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魯迅的翻譯 
七十四年“牛奶路”
《死魂靈》五問
死魂靈乎，抑或死農奴乎？
語言學家的解釋
文生社舊事
魯迅與十八世紀的打牌
茅盾與丹麥文學
茅盾的政論詩
歷史的陳跡
郁達夫詩出自唐詩考
郁達夫的《亂離雜詩》
白花
曹靖華的譯著
老舍的舊體詩
模仿與揚棄
車過橫浜橋
聽夏衍一席談
睡蓮
胡風的舊體詩
聶紺弩《散宜生詩》的語言
青山的懷念
世紀的回顧
巴金的後一件工作
愚公“填海”
巴金與石上韶
巴金與彼得羅夫
可敬的實干家
患難之交
季羨林先生與《中國大百科全書》
紀念羅蓀九十冥壽
光明的使者
致霍松林先生信及其回復
無聲的對話
橘園
叔姪
東禪巷風景
回憶靜安別墅
次當編輯
臺北十日
速寫王仰晨
張繼的詩和楓橋的寺
評唐詩三首
窗外的風景
果戈理兩段譯文的比較
對別林斯基批判果戈理的另類反應
莫斯科的文學館
莫斯科的中央展覽廳
雪地上的紅花
悲涼的別墅
維也納回聲
南歐道上
我們的導遊
復活節前夜
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學館

漫談魯迅的翻譯 

今年是魯迅去世七十年，也是他翻譯的《死魂靈》——此書在我國的個中譯本——問世七十年。魯迅是位大家，創作和翻譯是他的兩翼。五四以來，像魯迅這樣集創作和翻譯於一身、並且在兩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的文學家，為數不多，他們是文壇的驕傲，讀者的偶像。 

魯迅的翻譯以短篇居多，大部頭的作品較少；以蘇聯和日本的作家居多，其他國家的較少；而從時代來看，則當代的多，古代的少，然而對於身處十九世紀上半葉帝俄治下的果戈理，魯迅竟然產生越來越強烈的興趣，並因翻譯他的《死魂靈》過於勞累以致不壽，則是的特例。 

魯迅早接觸《死魂靈》，可能已在他的晚年。據他的日記記載，1934年6月24日，他在上海內山書店購得《死魂靈》的日文譯本一冊，這大概是結緣的開始。他稱贊這部小說是“世上著名的巨制”，欣賞作者的纔能，因而繼續留意收集並介紹其作品。7月24日，他有翻譯中篇小說《鼻子》之舉；8月3日，他翻譯日本學人立野信之對果戈理的評論《果戈理私觀》一文，兩者同時在《譯文》月刊的創刊號上發表（時在9月）。8月13日，魯迅又購得德文版《果戈理書信集》兩卷。11月27日，黃源從舊書店為魯迅淘到德文版《果戈理全集》一部，共計六冊，魯迅大喜，在翻閱之餘，產生了與人合作翻譯一套《果戈理選集》的計劃，並把它當作自己的一個夢想。他設想中的這套選集也分為六冊：1）中篇小說集《狄康卡近鄉夜話》。2）《密爾格拉特》。3）短篇小說和Arabeske（即《小品集》）。4）戲曲。5）和6）則是《死魂靈》。由於《譯文》月刊容量有限，不可能給果戈理過多的篇幅，於是他又想到了另行出書，名之為“譯文叢書”，除了果戈理之外，也翻譯出版其他作家的作品。 

事有湊巧，次年2月，鄭振鐸從北平回到上海，在暨南大學擔任教職，並編輯《世界文庫》，由生活書店出版發行。他得知魯迅對《死魂靈》有興趣，就約魯迅把它翻譯出來，交給他在《世界文庫》上逐月刊登，魯迅同意，於是一項大的工程就此開始了。 

1935年2月15日，魯迅試譯了一段《死魂靈》。3月12日，他譯出了初的兩章，約兩萬字，交付鄭振鐸，鄭即安排在《世界文庫》輯發表，並親自登門送來樣書及稿費。此後魯迅每月翻譯兩章約兩三萬字交稿，直到9月下旬，歷時半年，《死魂靈》部十一章全部完工，鄭振鐸也依約分輯刊登完畢。在這期間曾經發生一件嚴重的糾紛，魯迅和鄭振鐸程度不同地被卷入其中，但魯迅沒有把《死魂靈》未刊的譯稿從生活書店撤回，照舊讓它的《世界文庫》發表。他認為中途撤稿，對讀者來說是有悖於譯者的道德的。但《死魂靈》部的單行本，卻交給了文化生活出版社，作為魯迅所夢想的《果戈理選集》和“譯文叢書”之一，於1935年11月出版。 

所謂“嚴重的糾紛”，至今已過去了七十年，當事人都已不在人世，縱有“怨仇”，早已化為一笑而消泯了，此處舊事重提，隻是為了說明與本文有關的重要史實而已。事情須從1934年6月說起。有一天，魯迅邀請茅盾和黎烈文小聚，商談他的一個主意，即編輯出版一種雜志，專門發表翻譯作品，選材要精，質量要高，印刷也要好，以提高當時備受責難的翻譯的身價。茅、黎二人均表贊成，願與魯迅共同作為發起人，並推舉魯迅為主編，另外找來黃源充當編輯。刊物定名為《譯文》，經黃源與徐伯昕交涉，由生活書店出版。每月一期，前三期由三人分頭翻譯，提供稿件，交由魯迅彙總編輯。期於9月16日出版，初印2500冊，供不應求，當月即重印了四次。從第四期開始，魯迅認為黃源見習期滿，“已經畢業”，便把編輯工作移交給他，自己“退居二線”，繼續為《譯文》譯稿寫稿，出主意想辦法。 

1935年8月底，生活書店老板鄒韜奮從國外歸來，見徐伯昕帶病工作，即命他離滬療養，店務由畢雲程代理。徐伯昕主持工作時，黃源已與他約定由生活書店出版魯迅創議的“譯文叢書”，此時黃源惟恐徐的離去會使事情生變，即向鄒韜奮說明，鄒果然否定徐的承諾，拒絕了黃源的要求。魯迅聽說後，叫黃源另找出路，黃轉向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吳朗西、巴金求助，卻一說就成，他們願意出版“譯文叢書”。生活書店聞訊，當即邀魯迅赴宴，宴會一開始，畢雲程就向魯迅提出要撤換《譯文》月刊的編輯黃源，魯迅把筷子一放，說“這是喫講茶的辦法”，拂袖而去。據茅盾的解釋，“上海流氓請人喫茶而強迫其人承認某事，謂之喫講茶”，卻沒有想到魯迅不喫這杯茶，也不能忍受“喫講茶”。 

事情弄成僵局。鄭振鐸出面調解，他提出了折中方案，魯迅接受，但鄒韜奮不肯讓步，於是魯迅苦心經營一年之久的《譯文》，不得不宣告停刊。 

10月4日，魯迅在致蕭軍的一封信中寫道：“那天晚上，他們……是對付黃先生的，這時我纔看出了資本家及其幫閑們的原形，那專橫，卑劣和小氣，竟大出於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雖然許多人都說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測人，實在太傾於好的方面了，他們自己表現出來時，還要壞得遠。”魯迅並且批評了他稱之為“文化統制”的東西。 

關於這件事，自始至終周旋其中的茅盾評論說：“這都是生活書店過分從經濟上打算盤的結果，造成了魯迅後來對生活書店一直有不好的印像。”（《我走過的道路》中冊241頁） 

巴金聽說了這件事，也做出了反應。他原有一冊高爾基小說的譯本《草原故事》在生活書店出版，1935年10月間便把版權收回，讓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印，為此並增寫了一篇《後記》。多年以後，1989年11月13日，他在給王仰晨的信中，承認當時這樣做是“對生活書店有意見（尤其是他們停掉《譯文》月刊之後）”，但“抗戰後形勢改變，我對生活書店的工作有了新的看法，1939年初從桂林回到上海，整理舊作，便把《後記》刪去了。”（這篇《後記》現收入《巴金全集》第17卷第169頁。——劉注） 

後來生活書店方面的徐伯昕養病回滬，自覺《譯文》停刊一事對不起魯迅和黃源，為了作些彌補，他請黃源從《譯文》選出兩本書，另外又請他翻譯一部長篇小說，都由生活書店在抗戰前給以出版（《黃源回憶錄》109頁）。四十年以後，大約是1970年代間，在關於當年《譯文》停刊事件的一次調查中，徐伯昕認為，書店當時要撤換黃源，把問題搞嚴重了，怪不得魯迅十分生氣。他說，黃源在魯迅指導下編輯《譯文》，在困難條件下堅持同國民黨作鬥爭，書店不但不予以支持，反而要撤換他，這種做法對誰有利，不是很清楚了嗎？……像在《譯文》停刊這樣重大問題上同魯迅發生這麼深的分歧，還從來沒有過。“我認為書店在這件事上犯了錯誤，魯迅先生是正確的。”（轉引自黃源所著《憶念魯迅先生》一書105頁） 

1936年3月，在中斷五個月之後，《譯文》復刊，編輯人仍為黃源，但改由上海雜志公司出版。據說輿論仍然不壞，銷量上升至五千份，一度達到六千，甚至超過了《文學》月刊。（見魯迅臨終前二日致曹靖華信）影響所及，翻譯界的風氣也有所好轉，這年4月1日，魯迅在致曹靖華的信中說：“近來有一些青年，很有實實在在的譯作，不求虛名的傾向了，比先前的好用手段，進步得多；而讀者的眼睛，也明亮起來，這是一個較好的現像。” 

魯迅於《譯文》復刊半年後不幸病故，臨終前隻來得及翻閱它的出版廣告，得知《死魂靈》第二部三章發表，卻沒有親見它的全譯本的出版，留下絕大的遺憾。但他創辦的《譯文》不僅加強了外國文學作品的譯介，培養了翻譯人纔，而且帶動翻譯界開始改變風氣，這是多麼了不起的成就。他為了提高文學翻譯水平，采取了引導、示範以及批評等諸種文學的辦法，沒有借用行政的權力和緝私的手段，去對所謂“劣質翻譯”圍追堵截。當年全國的文學翻譯雜志隻有《譯文》孤零零的一家，沒有現在這般熱鬧景像，然而中流砥柱，居然力挽狂瀾，是值得深思的。 

魯迅曾經多次聲明，他之翻譯《死魂靈》，是根據它的日文和德文譯本來轉譯的。不是從俄文原作直接翻譯，而是通過別種文字間接翻譯，在魯迅的詞典中，這叫做“重譯”。魯迅是主張“重譯”的，因為當時文人中懂英文和日文的居多，如果懂英文的隻能翻譯英美的小說，懂日文的不許翻譯非日本的作品，那麼，中國也就沒有上起希臘羅馬下至易卜生塞萬提斯的文學名著的譯本，連極流行的安徒生童話和阿拉伯故事也看不到了，何況即使有人懂得原作的文字，他願不願翻譯、能不能翻譯文學作品，也是問題，更不用說翻譯得好不好了。 

因此，他反對過分強調直接翻譯的方法。他認為重要的是看譯文本身的佳良與否，直接譯或間接譯是不必置重的；即使將來各種名作都有了直接譯本，重譯本面臨淘汰的時候，還要看看新譯本是否比舊譯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譯當作護身的擋牌”。（《花邊文學?論重譯》）魯迅是這樣主張，也是這樣實踐的。他經手翻譯的蘇聯或者俄國的作品，如《表》、《毀滅》、《十月》、《俄羅斯童話》以及普列漢諾夫、盧納察爾斯基等人的論著和契訶夫、果戈理等人的小說（特別是《死魂靈》），都是由德文或日文轉譯而來的。當讀者需要從外國的文學作品中吸取營養的時候，能讓他們坐等懂原文的翻譯家姍姍而來做直接的翻譯嗎？直接翻譯的質量又必定可靠嗎？魯迅曾經指出韓侍桁的矛盾，1935年5月17夜，他在致胡風的信中說： 

看《申報》上所登的廣告，批評家侍桁先生在論從日文重譯之不可靠了，這是真的。但我曾經為他校對過從日本文譯出的東西，錯處也不少，可見直接譯亦往往不可靠了。 

當然，魯迅在進行間接翻譯時，也並不順利，他曾經幾次遭遇無所適從的尷尬。他翻譯法捷耶夫的《毀滅》，手上有英、德、日三種譯本，不想有幾個地方竟然三種譯本都不同，這事情很使他氣餒。在重譯蘇聯女作家綏甫林娜的小說《肥料》時，發現另一個日文譯本的語句頗為不同，不知誰是誰非，以哪一個為依據，他感嘆說：“重譯真是一種不大穩當的事情！”但他不能中途而廢，必須把他的理論和實踐堅持下去。 

時至今日，文壇的情況與1930年代已大不相同，掌握外語的文人大量增加，所掌握的外語的種類也十分多樣，但“重譯”的生存基礎並沒有消失，魯迅的主張仍然合乎實際，沒有過時。我們隻要看一看幾本名著的譯本就行了，比如說托爾斯泰，他的《戰爭與和平》，可讀的仍然是董秋斯的譯本；《安娜?卡列尼娜》，受歡迎的仍然是周揚的譯文；《復活》以汝龍的本子為優，但他主要是根據它的英譯本重譯的。當然，這幾種譯本後來都對照著俄文原著做了校訂，作過某些潤飾，但它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並沒有也不可能被取代。文學翻譯與外交文件、醫學著作、法律契約或者數學教材等等的翻譯是不同的，不是簡單的“忠實”或“準確”二字可以打發的，它首要的任務是把文學作品翻譯成文學作品；翻譯的小說像小說，詩像詩，而不是敷衍出字字準確、句句無誤的考生的試卷。魯迅曾經說過一句非常激烈的話，他說一切翻譯，“錯誤是百分之九十九總在所不免的，可以不管。”（1935年9月8日致徐懋庸信）這不是在提倡“拆爛污”，而是提醒從事文學翻譯的人不要忘了根本，把大作家的小說翻譯成考生的試卷，纔是的失誤。 

與此相聯繫的，魯迅又主張“復譯”。看準了一部外國作品，自信能把它譯好，你動手就是了，無論是直接譯還是間接譯，無論有沒有別人的譯本，都不要畏縮，出版後可以一比高低。關於這一點，他在1935年2月初在致黃源和孟十還的信中都加以強調；他還進一步指出，後出的譯本如能吸收已有譯本的長處，加上自身的新心得，也許會造就為一種近於完全的定本。他認為翻譯界常有胡亂動筆的譯本，但要“擊退亂譯，誣賴、開心、嘮叨，都沒有用處，的好方法是又來一回復譯，還不行，就再來一回……所以譏笑復譯的，雖然表面上好像關心翻譯界，其實是在毒害翻譯界，比誣賴、開心的更有害，因為他更陰柔”（《且介亭雜文二集?非有復譯不可》）。 

魯迅還主張“直譯”。所謂直譯，不是把“跪下”翻譯為“跪在膝之上”，而是注意輸入新的表現方法。這些輸入的外來的東西，經過若干時日的消化之後，可以被我們據為己有。在剛輸入時，它們是不“順”的，但據為己有後，它們中的一部分將從不順而轉化為順；有一部分實在不能轉化，就會被淘汰。（參見《二心集?關於翻譯的通信》）魯迅的這一表述，澄清了他的容易為一般人所誤解的觀點，他在翻譯中並不是推崇“不順”而反對“順”，相反，他是暫時容忍“不順”，他的終極目的仍然是“順”。但他經常使用的是意義相同的另外一個字眼：“流利”，或者“流暢”。他在評論別人譯文的優劣時，首先著眼於譯者的文筆是否流利；在修改自身的譯文時，所要達到的滿意的目標，便是流暢。從1920年代以來，他的觀點一直沒有改變。 

魯迅自稱，每當他動筆翻譯之前，先考慮這樣一個問題：是使原文“歸化”，還是盡量保存洋氣？他認為，既然是翻譯，其目的在於博覽外國作品，不但移情，還要益智，因此，完全歸化是不可以也是不可能的。必須兼顧兩方面，一方面力求易解，另一方面要保存原作的豐姿，即原有的異國情調，也就是洋氣；而要做到這一點，非直譯不可。打開《死魂靈》，讀者首先可以看到，他在書中翻譯的人物的姓名，有不少相當古怪，比如“乞乞科夫”，“胚土赫”，“且潑拉可夫”，“潑留希金”以及“梭巴開維支”等等，用的字與一般姓名用字的習慣不大相符。他這樣做顯然是為了保存洋氣。他很早就有一個主張，反對在翻譯作品中讓外國人用上中國人的姓。例如王爾德姓王，高爾基姓高，高爾斯華綏也姓高，兩高成了本家了，他對這種現像是加以嘲笑的。他也反對用花草一類字眼或者帶絲旁、女字旁的字眼作為女性的名字，認為這樣做有損於婦女解放、男女平等思想的宣傳（見《華蓋集?咬文嚼字》一文）。但他的這個主張遭到了趙景深的批評，於是魯、趙二人打起了筆墨官司。 

其實魯迅的這一主張，他本人並沒有全面實踐，他有時故意把外國人的姓名弄得古裡古怪，同時也有背離自設的規範的行為，我們不妨認為他無力貫徹自己的主張。例如他翻譯的《死魂靈》的序言，其中就出現了裴倫、夏杜勃良、霍夫曼、莫利哀等人的名字，他們都戴著中國人的姓。也許可以辯解這樣做是遵循“約定俗成”的原則，應該沿用既有的譯名，但是，這正好也說明了他的主張是有缺陷，是難以照辦的。 

數十年之後，北京的一些翻譯機構，為了消除出版物上譯名混亂的現像，實現統一，紛紛制定“譯音表”，有的甚至編輯出版人名、地名的對照表，譯者到時照抄就是了。而作為標準的譯名，卻采取趙景深的辦法，起用《百家姓》，人物盡量姓中國人的姓氏，女人的名字多用草字頭或者絞絲旁、女字旁的字眼，翻譯界幾乎全國一律。這個措施宣告魯迅的主張的完全失敗，後人願意接受趙景深的辦法，無話可說。 

除了人物姓名的保存洋氣之外，魯迅在譯文中還拒絕中文的陳詞濫調。《死魂靈》中有一句問話，某譯本翻譯為：“什麼風把你吹來的？”魯迅則譯為：“什麼引你到這裡來的？” 

下面是一個長句子的兩種譯法，其中包含著許多不同，魯迅的譯文是： 

……他的性格是剛強的……如果和他的意見相反，他也決不贊成。他不肯稱愚蠢為聰明，尤其是別人吹起笛子來，他決不跳舞。但到結束，卻顯出他的性質裡有著一點柔弱，馴良，到底是對於他首先所反對的變了贊成，稱愚蠢為聰明，而且跟著別人的笛子，做起非常出色的跳舞來了。他們以激昂始，以丟臉終。 

某譯本則為：……看來他絕不會同意顯然違背他想法的意見，絕不會把蠢家伙叫做聰明人，特別是不會答應讓人牽著鼻子走；可是鬧了歸齊，在他的性格中總是會露出柔順的本色，他恰巧正是會贊同他曾經反駁過的意見，把蠢家伙叫做聰明人，接著就讓人牽著鼻子走，而且再聽話也沒有的了。總而言之，他是一個虎頭蛇尾的人。 

這裡不想比較兩種譯法的好壞，隻請讀者看魯迅是怎樣吸收外來的表現法，在譯文中保存洋氣，並拒絕亂用、濫用成語的。 

魯迅在翻譯《死魂靈》之前，大致把它讀了一遍，覺得寫法平常，沒有加以細究。他承認自己當時太小看果戈理了，以為他的作品容易譯，不料很難，因而叫苦不迭。1935年5月17日在致胡風的信上說：這幾天因為趕譯《死魂靈》，弄得昏頭昏腦。果戈理的“諷刺是千錘百煉的，其中雖無摩登名詞（那時連電燈也沒有），卻有十八世紀的菜單，十八世紀的打牌，真是十分棘手”。6月28日又向胡風訴苦說：“譯果戈理，頗以為苦，每譯兩章，好像生一場病。德譯本很清楚，有趣，但變成中文，而且還省去一點形容詞，卻仍舊累墜，無聊，連自己也要搖頭，不願再看。翻譯也非易事……”8月24日，他告訴蕭軍：《死魂靈》的作者“常常要發一大套議論，而這些議論，可真是難譯，把我窘得汗流浃背。這回所據的是德譯本，而我的德文程度又差，錯誤一定不免，不過比起英譯本的刪節，日譯本的錯誤更多來，也許好一點……” 

在這種情況下，他翻譯的進度比較緩慢，“化了十多天功夫，纔把二章譯完，不過二萬字，卻弄得一身大汗，恐怕也還是出力不討好。此後每月一章，非喫大半年苦不可，我看每一章一萬餘字，總得化十天功夫……”（1935年3月16夜致黃源信） 

盡管如此，他在細節或者個別字眼上仍不肯馬虎。他雖然不怕被人說錯誤，但努力避免錯誤。大家知道，魯迅在翻譯蘇聯作家班臺萊耶夫的中篇小說《表》時，文中有個叫做gannove的詞把他難倒了，不知道是什麼意思，遍查不得，為之日夜不安。譯文發表半年以後，他終於查出了它的意思是“小偷”，於是在《譯文》上用整頁的篇幅，鄭重其事地向讀者作了更正。在翻譯《死魂靈》時，他同樣遇到了幾個德文，一時沒有查出意思，就用譯音的辦法和注解的方式告訴讀者，以備今後訂正。這就是第八章中的一句話：“一張名片，如果那名字是寫在忒力夫二或是凱羅阨斯上面的，那就是神聖的物事。”什麼叫做忒力夫二？什麼又叫做凱羅阨斯？原來是德文的Treff-Zwei和Karo-Asz，也就是撲克牌裡的“梅花二”和“方塊愛司”。可惜他來不及親自予以更正，後人編輯出版他的譯本時也沒有在這裡補寫幾個字，聽任他的遺憾保留至今。 

七十年來，《死魂靈》的中文譯本已繁衍出將近十種，其中以魯迅的譯本歷史為悠久，影響也。由於當時工具書的欠缺以及魯迅所依據的德文和日文譯本存在的缺陷，魯譯本難免有各種不足，這已成歷史事實，無可挽回。作為讀者，我們贊同魯迅的主張，希望有更優秀的復譯本出現，在魯譯本的基礎上提高一步，集合各家的優點，並融入本身多年研究的心得，鑄成一個“定本”，早日流行於天下。 

（2006年6月於北京） 

七十四年“牛奶路” 

魯迅先生批評趙景深翻譯的“牛奶路”，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的事，相隔已有七十餘年，而某些批評者對它的興趣至今不減，仍時不時地把它拿出來嘲弄一番，以揭露其無能。不過從他們的筆下可以看出，他們對它的來歷若明若暗，幾個基本事實也沒有弄清楚，人雲亦雲，不免有美中不足之嘆。 

所謂基本事實，，趙景深原始的譯文並非“牛奶路”，而是“牛乳路”，它出自趙譯柴霍甫短篇小說集《悒郁》中的《樊凱》一篇，全句的譯文為：“天上閃耀著光明的亮星，牛乳路很白，好像是禮拜日用雪擦過的一樣……”（見此書第53頁，開明書店1927年6月出版）。奶、乳二字雖是同義，但字面不同。 

基本事實之二：早在魯迅批評之前一兩年，“牛乳路”已修改為“天河”。這一修改是在趙景深翻譯“柴霍甫短篇傑作集”期間完成的，具體時間約在1928、1929年之間，遲當在此書出版的1930年5月之前。以上所說短篇傑作集的譯文約百餘篇，分為八卷，仍由開明書店出版；它的第五卷《孩子們》又把《樊凱》收入其中，並重新翻譯了一遍，那個肇禍的句子修改為：“天上閃耀著明星，天河清晰得好像在假日掃去路上的殘雪似的……”（見第81頁）這一修改並非魯迅的批評所促成，而是譯者自覺的行為，是在“牛奶路”與“天河”之間作了選擇，在重新翻譯中權衡優劣後作出的結果。至於認定譯者重新進行了翻譯，那隻要比較一下新、舊兩種譯文就可看出。 

第三個基本事實是：魯迅批評“牛奶路”的文章《風馬牛》初發表在1931年12月20日出版的《北鬥》雜志上，距離它的修改已有一兩年之久。如果1927年出版的《悒郁》那時仍在市面上流行，讀者有可能明白魯迅先生批評的矛頭所向，否則，就會莫名其妙，因為他的批評，在一定的範圍內，已落後於現實的變化；就其部分而言，則失去了瞄準的靶標。 

當然，或許有人會說，魯迅先生即使是在批評趙景深的歷史錯誤，或者是已經改正的錯誤，並沒有什麼不妥。既然有了錯誤，白紙上印了黑字，無論是歷史的還是現行的，都應予以批評；一次不夠，大可以再來一次，被批評者虛心聽取就是了。 

言之有理。又過了一年，即1932年12月，對於趙景深及其“牛奶路”，魯迅先生仍沒有忘記，而且意猶未盡，果然再來一首古體五言絕句：“可憐織女星，化作馬郎婦，烏鵲疑不來，迢迢牛奶路。”書以贈人，同時批趙，提供了一個說不盡的話題。 

翻譯中僅憑一字之錯，贏得了魯迅先生的兩篇文章一首詩，甚至伴著他的不朽而留下千古的笑柄，在當時的文壇上，除了趙景深之外，似乎沒有第二人。那麼，“牛奶路”究竟錯在哪裡？這個錯誤又有多大的嚴重性，值得如此關注呢？ 

Milkyway，橫跨夜晚晴空中的一條乳白色星帶，英國人和俄國人稱為“奶路”，中國人叫它“銀河”、“天河”，隻是叫法不同。在文學作品的翻譯中，可以意譯，也可以直譯。魯迅先生在上述《風馬牛》文中認為它可以翻譯為“神奶路”，但同時又為“牛奶路”開脫，說是因為“白種人把一切奶都叫做Milk，我們看慣了罐頭牛奶上的文字，有時就不免於誤譯，是的，這也是無足怪的事”。 

既然如此，那麼這個誤譯所造成的後果，到底有多麼嚴重呢？魯迅先生又說，對於像趙景深這樣的於翻譯大有主張的名人，有些“牛頭不對馬嘴”的翻譯，可以“當作別人的一點談助，並且借此知道一點希臘神話而已”。 

所謂談助，大多是有趣的材料；當然，對於別人是有趣的，當事人不會開心。原來“牛奶路”錯誤的嚴重性僅限於此。從這裡也可看出魯迅的批評是手下留情的，用心也是好的，畢竟當年的趙先生還是個未到而立之年的小伙子。這也是第四個基本事實。 

小說家描寫“牛奶路”與天文學家論述“銀河”，意義是無法相比的，前者是寫景，畢竟與國計民生無關，即使有錯誤，也隻是提供談助而已。而區區一個字眼之能掀起持久不衰的風波，原因之一恐怕在於它背後所隱藏的翻譯觀點的某些分歧，而首先挑起事端的，可能是趙景深。1928年10月，他在《拜倫與婀迦絲朵的戀愛》一文中不點名地批評魯迅關於外國人名翻譯的見解：“記得某名人曾反對以花草的字眼來譯女人名字，這在女性中心說或是男女平等說的人看來，自然有他的充分理由，但我卻處處為看不慣譯文的人著想，在男女譯名上加一點分別，也未始不是便利讀者的事。”這裡的“某名人”即指魯迅，他在1925年2月寫了一篇《咬文嚼字》（後收入《華蓋集》），指出“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主張男女平等的男人，卻偏喜歡用輕靚艷麗字樣來譯外國女人的姓氏：加些草頭，女旁，絲旁……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介紹世界文學的文人，卻偏喜歡使外國人姓中國姓……”魯迅在這裡隻是談翻譯中的一種現像，沒有使用任何不敬的詞句，趙景深的文章就顯得有點氣勢了，“某名人”，“看不慣譯文”，都帶著刺激性。 

1931年2月，趙景深在一篇《論翻譯》的文章（發表於《讀書月刊》卷第六期）中繼續發揮他的翻譯外國人名的主張，針鋒相對地表示愛給外國人加上一個中國的姓，男女的譯名也有分別，聲稱“這並不像社會問題大家的意見那樣，是侮辱女性或是主張男女的根本差，隻是為了使讀者一目了然，容易記憶”。為了翻譯人名，甚至於根據《百家姓》列出一個表，附在文末。 

1928年趙景深還寫了一篇文章，叫做《讀書雜記》，批評茅盾在《小說月報》上編譯的“海外文壇消息”的六處錯誤，同時批評魯迅翻譯的《文藝政策》正文與附錄的馮雪峰的譯文人名譯法的不統一，“這對於讀者是很不方便，容易誤會成兩個人的。” 

而引起魯迅無法繼續容忍下去而起來反擊的，是趙景深在上述《論翻譯》中的這一段話：“我以為譯書應為讀者打算……譯得錯不錯是第二個問題，要緊的是譯得順不順。倘若譯得一點也不錯，而文字格裡格達……其害處當與誤譯相差無幾。”他主張把嚴復的“信、達、雅”的次序調整為“達、信、雅”。魯迅認為趙景深這番言論是在拼死命攻擊“硬譯”，並把它的“精義”歸納為“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加以抨擊。他的激烈的言辭當時不見得給對手造成傷害，卻在舊貌換新顏以後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嚴重後果。但那是後人推波助瀾變本加厲的結果，恐怕不能把賬算到魯迅頭上。 

其實魯迅並非不要“順”，否則，他翻譯的《死魂靈》還能拿得出手，還能受到讀者的歡迎嗎？認為魯迅單純強調“硬譯”而排斥“順”，是一種偏見或者誤解。僅就1929年而言，他在一些場合也曾從流利、順暢的角度來要求譯文。例如這一年6月21日，在致陳君涵的信中，他指出陳所翻譯的契訶夫的劇本《蠢貨》“直譯之處還太多，因為劇本對話，究以流利為是”。同年9月，他又在《小彼得》的譯本序中說道：“……凡學習外國文字的，開手不久便選讀童話，我以為不能算不對，然而開手就翻譯童話，卻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譯，令讀者看得費力。這譯本原先就很有這弊病，所以我當校改之際，就大加改譯了一通，比較地近於流暢了。”11月8日致孫用信，他稱贊《勇敢的約翰》“譯文極好，可以誦讀”。以上種種，恐怕不能說不代表魯迅先生對於翻譯的看法，因此，說魯迅不要“順”，隻有梁實秋、趙景深等人纔主張“順”，是片面的，與事實不符。 

我倒認為“牛奶路”這一譯法實在是不順的表現，因為不合漢語習慣的表達方式和構詞規範。牛奶是液體，是食品，又是商品，可以說牛奶公司，牛奶貿易，牛奶房，牛奶罐，或者牛奶酪，牛奶糖，甚至可以說牛奶浴，牛奶池；如果說牛奶山、牛奶林，那就不通。拋棄“牛奶路”而取“天河”，纔算通順。凡是批評或者嘲笑“牛奶路”的，實際上是批評或者嘲笑它的不順，主張順者大概也是因為它的不順而修改之，應該說，雙方在求順這一點上是不謀而合的。 

趙景深對於魯迅先生的批評，長期處於不加聲辯的沉默之中，但他並非沒有反應。1936年2月或者更早，他在《文人剪影》一書中為魯迅剪影時，說了一些閑話，然後寫了這樣一段文字：“他對於小說的翻譯重信而不十分重達，我則重達而不十分重信，可是現在他的譯文也重起達來，而我也覺得不十分重信是不大對的了，雖然我已經很早就擱下了翻譯的筆。”現在看來，實際情況恐怕確實如此。 

1976年10月20日，趙景深在一封致友人的復信中，回答當年受到魯迅批評的事，一方面為誤譯進行自我批評，另一方面說明事實，否認魯迅所歸納的“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是他的意思，他說他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從他的《論翻譯》一文來看，事實確也如此。魯迅的歸納和瞿秋白據此而作的進一步的提煉（“寧錯而務順，毋拗而僅信”），皆非趙景深的觀點。 

1936年10月魯迅先生去世，1985年1月趙景深先生告別了人間，“牛奶路”的事件至此應該結束了吧，然而，批評趙景深的喧囂仍然不絕於耳；另一方面，隨著時代的進展，出現了為趙景深辯護和對魯迅進行反批評的聲音。這種現像不足為怪，因為不平則鳴，歷來如此，不過請不要忘記上述的第二個基本事實。“牛奶路”早已被趙景深自覺拋棄，揪住不放是無知，終將招來讀者的厭煩；矯枉過正，反過來認為它傳達了什麼“文化意像”而加以美化，這豈不是在貶低或否定趙景深當年修改的意義了嗎？ 

回顧歷史，文學翻譯中的錯誤是難以避免的，即使是名家也有失察或者失手的時候，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就拿現代文壇的人物來說吧。據茅盾回憶，郭沫若翻譯的《茵夢湖》，被人指出錯譯十多處，《少年維特之煩惱》的譯文也遭到批評，郭沫若大怒，寫信指責發表批評的編輯者是“借刀殺人”；1922年，茅盾本人在《小說月報》撰文介紹英國詩人雪萊時，曾經把“無神論”錯譯為“雅典主義”，成仿吾做了一篇長文加以嘲笑，激起魯迅的不滿，認為這是創造社對於文學研究會的“攻擊”（見《上海文藝之一瞥》）；而魯迅翻譯的《毀滅》，單是序言中的幾段，瞿秋白就開列出了九個地方需要加工或修改（魯迅：《關於翻譯的通信》）如此等等，實乃頑癥與通病。有了錯誤，改正就是了，茅盾說得好：“……我想，讀者自會衡量輕重，辨明是非，不會因為錯譯了一個字就否定整篇文章，更不會因之否定我這個人。”（《我走過的道路》上冊217頁）對於其他人，包括趙景深在內，似也應該采取此種態度。 

趙景深先生在文學翻譯事業中的成就是無可否認的，是他個把契訶夫的百餘篇短篇小說翻譯成為八卷出版，幾乎可以稱為全集，但他不願用全集之名。是他個於1932至1933年把《格林童話》全部翻譯成為中文出版，共計13卷。而早在1923年，他就開始翻譯安徒生的童話，後來編為6部（即《無畫的畫帖》，1923；《安徒生童話集》，1928；《安徒生童話新集》，1929；《月的話》，1929；《皇帝的新衣》，1930；《柳下》，1931），據粗略的統計，數量超過40篇。今年是安徒生誕生200周年，他的作品在中國已廣泛流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凡有書店，定有安徒生童話的譯本出售；而在它們的翻譯者的群體之中，趙景深是屬於先鋒之列。今天已經買不到他的譯本了，但他當年的努力並沒有白費，在時代的腳步聲中，可以聽到他的呼吸。 

（2005年2月10日）