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案微痕
周作人的八幅自壽詩手跡
周作人之死與八十自壽詩
周作人的五封遺札
文案遺緒
周作人讀《遊仙窟》
周作人與“珍本叢書”
周作人《雅言》疑案
周作人的蘇州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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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北伐與“北大消滅”
周作人專訪稿發現記
周作人“新聞讀者的苦口談”之講演
周作人“落水”備忘錄
試讀
周作人的八幅自壽詩手跡
◎1934:打油詩中知天命
1885年1月15日,周作人出生於浙江省紹興城內東昌坊口新臺門周宅。到1934年1月13日,其五十虛歲生日將來之際,他按照中國的傳統做壽“做虛不做實”的習俗,用南朝志明和尚“牛山體”的打油詩體式,於1月13日吟詠自己的五十大壽,自壽詩雲: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
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
老去無端玩骨董,閑來隨分種胡麻。
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宅喫苦茶。
詩的大意說周作人前世為出家和尚,今世卻是人世間的居士,已到孔子所說的“知天命”之年。閑來無事就在街頭聽人談鬼,窗下畫蛇;玩骨董,種胡麻;若問這是為什麼,請到寒舍一面品嘗苦茶,一面聽我閑聊罷。此詩表現了周五十歲時的心態與情態,可謂其後半生人生態度的一份宣言書。
詩中的首聯,其實概括了周氏家族中一個流傳的典故。據說在周作人出生當晚,一個族叔外出到半夜纔回來,走近堂內的門時,他似乎看見一個白胡子老頭站在那裡,而周就恰在此時降生,所以周常說自己是“老人轉世”。但其族人們卻以訛傳訛,將“白胡老人”說成是“老和尚”了,因此後來周在其《知堂回想錄》中說:“我做的那首打油詩,普通被稱為‘五十自壽詩’的七律,其首聯雲:‘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即是這個典故。”
又過了兩天,周作人在家設五桌酒席宴請親友,當日,他又用13日做的詩的原韻寫了一首:
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裡蛇。
徒羨低頭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談狐說鬼尋常事,隻欠工夫喫講茶。
周作人這兩首“自壽詩”寫成後,曾在首詩後加了個後序說:“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五十自壽詩,仿牛山志明和和尚體。錄呈巨淵兄一笑。”所謂“牛山體”是指仿南朝志明和尚的《牛山四十屁》詩的風格寫成的。詩寫成後,周開始抄贈友人。首後所加小序中所稱的“巨淵兄”即趙巨淵,他把周抄贈給他的題詩,又寄給了上海《現代》雜志。這本雜志的編者施蜇存和杜衡,也是周的友人,迅即就在當年2月1日出版的《現代》月刊第4卷第4期上,將其影印刊載出來,並改題為《五十誕辰自詠詩稿》,署名知堂。他們為之還專門做了一期“周作人五十誕辰之祝賀”的專版,除此題詩之外,還有周與家人的合影,甚至把他五十壽宴的請帖都影印了出來。
◎1934—1964:八幅題詩三十年
直至今日,就現存的周作人自壽詩手跡來看,從1934年到1964年,從其50歲到80歲的30年間,都一直在以各種方式題贈友人。由此也足見這組詩的聲名遠播,幾乎就成了周一生詩文行跡的代言之作。在目前已知的,共計八幅周氏自壽詩手跡中,除了有一幅自題自留的寫件之外,以及送給趙巨淵的那幅之外,還有六幅題贈友人之作,可以在此約略介紹一下。
這六幅手跡中,其中四幅是後來贈送給日本友人的。其一為款題“武者小路先生哂政”,受贈者為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日本小說家,劇作家。其二款題為“福田先生雅令”,鈐有“知堂八十以後作”印鋻及“甲辰仲秋”的落款,知此書應寫於1964年秋。這位“福田”先生,可能即指福田清人(1904—?),他是當年“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主辦方的日本文學報國會事務局職員。其三款題“關橋先生哂政”,則待考。但從鈐有“知堂五十五以後作”的印鋻來看,這幅題字也作於1939年之後了,當是奉題應酬之作,並非五十歲生辰當年的贈題之作。其四款題“岡田先生哂政”,受贈者可能是岡田武松(1874-1956),日本著名的氣像學家,也曾是東亞文化協議會第二次協議會的日方評議員,在1938年12月的會議議事錄上,曾與周作人同列一冊。
題贈國內友人的那兩幅則比較特別,一幅是周早年贈林語堂的,另有一幅是周晚年贈鮑耀明的。贈林語堂的那幅自不必說,後來引發的眾多文人唱和與爭論的所謂“自壽詩案”,正源出於這幅作品。這場“詩案”的始作俑者,毫無疑問應該是林語堂。此時林語堂在上海籌辦小品文半月刊《人世間》,自任主編,於是借題發揮,大做文章。他特意邀請了很多文人寫詩唱和,並在4月5日出版的《人間世》創刊號上刊出,周題詩手跡的影印件隨之公布出來,周還特別為之重新擬題為“偶作打油詩二首”。同期《人間世》上,還刊載了劉半農、瀋尹默和林語堂的唱和詩。
而另一幅新近公布出來的周作人自壽詩手跡,則是周於1960年題贈給香港友人鮑耀明的。據周1960年10月13日致鮑耀明信,則可約略知道1960年這幅題詩的來龍去脈。信中提及:“命寫舊詩,茲以曲園舊箋(繫曲園後人用舊版新印者,亦已廿年前的事了)寫一通,聊以塞責,隻有墨而無寶也。該箋疑用的是洋紅(?),恐不能付襪,裱了怕沁。”
這幅題詩的確很特別,沒有上款,沒有“自壽詩”之謂,也沒有後來改題的“打油詩”之稱,確實也沒有裝裱,哪怕是簡單的托裱也沒有,隻是兩張原樣的薄薄箋紙。題詩的箋紙確也特別,為紅格信箋,箋右側上方印有“仿蒼頡篇六十字為一章”,左側下方印有“曲園制”字樣。這種箋紙,其實是清末樸學大師俞樾(號曲園)所制;而之所以在民國時代還能用到這種“前清遺制”,則有賴於周作人的學生、俞樾曾孫俞平伯(1900-1990)的重印。
1930年6月,開明書店出版了俞平伯所著《燕知草》,其中就附印了這種箋紙。俞還專門為此撰寫了一篇“出賣信紙”的小文章,其中提到,“我有一種舊版新印的信箋,大家一商量,大可出賣,而且莫妙於沿街兜賣。其時正當十一年四五月間”。可見,這種俞氏家族“舊版新印”的箋紙,早在民國十一年(1922)就面世了;而俞本人手頭存有一些,並將之贈予其師也是人之常情。20餘年後,周應香港新朋友之請,拿這特別的箋紙來寫當年的“自壽詩”,自是別樣風味罷。隻是從箋紙的行格布局來看,一首自壽詩寫完剛好合適,別無空處題寫贈言之類;再以美觀角度而言,著實再也寫不下多餘的行款、題款、落款來了。但就書法的精深醇熟而言,時年75歲的周來寫當年的五十自壽詩,的確已臻至化境,老筆成精矣。
◎1944:出任偽職再打油
以上這八幅自壽詩一一看畢,似乎仍意猶未盡,按常理推測,周作人應該還會有自壽詩的再續之作罷。其實,當周60歲壽期臨近之際,無論是他的故友新朋之間,還是普通讀者之中,也都在揣測與議論,看是否又有所謂“六十自壽詩”之類的新作問世。
1944年9月,周作人果然又輯錄了24首打油詩來發表。發表時特別聲明,這次輯錄的打油詩與六十自壽無關;而且先前的五十自壽詩,也是林語堂“硬說”的,原本也隻是打油詩而已。在這份特別聲明中,周氏竭力說明了不再寫自壽詩的原因,歸結起來,無非有兩個原因,一是“當年那兩首詩發表之後,在南方引起了不少的是非口舌,鬧嚷嚷的一陣,不久也就過去了,似乎沒甚妨害,但是撥草尋蛇,自取煩惱,本已多事,況且眾口爍金,無實的毀謗看似無關重要,世間有些重大的事件往往可由此發生,不是可以輕看的事情。鄙人年歲徒增,修養不足,無菩薩投身飼狼之決心,日在戒懼,猶恐難免窺伺,更何敢妄作文詩,自蹈覆轍,此其一。”二是“大家知道和尚有所謂僧臘者,便是受戒出家的日子起,計算他做和尚的年歲,在家時期的一部分拋去不計,假如在二十一歲時出家,到了五十歲則稱曰僧臘三十。五十五歲以後也便是我的僧臘,從那一年即民國二十八年算起,到現在纔有六年,若是六十歲,那豈不是該是民國八十八年麼。六十自壽詩如要做的話,也就應該等到那時候纔對,現在還早得很呢,此其二。”
如果說條理由尚可理解為,那是一位閑逸之士不願招惹事非,但求耳根清靜的塵外之想;那麼,第二條理由則頗令人不解,原來這位一直活躍在淪陷區文化圈子裡的人物竟然出家做和尚了?而且出家為僧的時間,恰恰在他五十五歲之後,即1939年之後,這又做何解釋?
返觀史料與史實,周作人自認的所謂“僧臘”之始,卻正是其投日事偽、鋒頭正勁之時。此時,他已經先後出任日繫勢力控制的偽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偽北京大學籌備員、偽北京大學教授兼北大文學院院長、東亞文化協會理事、評議員等一繫列偽職了。在其“僧臘”的第二年,也即1940年12月19日,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31次會議,還正式通過了“特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