文章，其中提到，“我有一種舊版新印的信箋，大家一商量，大可出賣，而且莫妙於沿街兜賣。其時正當十一年四五月間”。可見，這種俞氏家族“舊版新印”的箋紙，早在民國十一年（1922）就面世了；而俞本人手頭存有一些，並將之贈予其師也是人之常情。20餘年後，周應香港新朋友之請，拿這特別的箋紙來寫當年的“自壽詩”，自是別樣風味罷。隻是從箋紙的行格布局來看，一首自壽詩寫完剛好合適，別無空處題寫贈言之類；再以美觀角度而言，著實再也寫不下多餘的行款、題款、落款來了。但就書法的精深醇熟而言，時年75歲的周來寫當年的五十自壽詩，的確已臻至化境，老筆成精矣。

◎1944：出任偽職再打油

以上這八幅自壽詩一一看畢，似乎仍意猶未盡，按常理推測，周作人應該還會有自壽詩的再續之作罷。其實，當周60歲壽期臨近之際，無論是他的故友新朋之間，還是普通讀者之中，也都在揣測與議論，看是否又有所謂“六十自壽詩”之類的新作問世。

1944年9月，周作人果然又輯錄了24首打油詩來發表。發表時特別聲明，這次輯錄的打油詩與六十自壽無關；而且先前的五十自壽詩，也是林語堂“硬說”的，原本也隻是打油詩而已。在這份特別聲明中，周氏竭力說明了不再寫自壽詩的原因，歸結起來，無非有兩個原因，一是“當年那兩首詩發表之後，在南方引起了不少的是非口舌，鬧嚷嚷的一陣，不久也就過去了，似乎沒甚妨害，但是撥草尋蛇，自取煩惱，本已多事，況且眾口爍金，無實的毀謗看似無關重要，世間有些重大的事件往往可由此發生，不是可以輕看的事情。鄙人年歲徒增，修養不足，無菩薩投身飼狼之決心，日在戒懼，猶恐難免窺伺，更何敢妄作文詩，自蹈覆轍，此其一。”二是“大家知道和尚有所謂僧臘者，便是受戒出家的日子起，計算他做和尚的年歲，在家時期的一部分拋去不計，假如在二十一歲時出家，到了五十歲則稱曰僧臘三十。五十五歲以後也便是我的僧臘，從那一年即民國二十八年算起，到現在纔有六年，若是六十歲，那豈不是該是民國八十八年麼。六十自壽詩如要做的話，也就應該等到那時候纔對，現在還早得很呢，此其二。”

如果說條理由尚可理解為，那是一位閑逸之士不願招惹事非，但求耳根清靜的塵外之想；那麼，第二條理由則頗令人不解，原來這位一直活躍在淪陷區文化圈子裡的人物竟然出家做和尚了？而且出家為僧的時間，恰恰在他五十五歲之後，即1939年之後，這又做何解釋？

返觀史料與史實，周作人自認的所謂“僧臘”之始，卻正是其投日事偽、鋒頭正勁之時。此時，他已經先後出任日繫勢力控制的偽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偽北京大學籌備員、偽北京大學教授兼北大文學院院長、東亞文化協會理事、評議員等一繫列偽職了。在其“僧臘”的第二年，也即1940年12月19日，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31次會議，還正式通過了“特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